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人”，流放、流亡之人也。《庄子·徐无鬼》：“子不闻夫越之流人乎？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汉恒宽《盐铁论·执务》：“赋敛省而农不失时，则百姓足而流人归其田里。”
鲁迅视自己为“流人”由来久矣。写于1930年11月25日之夜的《中国小说史略·题记》，其中就有“而流徙以来，斯业久废，昔之所作，已如云烟”等语。
1929年5月，鲁迅回北京探望母亲。5月30日写信给在上海的许广平，谈到北京有人传布关于鲁许之间的谣言，鲁迅写道：“这一定是几位教授所流布，实不过怕我去抢饭碗而已。然而我流宕了三年了，并没有饿死，何至于忽而去抢饭碗呢？”
流宕，流浪飘泊之意也，表达了与“流人”、“流徙”同样的意思。
鲁迅何以视自己为“流人”，视在厦门、广州、上海的生活为“流徙”与“流宕”？他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
古人云：人无恒产，则无恒心。鲁迅绍兴人，生长于斯，但少年即求学离乡，学成归国，在故乡短暂工作后，即离开家乡谋生创业，后来家族共同将聚族而居的老屋，售与他人，他与家乡的缘分也就到了尽头。其实他即使在家乡时，也认为“夸饰乡里，非大雅所尚”，并不特别以人杰地灵的绍兴为荣。
“屋”者，人之所居也，家之所在也。鲁迅自1912年到北京，单身时一直住在山会邑馆，后来为使全家搬来北京有地方住，于1919年秋天以3500元银元买下了新街口八道湾住宅。买这所宅院，鲁迅可以说是倾其所有，还向同事借了钱。原以为可以在此安居乐业，一大家人其乐融融。没想到几年后，兄弟失和，鲁迅搬出自己辛辛苦苦买下的房子。为使自己与妻子有地方住，这时的他经济拮据，已买不起太好的房子，1923年10月底，以800元的价格买了阜成门西21号六间旧房，又花了1200元修缮翻建，来年春天住进去，在此一直住到1926年8月离开北京南下。
阜成门的房子虽无法与八道湾相比，但也毕竟是他辛苦买下的产业，保存有他来北京后购买收集的图书、文物、碑帖等，手自经营，自是别有一种感情在。即说房屋，1923年7月兄弟失和后，鲁迅立即觅屋做迁出准备。8月2日《日记》“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在这里还只是租住，8月16日《日记》即有“午后李茂如、崔月川来，即同往菠萝仓一带看屋”的记载。至10月30日“买定（阜成门内三条）第21号门牌旧屋六间”，共由友人陪同外出看屋22次。其后戡验房屋、办理过户手续、丈量宅地、翻建房屋等，至1924年5月25日迁入，鲁迅外出办理有关事务、至西三条视察工程等共27次。这都是日记中记载的，还有好多次友人来访或他前去拜访友人商量关于购买和修缮房屋事务的。
北京秋日的风沙、冬日的寒风中，鲁迅在部务、授课之余，仆仆道上，为居者有其屋而奔波，其中甘苦，可想而知。所以，他后来居厦门、广州、上海，但人在南方，却还是始终视北京为“家”，除了有妻子与母亲在以外，我想这房屋的情结，也必是一个重要的感情因素吧。
鲁迅的心中，“流人”许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那就是远离了政界和学界，自也可以说是做了政界和学界的“流人”吧。
鲁迅自1912年经许寿裳推荐，时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先生邀请他到南京，入教育部当部员。同年随教育部迁北京，被任命为佥事兼社会司第一科科长，直到1926年离开北京南下就任厦门大学教授。
他做教员的生涯则开始于1909年他自日本回国以后，做大学教师则是从1920年担任北京大学的讲师开始，至1927年6月辞去中山大学教授而止。
鲁迅在政界做官，虽曰做官，但供职在教育部，做的是学官，既有官僚的地位，又是从事着与学术有关的工作；既是济世之途，也是独善其身之道，这种位置也是许多读书人所羡慕的。即从学术上说，也自有许多便利之处，如到国家图书馆借阅等。做大学教授，更是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理想之地。
中国的读书人，一般来说受儒、道两家思想影响最深，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学而优则仕，济世为民，辅佐圣君，安定天下，是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如不能，则学孔孟，退而求其次，得天下英才教育之，毕竟还受到人们的尊重。
鲁迅离开北京，既而离开学界，既有自己的主动选择，然则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与章士钊打官司，虽获胜，但以下级告上级，触犯了做官的大忌，虽勉强复职，但只令在“秘书处办事”，已有点挂起来的味道，所以再干下去，也没有什么前途了。
从生活的安逸和收入的稳定方面，政界与学界还是值得鲁迅留恋的。我们看他在教育部和做大学教授时的收入，比起当时一般人的收入，还是颇有一些优越的。也可以说是体现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风气。
据陈明远先生研究，鲁迅后期在上海，收入较在北京时高不少。但我们也要看到，在上海的生活，全靠稿费和版税，受人家制约的地方很多，收入颇不稳定。为了讨版税，甚至与多年的合作者李小峰打官司，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我们读鲁迅晚年书信，常有维持家人生活的艰难与劳心的叹息。晚年经济上的压力与缺少的经济上的安全感，一定从心理上影响到鲁迅的情绪和身体健康。这一定也是他认为是“流人”的原因吧。
当然，鲁迅离开北京，离开政界与学界，主要还是思想上的原因。鲁迅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立思考的思想者，是一位独立不羁的学者，他的思想永远在追求独立的判断和思考。在这方面，他有着浓重的理想化的倾向。以他见解深邃、疾恶如仇的个性，龌龊的政界不可能是他长期的归宿。离开政界对于鲁迅来说，恐怕没有多少遗憾和怀念，而离开学界，也许总是他心头的一块痛处。晚年的他，大凡在失望和悲观时，不时提起要回到做学问的路上去，也曾经计划要编中国文学史、中国字体变迁史等，然而这一切的计划都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实现。
流人，流徙，流宕，鲁迅在一笔一划地写出这些词语的时候，内心该有许多的伤感和落寞。但从最终来说，他是自愿选择做一个民间思想者，宁肯像楚国的屈原一样被放逐，被迫害，也不会与恶人为伍，改变自己的操守与人格。
然而，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人一过了50岁，似乎更易思考人生归宿的问题。在大的立场与道义方面，鲁迅没有丝毫的犹豫徘徊，直到死，仍是一个勇猛的战士。但在思考到个人及家庭、子女的问题时，鲁迅也不时悲从中来，感慨系之。写于1935年底的“亥年残秋偶作”一诗，其中就有“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青云齿发寒”这样近乎绝望的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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