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记载，1935年在国术馆登记注册的练习所95所；1937年国术练习所达到151所。抗战胜利后国术馆虽百废待兴，但仅仅不到一年时间武术练习所就恢复了80所，至1949年，国术练习所已达120余所。久经不衰的国术练习所，反映了民间武术强大的生命力和大众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喜爱，是支撑那段历史时期青岛大众体育的重要力量，也是青岛不久于1950年最早建立包括武术在内三个体育项目研究会的原因之一。（另外两个项目是篮球和象棋）
国术馆国术训练
青岛国术馆自1929年建馆至1949年，20年风雨兼程走过了一条从弱到强，由强渐弱的发展历程，无论是低谷还是顺水，国术训练作为主业始终支撑着国术馆的光鲜门面，为那个年代青岛地区武术发展做出不小贡献。
国术馆国术训练活动主要分两块：一块是举办各类长、短期国术培训班，由正式教习（教练）按照馆内制定的教学训练大纲或计划进行较规范的教学和训练，这是国术馆主要业务，肩负着为军警、学校及其他各界培养国术教员任务。另一块则是通过在国术馆注册登记的基层国术练习所进行国术传承、传播任务。
广东路1号新馆落成前（1934年之前），国术馆由于没有固定办公地点和练习场所，各项业务及国术训练是比较艰苦的，开设国术培训班大都暂借学校的教室或操场进行，对外国术普及推广也是借用社会公共场所进行。一份青岛档案馆1931年的旧报刊载了青岛国术馆派员商借第四公园体育场作民众国术练习场消息，可清晰看到借租给国术馆只是“体育场隙地一隅”使用，还要求“不宜在园门或内部悬挂任何标牌，以免有碍观瞻”。同年旧报还刊登“青岛国术馆民众国术练习场招生简章”也与人们心目中的国术馆不相匹配。简章大意如下：国术馆民众练习场拟在第四公园招收12岁以上习武者30人，免收学费，练习科目为少林拳、太极拳、猴拳、孙膑拳，练习时间早晨6点—7点半；晚上5点—6点半等等。训练条件之简陋可见一斑。
尽管国术练习条件艰苦，但国术馆还是克服种种困难举办了第一期国术教授班培训，1930年10月12日市政府训令（农林事务所）“准国术馆函知国术教授班第一期学员业已毕业”，说明国术馆对国术教师人才培养还是非常重视、很有远见。
为应战全国兴起的各类国术比赛，国术馆组建的参赛队伍不得不借用座落在馆陶路的“国技学社”和芝罘路“中华武术会”两处会馆进行集中训练，或者利用教习们自己原有的教场进行练习。
1934年，青岛国术馆新馆在广东路1号落成后，国术馆各项业务及国术训练有了快速发展。国术馆新馆不仅有宽敞明亮的教室，还辟有室内练习场和风雨操场，除继续开办各类国术培训班（教授班、练习班）外，又增设和扩大摔跤项目培训，国术训练呈现崭新面貌，迎来青岛国术馆历史上最富有朝气的一段时光。
透过1935年6月15青岛市国术市考印制的精美秩序册，可以看到那个时期国术馆筹办武术竞赛能力有了大的飞跃；透过办赛规格包括邀请中央国术馆和山东省国术馆重量级人物出席大会，可以看到青岛国术馆在全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透过市考规模可以看到青岛基层国术活动有着广泛民众基础——55所国术练习所420名选手参加考试，并组织2000 名小学生进行国术团体会操表演。
从1935年—1937年短短两年时间国术练习所由95所快速发展至151所，习练人数多达5000余人……这都说明国术馆新馆的落成促进了青岛武术运动的普及与发展，为后来青岛武术较长一段时期走在全国前列奠定了基础。
国术训练内容多元化
青岛国术馆国术训练，其形式与内容与中央国术馆项目设置及训练程式大致相同，唯一差异，青岛国术馆开设特色项目——孙膑拳和太乙金刚拳（含太乙门猴拳）只所以开设上述两个项目，原因之一就是孙膑拳和太乙金刚拳的教习（教练）为当年青岛国术馆两大台柱——编辑科长杨明斋和教务科长高风岭主政国术训练。
两人皆为武林名人。杨明斋原为山东省军士武术教习所教习，最早来青岛设场授艺，弟子众多，根底深厚。高风岭则名震国内武林，为全国18武林名宿之一，不仅太乙门功夫高深，而且谙熟少林、地趟等拳法，尤擅猴拳。据说高与中央国术馆副馆长李景林私交甚笃，曾风传青岛国术馆副馆长一职待其上位，可见青岛国术馆“因师开设”这两个国术项目实属情理之中。
资料显示，抗战前青岛国术馆国术培训项目，有少林门查拳、太祖长拳，孙膑拳、地功拳；太乙门金刚拳、猴拳；内家拳的形意、八卦、太极拳等。
上述项目的教习（教练）也大都是当代武林高手如韩愧生、杨明斋、沙吉福、高风岭、常秉毅、秘道生、田鸿业、尹玉章、韩冠英、纪炎昌等。
国术馆的性质及所处地位决定了训练项目设置的多元化和灵活性。它不隶属教育系统，不规定统一教学（训练）大纲及模式，只是按照国术馆编辑科编印的国术理论教材或参照中央国术馆部分国术理论教材施教而已。练习项目则完全由国术馆教务科确定，根据开设培训班的等级（师范班或练习班）、时间长短（1—3个月）以及馆内教习配备来确定。一般按照少林、武当两大类选择。
据现有历史资料查证，青岛老国术馆和新国术馆（注：青岛武术人习惯将1929年青岛国术馆建立——1937年抗战前称老国术馆；1945年抗战胜利后——1949年之前称新国术馆）都未曾开设螳螂拳项目，也没有螳螂拳师执教青岛国术馆的教学训练。
曾有文章介绍著名螳螂拳师郝恒禄先生“1947年夏应青岛国术馆邀请来岛城讲学，其精辟的国术讲论折服了广大武术爱好者。可惜他这次来青讲学的内容没有涉及到螳螂拳”，面对众人求讲，郝先生只是谦虚的说“螳螂拳乃雕虫小技也，不足讲论”。
姑且不论郝老前辈是否应邀在国术馆讲学，单从郝先生不谈论不涉及螳螂拳来看，足以说明螳螂拳在青岛国术馆影响很小，或者说人们很少了解螳螂拳。
恢复后的国术馆举步维艰，国术训练每况日下
抗战胜利后，几经折腾青岛国术馆于1946年2月恢复馆务工作。青岛市长李先良兼任馆长，青岛保安司令高芳先任副馆长。但恢复后的青岛国术馆已非昔日国术馆。新、老国术馆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国术教练的更替与变化，还表现在因经费紧张，国术训练质量和连续性都每况日下。据一份青岛国术馆呈给市政府《关于本馆办公经费不敷支配，请拨发洋连纸毛边纸的呈文》和《关于国术师范速成班已取定名额拟照实人数发给苞米面的呈文》推断，新国术馆日常经费十分拮据，与抗战前老国术馆呈报政府的一份《关于自一九三五年一月份起每月给本馆追加补助费一百元，练习所二百元的公函》相比较，可谓天壤之别。
由于经费困难，国术训练断断续续，加之前方战事吃紧，1948年青岛国术馆组队参加在上海举行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国术比赛，只有秘道生一人获器械第二名；拳术第三名。相比1935年10月在上海举办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国术比赛，水平下降十分明显（注：第六届运动会国术比赛，青岛国术馆一举夺得四个单项冠军、两项亚军、一项殿军，七人进入单项前六名好成绩）。
尽管国术馆国术培训日趋萧条，但基层国术训练似乎影响并不大。据资料显示，抗战后国术馆练习所最多时达140多所，几年后虽有所减少，但一部分练习所仍坚持招生和训练，甚至自发组织各类武术表演活动，尤其周边区、县及乡镇民间武术活动始终未曾间断。
据国术馆老人、我市著名拳师孙玉君向笔者介绍，“1948年前后，青岛国术馆就不太重视基层练习所的国术训练了，一些国术练习所名存实亡，停办、停训的很多。此时，青岛地面上（即社会上）陆续出现很多教拳的，也不往国术舘登记，公园、山头甚至大杂院都有教拳、练拳的……”
笔者还注意到，自1946—1949年间，随着胶东地区诸多螳螂拳老师陆续定居青岛，我市螳螂拳的推广与普及有了很大提升。青岛螳螂拳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普及—提高—发展的进程，奠定了后来青岛螳螂拳蒸蒸日上，长久不衰的基础。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青岛国术馆风雨20载，为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及人文财富，它滋润着青岛武术的根基，激励着岛城一代代武术人矢志为中国武术做贡献的决心。当然，也为我们留下无尽的思索……
忘不掉的历史尘埃，抹不去城市记忆！
注：文中引用部分数字资料，采自《青岛市武术运动发展史》及青岛档案馆资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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