最近网上疯传《杜甫爆红外网》（以下简称《爆红》），文章中反复强调：“杜甫是中国的莎士比亚”。不少文学专家竟默认这个说法，让我吃惊：杜甫怎么可以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于是感到，很有必要谈谈“杜甫与莎士比亚”——普及“基础知识”，让《爆红》作者及支持或默认《爆红》说法的那些人补上这一课。
《爆红》的作者与支持或默认《爆红》说法的人有所不知：杜甫与莎士比亚没有可比性，两人彪炳史册的成就，在内容上、性质上、价值上以及产生的深远影响方面并无共同之处。
杜甫是个诗人，而且是个纯粹的诗人。不像其他诗人有名篇文章传世，例如陶渊明、陈子昂、柳宗元、杜牧、欧阳修、范仲淹、苏轼等人，不仅诗与日月同辉，还有文与春秋同在。杜甫仅以其诗篇的成就名世，被人誉为“诗圣”。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虽然写得很好，甚至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但莎士比亚之所以被认为是西方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是终结了文艺复兴运动的文化巨匠，是引发启蒙运动的思想先驱，主要是源于莎士比亚那些无与伦比的优秀戏剧。对这个问题，凡是了解西方文学史、了解西方文化史、了解人类近代史的人都知道。
所以《爆红》拿西方的戏剧家莎士比亚比拟中国的诗人杜甫，显然是很不恰当的，不能因为都是文化名人就可以扯到一起；不能因为莎士比亚在世界上很有名，为了文化输出，就可以用莎士比亚的盛名映衬杜甫的伟大。一个英国戏剧家怎么能映衬一个中国诗人呢？何况两人即便在中西方各自的文化领域里，其贡献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下面分别谈谈这个问题。
（一）
莎士比亚的贡献，不仅仅是他创作了堪称经典的十四行诗；不仅仅是创作了世无其匹的大量戏剧。更重大的贡献是文化意义上的，历史意义上的。莎士比亚用其作品终结了一个时代，开辟了一个时代。
（1）莎士比亚作品中涵有的卓越思想是文艺复兴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集大成者。从而对文学是人学这个理念赋予了更丰富、更深邃的思想。为后来以人道主义为灵魂的西方文学的辉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创作借鉴与思想启示。
（2）莎士比亚的戏剧以其“集大成”的无比力量“终结了文艺复兴”的同时，为欧洲启蒙运动的到来埋下了影响巨大的“伏笔”！为什么这样说呢？这要从文艺复兴运动谈起。
（3）中国读者所知道的文艺复兴都是教科书上恩格斯的评价：“这是一次人类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恩格斯的这个说法基本符合历史事实。文艺复兴确实是人类历史上一场规模宏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化运动——从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的“第一天”，前后历时将近三百年。
文艺复兴是一场全方位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各个领域里都出现了巨人。
例如“文学三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都在西方文学史上光彩照人；例如拉伯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都堪称世界文学巨匠。
例如“艺术三杰”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都是世界艺术天幕上永远闪烁的明星。
例如文艺复兴中的科学家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对人类近现代科学的形成与发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4）然而人世间的事，只要存续时间久了，过分了并出现极端，就会走向其初衷的反面，就会从健康的走向病态的；从积极的走向消极的；从进步的走向反动的；这是人类的经验，也是一个简单的哲学常识。
文艺复兴没有“违背”这个常识。文艺复兴运动波澜壮阔几年后，便逐渐出现了“初衷的反面”现象，这种“初衷的反面”现象后来愈演愈烈，构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恩格斯说的文艺复兴，仅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纬度，当然是一个光辉灿烂的纬度。但恩格斯所概括的，并非文艺复兴时期整体的社会风貌，只是那个时期的一部分，当然是代表进步力量的一部分；这个时期的社会，还有不为中国人知道的另一个纬度：很不光彩，甚至很丑陋，几乎葬送了文艺复兴运动的伟大成果，几乎把欧洲人引向堕落、贪婪、病态、苦难的深渊！
谈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若缺了人们讳莫如深的另一个纬度，就是残缺的、不完整的历史。十四世纪后持续将近三百年的文艺复兴，并非像理论家描绘的那样——是发端于个性解放、思想解放这样的伟大动机；并非在追求进步与发展中一往无前、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文艺复兴运动的起步没有豪迈的口号，没有鲜明的旗帜，更没有“组织与领导”。
文艺复兴之所以发生，不是出自崇高理想与伟大目标，仅仅因为欧洲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人类还有另一种自由自在的幸福生活，与当时欧洲人的现实生活形同天壤之别！于是欧洲人提出“要过凡人的幸福生活！”于是文艺复兴运动爆发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世俗，就这么人性化。
后人总结文艺复兴的那些冠冕堂皇的描述，那些洋溢着崇高目的与伟大理想的“追求人的解放”“追求个性解放”“追求思想解放”“弘扬人文主义精神”“砸碎中世纪的枷锁”等豪言壮语，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运动，实际上是发源于欧洲人再平常不过的世俗生活的需要！
文艺复兴是从意大利兴起的。意大利人在阅读十字军东征从阿拉伯世界带回来的关于古希腊的史书时发现：一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人，在自由自在的环境中生活，日子过得那么愉快，那么幸福！他们可以自由恋爱，自由婚姻，自由成家立业，自由地干自己愿意干的事。古希腊人的这种自由、愉快、幸福的生活，让长期备受教会禁欲主义之苦的意大利人大开眼界：人原来可以这样幸福地活着！数百年来一直沉睡在禁欲主义中的意大利人由此觉醒了，他们从古希腊人的生活中获得了新的人生灵感，开始对眼下的生活不满，开始从内心里不满禁欲主义剥夺了人的天性愉快，开始怀疑教会的做法破坏了人间的幸福。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古希腊文化远在公元前就毁于外夷入侵的战火中。值得庆幸的是，阿拉伯人在古希腊的黄金时期就把承载古希腊文化的书籍全部带回阿拉伯世界去了。十字军东征时，从阿拉伯世界取回了承载古希腊文化的书籍。于是欧洲人从这些带回来的书籍中，惊讶地发现灿烂的古希腊文化与让人神往的古希腊人的幸福生活。这便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的“复兴”一词的由来。也就是说，古希腊文化因为毁于战火在欧洲中断了一千多年！文艺复兴中的“复兴”是源于阿拉伯人对古希腊文化的珍藏。学界很多人认为今日的欧洲文化是古希腊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其实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至于说人类现代文明是古希腊文化在欧洲延续中的发扬光大，更是牵强附会了。这个问题以后在另一篇文章中再谈吧，这里不赘。
阅读承载古希腊文化的史书，引发了意大利人的精神躁动。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首先用他的诗篇，发出了响彻欧洲大地的呼声：“我不想成为上帝，我是凡人，我要过凡人的幸福生活！”这个呼声不仅是对教会禁欲主义的抗议，也表达出了意大利人乃至教会统治下的全欧洲人追求幸福的心声。于是“我要过凡人的幸福生活”迅速传遍欧洲大陆，遂成汹涌澎湃的世俗文化运动。
很多艺术家、文学家、理论家，通过自己的作品，宣扬情欲是人的本性，压制情欲便是摧残人性；情欲是人生活的主旋律；重视情欲、释放情欲、满足情欲，是符合人道思想的，是人生的核心意义。人活着就是为了满足情欲的需要。
（5）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广阔发展，长期受到压抑的欧洲人的情欲，就像开了闸门的洪水一样，以不可阻挡之势淹没了教会关于禁欲主义的陈规陋俗。
于是，欧洲人从先前的禁欲主义中解放出来，在欲火燃烧的时风中愈演愈烈为纵欲无度。社会出现了情欲泛滥的现象。上流社会的人们津津乐道自己与人通奸的经历，竟成为一种社会时尚。情欲之火随时随地都在欧洲大陆各地燃烧。在不可阻挡的情欲主义泛滥中，堕落、贪婪、懒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物质主义等腐朽思想呈浊浪涛天之势，猛烈地腐蚀着欧洲人的品质、品格及精神世界。道德败坏、世风日下、醉生梦死，是文艺复兴中期以后的欧洲普遍的社会现象。有识之士担忧：欧洲人在重蹈古巴比伦灭亡的覆辙。
历史上的古巴比伦不是灭亡于外夷的入侵，而是灭亡于自身的举国泛滥的病灾：古巴比伦在国王的倡导下，卖淫生意兴旺发达起来。这种兴隆的卖淫生意，确实带来了其他行业的生意繁荣。但是性病却在卖淫生意的兴隆中潜滋暗长，不久巴比伦开始走进不可收拾的性病灾难。由于古巴比伦时没有任何办法能医治性病，全国范围的性病泛滥，使身强力壮的古巴比伦人渐渐地在性病成灾中变成了病秧子。很多人在盛年就死于性病。不可遏制的性病灾难，终于导致曾经强盛无比的巴比伦迅速衰落。外夷入侵巴比伦时，不过是给了这个腐朽在性病中的国家最后一击罢了。所以古巴比伦灭亡，成为国家毁于欲火焚身的一个著名案例。
然而欧洲人是幸运的。当“我要过凡人的幸福生活”点燃了欧洲人的欲火并持续燃烧了二百多年后，莎士比亚出世了！
（6）这个出生在美丽的埃文河畔的商人的儿子，当过兵，干过乡村教师、剧团的马夫、配角演员、导演、剧作家，以及上流社会的股东。丰富多彩的阅历，也丰富了莎士比亚的思想——这种博大精深的思想最终都体现在他的戏剧创作中。
十七世纪的第一天，莎士比亚向英国，也向欧洲贡献了他一生最杰出的代表作《哈姆莱特》。
如果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是《哈姆莱特》永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所在；那么，“哈姆莱特命题”——“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应该考虑的问题”，则是《哈姆莱特》永恒的思想魅力所在。
《哈姆莱特》的问世，就像十七世纪的欧洲上空炸响了一声震撼万家的春雷！长时间沉湎于醉生梦死中的欧洲人终于被惊醒了：
是啊！——活着，还是死去？这确实是每一个人都应该面对、都应该考虑的人生问题！人活着难道就是为了满足情欲的享乐？人活着停留在情欲的层面上，与动物还有什么区别？如果活着没有意义，与死去有什么区别？人为什么活着？人应该怎样活着？……
“哈姆莱特命题”引发了整个欧洲人的思想觉醒。曾被情欲赶走了的理性终于在《哈姆莱特》的轮番上演中、在“哈姆莱特命题”震撼人心的思考中，又复活在欧洲人的心智活动里了。
理性的复活，是十七世纪欧洲科学迅猛发展的主要力量。理性的复活——经过一个世纪的思想演变，引发了遍及欧洲大陆与英伦三岛的启蒙运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为人类现代文明社会的成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保障与精神力量。人类从此开始稳步走向现代文明社会。
（7）所以2016年，某大学邀请我讲“纪念莎士比亚四百年”时，我的讲题是《莎士比亚不仅仅是一座文学丰碑》：莎士比亚终结了文艺复兴运动，挽救了在文艺复兴的情欲泛滥中走火入魔的欧洲人，为欧洲后来的伟大启蒙运动埋下了“伏笔”。如果说没有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便不会有繁荣、发达、昌盛、进步、洒满阳光与鲜花的“昨日的世界”；那么，没有莎士比亚的伟大“伏笔”，便不会有欧洲的启蒙运动；没有莎士比亚，欧洲的历史便会是另一番模样了！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固然是西方文学史上的瑰宝；莎士比亚的戏剧固然树立了西方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但莎士比亚作品涵有的思想，远远超出了文学艺术界，在西方文化史上，特别是在人类近现代文明演进过程中，莎士比亚的作品贡献了伟大的思想力量。所以莎士比亚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还是伟大的思想家，是人类从近代走向现代社会的伟大先驱。所以说，莎士比亚是属于全人类的。
（二）
杜甫在中国是个家喻户晓的诗人。从官宦文人，到农夫村姑，没有人不知道杜甫的；没有人不能吟诵杜甫诗的。
一千二百多年来谈杜甫诗的文章车载斗量。后人谈杜甫诗不是炒冷饭，就是重复旧说，鲜有谈出点新意来的。笔者不敢逞能高谈阔论杜甫诗；仅以谦卑的求实态度表达一点自己的浅见，以示本文的立意：“杜甫与莎士比亚没有可比性”。
（1）杜甫诗涵有的人道主义精神，是杜甫留给后人最宝贵的文学思想遗产。
然而中国学界谈杜甫诗的所有文章与专著，都首先认为：
杜甫诗是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杰出代表。杜甫诗所以被誉为“诗史”，那是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结出的硕果。杜甫存世的一千四百首诗中，大部分是现实主义思想创作的叙述诗。
但是学界流行的这个用现实主义概括杜甫诗的说法虽然是主流，却并未进入杜甫诗的思想艺术天地。
众所周知，所谓现实主义就是：“用客观的、冷静的、真实的方法，反映真实的生活；用典型的环境，突出典型的人物”。典型的环境与典型的人物都是从实际生活与现实社会中提炼出来的。所以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方法，就是在文学艺术创作中坚持真实的原则，讲究真实的思想方法。这个思想方法简单说就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并非照搬生活，而是指艺术创作的结果要符合道理、符合情理、符合逻辑——塑造的人物让人感觉是真实的；设计的情节让人感觉是真实的；表达的情感让人感觉是真实的。于是，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方法是每一个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人都知道的、最起码的文学艺术创作常识。这个常识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的中西方文学艺术界，大家就已经知道了。只是没有人把这个常识概括为现实主义这个标签罢了。中国古代文人甚至认为，写文章只要真实，便成功了一半。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里也突出了真实是诗学的首要原则。
在十九世纪的理论家们发明的现实主义这个标签之前，世界上已经存在的很多文学名著，哪一部不是以真实——现实主义为前提的？《金瓶梅》《红楼梦》的作者一辈子也没听说过现实主义这个说法，但这两部书却是以真实——现实主义为灵魂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所以，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家们视为文学艺术创作圭臬的现实主义，其实是一句不说大家都知道的废话。但是，凡废话都是多余的！
今日的中国学者谈杜甫诗，开口不忘用现实主义突出杜甫诗的思想艺术特色，实质上是用一句多余的废话表达他们食洋不化的文学陋识。用大家都知道的废话点评杜甫诗，不啻为佛头着粪了。问题的要害是，杜甫诗中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被大家推崇的现实主义废话给完全湮没了。
人道主义的核心意义是：重视或者张扬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以人为本，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归宿。
杜甫的诗，不管是著名的“三吏三别”，还是家喻户晓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抑或他的代表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都是杜甫关怀人，关怀人民疾苦的情感表达。即便是那些被文论家津津乐道的、反映安史之乱期间社会生活的叙事诗，以及鞭笞统治者、控诉社会黑暗的思想性很强的诗篇，都是围绕人、以人为出发点的创作；都反映了杜甫的人间情怀与悲悯意识。杜甫诗中涵有的这种浓厚而又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是杜甫诗思想艺术的底色，是杜甫诗经久不衰地拥有广泛读者的根本原因。
有学者说，古典诗词在杜甫之前是抒情的。杜甫的突出贡献是把古典诗词从抒情诗升华为现实主义的叙述诗。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谁都知道，诗永远都是抒情的！不抒情还叫诗吗？只是诗人抒情的对象、内容、方式有所不同罢了。叙述诗不过是诗人通过叙述事物、叙述人物、叙述生活、叙述社会现象、叙述历史中，抒发自己的情怀、表达自己的情感。叙述诗如果离开了抒情这个根本立场，笔下的诗岂不成了枯燥的史料文字？实际上，我们正是从杜甫叙述诗中洋溢着诗人饱满的、热烈的、悲愤的、痛心的情感中，感受到诗人那难能可贵的人道主义精神！
（2）有人力挺杜甫诗中的家国情怀，企图用家国情怀否定杜甫诗中人道主义精神的说法。这种“否定”也是站不住脚的。
家国情怀是从儒家文化中萌发的一种思想情感。儒家文化强调家与国的统一性：没有国，哪来的家？例如国破家亡，是也。
然而，在君主专制主义社会里，在维护君权统治的儒家文化里，国与君主是同义的、不可分离的。爱国就是爱朝廷、爱君主。忠于国家，就是忠于朝廷、忠于君主。在中国历史上，不存在爱国不爱君主的可能。所以古代士大夫普遍具有的家国情怀，都是以维护君权统治为宗旨要义的。他们抒发的那些或悲愤、或痛苦、或忧虑的家国情怀，虽然不乏对人间疾苦的感慨万端，但再悲壮的家国情怀，在本质上都是与朝廷的不堪状况及君主的无奈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有人试图把爱国与爱君主分开说事。其实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君主专制主义体制的社会里，国家与君主是无法分开的。“君主国”的意思——国就是君主；君主就是国。这不是个道德判断，也不是个理论判断，而是个事实存在。爱国必然爱君主。在君主专制主义体制社会里，说只爱国，不爱君主。那是不可能的空话。也就是说，历史上的所有爱国精神、爱国情怀、爱国说法与做法，都意味着爱君主。这是必然的无可奈何的现象。爱国并非爱君主，只有在人类现代文明国家里才成为事实。只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元首已经不叫君主了。在人类现代文明社会国家里，人们爱国并不必然地爱总统。因为现代文明社会的体制不存在国家即总统，总统即国家这种现象。
所以，被人们看好的古代文人的家国情怀，纵然可嘉可敬；这种家国情怀最终局限在朝廷、局限在君主那里，是显而易见的。杜甫没有突破、也不可能突破这种局限。唯其这种局限的存在，才是杜甫的人道主义，在思想上达不到莎士比亚的那种深度、在精神上达不到莎士比亚的那种高度的根本原因。
所以杜甫诗再好，再感动人，却没有莎士比亚作品中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莎士比亚的作品可以终结一个时代，影响整个欧洲社会的精神面貌，甚至影响了历史的进程。但杜甫诗没有这种磅礴盖世的思想力量。
家国情怀限制了杜甫的思想深度与精神高度，使杜甫有苦难的经历体会，有关怀黎民百姓苦难生活的情怀；却未能从这种自己经历的、社会存在的苦难中，升华出哲学意义上的苦难意识——看不到苦难是人生、是人类命运的“题中应有之义”。杜甫诗中的苦难是现实的，是一个士大夫关心的民间疾苦，体现了杜甫的人间情怀，却不是基督释迦担荷人类罪恶的那种苦难意识。也就是说，杜甫的苦难情怀是世俗的，不是超越的，他看到了造成苦难的统治阶层官员的罪恶，却看不到代表社会体制的君主才是“罪魁祸首”；更看不到挣扎在苦难中的黎民百姓都是他鞭笞的那些罪人的“同谋者”！如果说杜甫诗因为真实地记录、悲愤地控诉了安史之乱那个多事之秋给黎民百姓造成的苦难，而成为众口交誉的“诗史”；那么恰恰是诗人的杜甫因为缺了苦难意识，而使其“诗史”少了一种超越现实性的悲剧力量。
当然这样说有点苛求杜甫了。中国文化中的专制主义社会里的诗人作家，由于缺了信仰，缺了终极关怀，不太可能产生苦难意识。所以杜甫的诗乃至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缺少莎士比亚戏剧的那种涵盖千秋的悲剧力量便是必然的了。
所以说，莎士比亚戏剧中咏叹的苦难是永恒的悲剧；杜甫诗中叙述的苦难，只能是那个时代难能可贵的“诗史”。
（3）但是杜甫的那些充满悲悯意识与人间情怀的叙述诗毕竟魂牵梦绕在社会底层的黎民百姓那里。这是一种伟大的人格力量。这种人格力量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审美内涵赋予了善的崇高意义。这是杜甫诗所以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光彩夺目的根本原因。
就像当代中国杰出的文学评论家刘再复先生所说的：所有的文学艺术都是审美意义上的创作。读者欣赏文学艺术，实质上都是一种审美享受。
所以今人谈杜甫诗，只会在现实主义的废话上大做文章，忽视了杜甫诗体现了诗人的审美意识、审美情趣、审美体会、审美情操，以及永不衰退的审美思想的魅力才是欣赏杜甫诗不可或缺的重要立场。离开了这个基本立场谈杜甫诗，真是有点“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关于文学艺术中美的含义，许多食洋不化的学者跟着西方艺术家鼓吹“美就是真”“美就是本质与规律”“美就是性格”“美就是本来面目”“美只有一种，就是宣示真实的美”。
美的第一要素是真，凡是美的，必定是真的。这是文学艺术中的基本常识。但是就像鲁迅所说的，凡是真的不一定都是美的。例如大便，鼻涕，毛毛虫等，即便是真的，却没有文学艺术家去描绘它们。于是问题就出现了：看来真、真实，不是构成美的唯一元素！只有那些既真实的、又能体现人的审美需求的客体才是美的。所以并非像有的人片面认为的“美是一种客观存在”。客体所以美，是因为它承载了主体的审美需求。也就是说，只有客体满足了主体的审美需求的时候，它才是美的。所以客体的美，是主体发现并揭示出来、予以发扬光大的美。虽然这样说有道理，但是问题又来了：
杜甫的叙述诗都表达了诗人对人间疾苦的关怀与悲愤，并鞭笞造成人间苦难的统治阶层贪官污吏的罪恶。问题是，杜甫诗的“关怀”“悲愤”“鞭笞”，都在读者心灵里引起了强烈的思想情感共鸣。却不是“发现、并揭示、发扬光大了客体的美”！杜甫诗的这个现象在审美意义上应该怎样解释呢？——杜甫诗中的“关怀”“悲愤”实质上体现了诗人的悲悯意识与人间情怀——这难道不是一种博大而又深沉的美吗？上述杜甫叙述诗引起读者的共鸣，都是这种悲悯意识与人间情怀引发的共鸣。至于杜甫诗中的那些对造成苦难的贪官污吏的“鞭笞”，则是从反面进一步衬托了这种引起读者共鸣中美的光彩！这其中的道理如同：“只有经过黑夜的人，才更知道阳光的灿烂与珍贵！”正是源于这个原因，杜甫的叙述诗仍然是审美意义上的。
于是看来：美既是客体真实意义上的；更是主体对这种真实的描绘！这种描绘体现了作者的审美意识、审美水平、审美情操——也就是作者所拥有的善。文学艺术创作所以能成为实现审美意义上的作品，都是作者善的表达。只是这种善，不是道德意义上的，而是体现了审美意识、审美水平、审美情操的美的善。于是我们可以这样总结：美既是以真实为条件的；又是以善为灵魂的。
明白了上述道理后，就知道文学艺术作品所以含有审美意义上的价值，那都是作者善的表达。于是我们在赞美杜甫诗的同时，杜甫的形象也光彩起来，杜甫的人格也美好起来——杜甫诗中那无与伦比的意境美，原来是杜甫人格美在其诗词中的美妙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杜甫才成了一代又一代后人效法的“诗圣”。
那么，杜甫的这种体现为美的善是从哪里来的呢？
善是人的天性。但是天性善是原始的、质朴的、简单的。人的善之所以会出现博大的、深沉的、丰厚的、美丽的内涵，都是后天文化修养的结果。不过这种修养是对善的充实、丰富、提高，没有创造的意思，善不是创造出来的。既然善可以在后天得到文化的养育而饱满起来；那么杜甫的善，则肯定是儒家文化里的仁爱思想与怜悯意识共同养育的结果。
然而儒家文化里的仁爱，是仁、义、礼、智、信、忠、孝中的仁爱，是天、地、君、亲、师、农、工、商中的仁爱，是三纲五常中的仁爱。如此文化源头的仁爱，决定了爱的意义是有条件的、有限制的一种道德做法，并无博爱的崇高意义。儒家文化里的悲悯意识源于孟子阐释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所以儒家文化里的悲悯更多的是道德意义上的行为，而不是精神意义上的高尚涵养。没有基督释迦担荷人类苦难的那种悲悯的意义。 由于养育杜甫之天性善的儒家文化这种先天不足与缺陷，决定了杜甫的善付诸审美创作时，在体现审美水平与审美情操上预设了杜甫无法超越的思想局限！显而易见，这个“思想局限”不仅仅是杜甫的局限，也是整个中国古代诗人作家的局限。
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之一朱光潜曾经在他的代表作《诗论》里讲过：中国文学能拿出手去与西方文学比划的，只有古典诗词，其他文学都“捉襟见肘”，是羞于示人的。究其原因，也是这种文化局限成为中国古代诗人作家无法超越的思想“极限”。所以中国古典诗词固然是古典文学中的瑰宝，是世界文学中的奇葩，但儒家文化主宰的中国古典文学中，没有荷马的《史诗》、但丁的《神曲》、弥尔顿的《失乐园》那种气势磅礴、涵盖千秋的史诗。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海洋里，杜甫的诗成为佐证历史的“诗史”，已经是凤毛麟角了。如果说莎士比亚的作品是蕴含了西方文化的一座宝藏；杜甫的诗则是永存了中国悲怆历史的一个缩影。它们的价值都是永恒的，却是不可比拟的。今人鼓噪“杜甫是中国的莎士比亚”，除了显摆自己的文学与历史的双重无知外，留给读者的只能是鼓噪的污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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