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毕业了，我也顺理成章地报了山东交通中专，没想到因视力不达标，被退回档案。中专上不成了，只好改考高中。由此，我这穷娃子就阴差阳错地成了赵家唯一的高中生。我也有幸能投身在19中语文组长赵培深先生的门下，成了他的弟子。而且有幸跟了他整整两年，聆听他的教诲，跟随他在文学、语言的学海里畅游，同时还有幸做了他两年的小喽啰——语文课代表。
赵老师人很瘦，脸长长的，眼睛细长，鼻梁高高，话语不多，偶尔会绽出他那“赵式”幽默、含蓄、收敛的“笑容”。他的黑板字很有特点，轻轻的，淡淡的，笔画简约到了极致，但很工整，几乎没有连笔浮笔，我很欣赏，课堂上偷着临摹很长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未得要领。
赵老师对我一生影响很深。在学校，他是语文组长、校文学社辅导老师；平日里，除了教我们一个班语文课，还分管学校文学社。由于我跟他做课代表，也干过一段时间的文学社社长，因此与他经常接触，得到的教益最大，受到的鼓励很多，受他影响也很深。他的好学、博学、钻研精神，一直影响着我。直到今天，我虽年逾古稀，但依然喜好读书、浏览网页，写点东西，对各种知识兴趣不减，大概就是受他影响吧！
赵老师的文学、古文、英语、德语都很棒，在那个时代，一个语文老师，具有如此高深的学问，不可多得。在教学之余，他好像还在研究晚清“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大诗人黄遵宪；平时，他订有德国英国的外文报纸，时常寄到传达室。有时我们看到传达室窗口，插着一份《卫报》，就飞快地跑去告诉赵老师，那时，我们很为自己老师的博学而自豪。他的讲课很有特色，上课讲到某处，口中偶尔会蹦出几个英语单词，顺手在黑板上流利地写出。我印象深的有“时髦”“竭斯底里”等。可惜那英语单词的拼法现在早已忘记了。
他读的书很多。办公桌上总是堆满厚薄不一的各种书刊。我收发作业，是他办公室的常客，来到他的桌前，总是眼馋地瞅着那摞书，我记得好像大部分是古籍书。我对那些古旧高深的书只能瞅瞅而已。不过有时他也会借我一些，比如泰戈尔的诗集等。有一次他竟把一册《‘辞海’分装本.文学部分》借给我了，我受宠若惊。回家后，抄了不少有用的词条，比如某个文学家的简介，文学的流派等等，至今那本灰色的笔记本我还保存着。
印象深的还有几件事。他的教学有自己的特点。除课本知识外，涉猎面很广，常常像一个智者带我们这帮孩子，到外面的世界徜徉。教课之余，他介绍我们读报、剪报，《文汇报》《光明日报》这些知识分子常读的报纸，就是在这个时期我认识的。为了帮助我们树立远大的理想，他曾带领我们办了一期《让青春永闪光芒》的剪报专栏。所以至今我还记得一些伟人成才时的年轻的岁数。
他教学的严苛也是出了名的。他对作业、试卷、作文的打分，从来都是“吝啬”之极。好同学也只给八十五六分；有一次期末考试，他对我班一个干部打了58分，我想说说情，可他就是不给及格。当然也有例外，有一次我的周记作文，写了一首小诗《自白——读革命烈士诗抄》，他慷慨地给了我一个100分——当然，这首小诗给我带来了政治厄运，这是后话了。不提也罢。
记得1964年秋，赵老师和我们班一起下乡，到城阳小荒庄劳动，同吃同住了40多天。和我们一起吃大锅饭，一样干收地瓜等秋作物的累活。他常年有胃病，那时体重大概只有90多斤。不知那段时间，这个瘦弱的知识分子，日子是怎样熬过来的。看着他瘦削的身子，在地里吃力的干活，我心里真不是个滋味。
他一直教到我们毕业。毕业后，我们离校了，文革也随之开始，文革的浪潮汹涌澎湃，我也被大浪裹挟，忙得不亦乐乎。和19中，和赵老师失去了联系，也不知恩师在校遭受冲击否。
到了1970年代，从同学处听说他得了胃癌，手术后我去看过他，当时，他家住在登州路一座日式老楼的二楼。大房间中央的炉子上，一个硕大的药罐子正咕噜咕噜地煎着中药，一股浓浓的中药味满屋弥漫着。
见面后，老师不像一个病号，对自己的病毫不在意，三言两语就过去了，说的多的倒是师母的健康。师母在市图书馆工作，身体本来还不错，可恩师这次大手术，对她打击太大，一下子病倒了。尽管恩师的病经过切片检验，属良性，恩师自己也很乐观，对自己的病蛮不在乎，可师母却一下子垮掉了，卧床不起，赵老师这刚做了手术的病号，反过来又得照顾老伴了。于是，一日两次的煎药服侍，就落在自己身上。
后来，听说他的胃癌竟奇迹般地好了，体重猛增到160多斤，一次晚上我去看他，等到8点多钟，他刚从海水浴场游完泳，手提自行车，上到二楼，短裤短衫，满面红光，健康强壮，像个青年人。我很为老师的乐观豁达敬佩。以后他家拆迁了，再也没有见到赵老师。他的女儿在海大教书，我曾托海大的一个老教授打听他的住址，可惜没有消息。
多少年了，我都成了古稀之人，不知赵老师身体如何，我想，像他这样乐观坚强的长者，应该长寿，那他现在该是90多岁老人了吧！
2017.6.10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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