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愿意放弃世界上最壮观的日落场景，只为目睹一眼纽约市的摩天大厦建筑群，大厦蔓延直至纽约的天际，人类的意志力是如此明显。我们还需要什么信仰吗？我感觉到如果这里面临战争的威胁，我会将我自己抛身天际，以我的肉身保护这一切。” ——安·兰德
01
2014年夏末，我漫步于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那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中间，落日的余晖正从两座大厦的间隙中照射过来，灿烂而辉煌，仿佛宣示着过去几个世纪资本主义如日中天的骄傲和荣耀。洛克菲勒中心门前的阿特拉斯神像，正用双肩擎起整个星空。这个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代表着反叛、力量和忍耐，它正是美国进步时代商业英雄的象征——用智慧、财富和生命承担起使命与责任。
离开纽约几个月后，《纽约时报》登载了一则消息：“安·兰德的合作者、情人布兰登去世。”时过境迁，这则消息在今天也许不会引起多少人的注意。然而在激情燃烧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安·兰德和她的情人布兰登缔造的客观主义哲学运动却在美国盛极一时，安·兰德，这位好莱坞编剧出身的作家兼哲学家，其人其作品“锥处囊之，其末立现”，总是表现出极端的品质，一直到今天，她的思想仍然像宇宙洪荒时代那巨大的引力波效应，时时会扰动起剧烈的“时空涟漪”。
真是誉满天下，谤满天下。
赞赏者有之。称之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辩护人”“美国的圣女贞德”“美国精神的真正代表”“理性神庙中的女祭司”。其在1943年出版的小说《源泉》，至今仍以每年十万册的发行量在增长；1957年出版的代表作品《阿特拉斯耸耸肩》据说累计发行量已经超过八千万册。这真是个匪夷所思的数字。
（Алиса Зиновьевна Розенбаум）俄裔美国哲学家、小说家。她的哲学理论和小说开创了客观主义哲学运动，她同时也写下了《源头》（The Fountain head）、《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等数本畅销的小说
1991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全美最大图书俱乐部做了一次读者调查，在被问到“最影响你一生想法”的书时，安·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仅次于《圣经》，排在第二位。
这种情况是极其罕见的。正如安·兰德鼓励个人奋斗、超常的智慧和无畏的品质一样，安·兰德本人就是一个超级大英雄，她自己就是她的客观主义哲学和个人主义伦理的最好注解。
从哲学谱系上来说，安·兰德的哲学属于古典主义的范畴，在认识论上上承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理性主义传统，在伦理上是属个人主义。但是在表现形式上却是激进的、反叛的，刘仲敬先生说安·兰德的客观主义哲学乃是一种“逆向激进主义”。
批评者则严词谴责其无神论和尼采主义倾向，批评其戏剧性的商业英雄是尼采式的超人，糜烂的左派就是尼采所谓的“末人”，而这两种人都被扭曲得不成样子，即使挑剔的隐者也会觉得恶心。1957年的《国民评论》以乔治·奥威尔的口吻嘲讽道：“老大姐在看着你。”
1991年经济学人在介绍兰德的文章时说：“作者的理念，混合了自由市场、冷酷的理性和无辜的尼采的自尊。”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安·兰德崇拜尼采式的超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她早年研习的“圣经”。安·兰德的小说主人公总是由两类人组成：创造者和寄生虫。要么是创造者，要么就是“二手货”。
1950年代，安·兰德在纽约三十四街一百二十号建立了一个客观主义哲学团体，并自讽为“安·兰德集团”，她是当仁不让的教主。随着粉丝和门徒的增多，安·兰德建立了一个等级森然的“组织”，每个门徒都必须宣誓效忠她本人。兰德主义的信条不容置疑，质疑者将被驱逐，甚至阅读“敌人”的书都是不允许的——他们甚至还有一个允许阅读的书单。就这样，他们“理性”地团结在安·兰德的周围，并不认为对兰德的信仰和对其他思想的排斥是颇值得用理性来推敲一下的。这个狂热的自由主义团体，却有着独裁专制的气质。
我常常好奇其“组织”的运转机制，为什么那么多门徒与粉丝甘愿臣服于安·兰德之下？也许兰德主义的门徒之一、布兰登的妻子芭芭拉的话可以作为这种现象的注解，她说：“你一旦接受了她的前提，就无法逃避随后的逻辑链。”
是的，阅读安·兰德的作品，常常惊叹于其无与伦比的逻辑力量，许多人自以为可以驳倒她，但是一旦亲历接触，便立刻心悦诚服，五体投地，臣服于她女王般的魔力之下。
尽管安·兰德瞧不起“二手货”，但是教主也是需要“二手货”、需要粉丝和门徒的。我们来看看安·兰德的这些“二手货”都是什么人物。
除了后来成为她情人的首席粉丝布兰登以外，前联邦储备局局长阿伦·格林斯潘也是兰德粉丝团的成员。这位被媒体业界称为“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毫不隐晦安·兰德哲学对他的影响，格林斯潘相信，兰德为资本主义奠定了道德基础。1970年代，格林斯潘加入了福特总统的经济委员会，制度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说，或许只有布尔什维克和兰德主义才能治愈通货膨胀，格林斯潘应声答道：至少我就是。
不过，在一切门徒和粉丝中，布兰登显然具有无可置疑的首席地位。正如后来芭芭拉所言，如果有人把兰德当成上帝，那么布兰登就是耶稣。
02
1950年3月2日，当纳撒尼尔·布兰登第一次敲开安·兰德位于加利福尼亚费尔南多谷地农场的大门时，布兰登尚不满二十岁。在这之前，布兰登已经给自己的偶像写了两封信。第一封没有得到回音；第二封安·兰德回了一封短信。布兰登欣喜若狂，在这之前，他已经把《源泉》读了四十遍，精彩部分甚至读过上百遍。
那个时候纳撒尼尔·布兰登还不叫纳撒尼尔·布兰登，那时他还叫纳撒·布卢门撒尔，住在加拿大马尼托巴省，在叔叔的珠宝店打工。1949年，纳撒·布卢门撒尔已经考上加利福尼亚的大学，离他崇拜的偶像只有咫尺之遥。
安·兰德回信中她不厌其烦地解释了纳撒·布卢门撒尔提出的问题，并且说她正在撰写一部长篇巨著《阿特拉斯耸耸肩》，虽然时间有限，几乎处于封闭状态，但是她还是在信中要了纳撒·布卢门撒尔的电话，随后打电话邀请他去农场做客。
给纳撒·布卢门撒尔开门的是安·兰德的先生弗兰克·奥康纳。这位英俊的好莱坞二流演员当时还想不到日后他们复杂的关系。第一次登门的纳撒·布卢门撒尔肯定也想不到，他当时必定抱着朝圣的心态一睹先知的面容，可以想象见面的场面，纳撒·布卢门撒尔诚惶诚恐，如对神明。
安·兰德目光如炬，一眼便看出这位英俊的青年是未来自己合适的接班人，他既聪明又服从，这正是一个好门徒必备的素质。当然，布兰登只有在安·兰德的羽翼之下才可能扬名立万。这是后话。
纳撒·布卢门撒尔注意到，他的偶像比书上杂志上的照片更矮更胖，一头深棕色短发，身穿朴素的方格衬衣和裙子，烟不离手，浓浓的俄国腔显出极不协调的怪异。
她说，她的小说始终贯穿两个主题：一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势不两立的斗争；二是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斗争。她所谓的神秘主义就是非理性地屈从于一个神、一个暴君或是一个集团。在她看来，只有资本主义是完全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的，只有资本主义才能维护自由和创新精神。理性是唯一的神。
他们的谈话持续了九个小时，纳撒·布卢门撒尔驱车离开农场的时候，东方欲晓，如剑的霞光正刺破浓云，掠过农场的庄稼地。天空由混沌渐至分明，仿佛开天辟地的那一瞬，天地之间酣畅淋漓。
此后，纳撒·布卢门撒尔改名当“纳撒尼尔·布兰登”，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正是“安·兰德的儿子”。
第二年夏天，布兰登的女友芭芭拉也加入了安·兰德的周末粉丝团。那个时候，布兰登与安·兰德整夜整夜地通电话，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安·兰德看出了布兰登身上与己相似的品质，那就是聪明、理性，犹如暂时沉寂的烟火，总有一天必定大放异彩。
她说，她能辨别一个人有没有思考能力，她把布兰登和芭芭拉称作《源泉》的孩子，把《阿特拉斯耸耸肩》的章节大段大段地念给他们听。想必那时，安·兰德也在经历着孤独者的痛苦吧，她的智力明显高于她的丈夫和朋友，周围并无合适的谈伴。布兰登的到来就如鲁滨逊在荒岛上迎来了“星期五”，他不但顺从她，而且能理解她。
1951年6月，芭芭拉考上了纽约大学的研究生，布兰登也打算到纽约大学攻读心理学。那段时间，热烈的讨论不见了，农场里显得空旷而又寂寥。不管承认不承认，她突然发现她已离不开《源泉》的“孩子们”了，其实丈夫奥康纳早已经发现，妻子对于布兰登的热情近乎打情骂俏，但他生性温和被动，况且布兰登只是个孩子，因此也没有多想。
然而这一次安·兰德决计要搬到纽约去，她越来越怀念纽约的智性生活，与知识分子扎堆的纽约相比，加利福尼亚就是个大乡村，而她自己就住在乡村中的乡村。她说，她再也受不了加利福尼亚。现在布兰登走了，她已经住无可恋。而且她的“孩子们”都在纽约。
她说服了奥康纳，于1951年10月24日搬进了纽约三十六大街的新公寓。当天晚上，布兰登和芭芭拉便登门拜访。兰德的家里又有了新气象。他们如饥似渴地讨论《阿特拉斯耸耸肩》的新章节，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
更多的粉丝加了进来，而这一切布兰登功不可没。布兰登介绍了十几位亲戚朋友，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年轻、聪明，而且大部分是犹太人。布兰登像耶稣一样到处布道，他的传道对象就包括阿伦·格林斯潘。
兰德一开始并不喜欢格林斯潘，称他为“殡仪馆业务员”，因为在大多数粉丝团成员的印象中，格林斯潘太过沉默，郁郁寡欢。但是格林斯潘很快赢得了安·兰德的青睐，他丰富的经济学知识是安·兰德所缺乏的，而当时她正在撰写《阿特拉斯耸耸肩》，格林斯潘的经济学素养是可以帮上忙的。
格林斯潘身上具有兰德喜欢的因素，他总能把问题问到点子上去。安·兰德意识到，这位年轻人日后一定有出息，把他的外号改为“沉默的巨人”。
不过安·兰德对于米塞斯，这位奥地利学派祖师级人物却一开始就意见不合，并且终生未愈。米塞斯当然不是兰德粉丝团的一员，从辈分上说，米塞斯是安·兰德的长辈。安·兰德指责奥地利学派只在乎资本主义的现实依据，不在乎道德依据。在她看来，理性利己主义不但是一种现实选择，而且它还具有崇高的目的。
这一次，两个人又当着布兰登的面吵起来了，米塞斯只反对经济方面的管制，仍然支持“守夜人政府”的权力，包括征兵。而兰德认为生命权是一切权力的基础，坚决反对征兵。据说，米塞斯骂她是个犹太傻女孩，兰德哭了，这是一个小插曲。不过，这件事遭到安·兰德的否认，兰德粉丝团到处辟谣，他们的教主不可能是个哭鼻子的女孩。米塞斯同意辟谣，但是接待米塞斯和兰德的东道主多次私下承认，确有其事。
布兰登后来回忆说，他们不是生活在纽约或加州，而是生活在《阿特拉斯耸耸肩》中。安·兰德把粉丝团称为“彗星”，把布兰登称为“慧核”，她自己可能就是巨大的星系了。现在星系向“慧核”发出了邀约。布兰登越来越感到了教主的炽热和暧昧。表面上看，安·兰德是布兰登的长辈，她比他大二十五岁，就像布兰登的名字一样，他是她的“儿子”。安·兰德甚至深入到布兰登和芭芭拉私人的隐秘世界，当他们感情出现波澜时，安·兰德起到了调解和缓冲的作用。布兰登对安·兰德敬爱有加，而芭芭拉逐渐感到了威胁。
1953年1月，布兰登和芭芭拉的婚礼在纽约郊外的白色平原举行，奥康纳和安·兰德充当他们的伴郎和伴娘。似乎嫌微妙的四人关系还不够，布兰登的母亲蒂娜·布卢门撒尔也掺和进来，蒂娜·布卢门撒尔发现儿子“喜欢安·兰德超过喜欢自己”，为此非常不满。
布兰登与芭芭拉的婚礼。右边是安·兰德，左边是兰德的丈夫奥康纳
1954年9月，奥康纳夫妇和布兰登夫妇结伴去加拿大旅行。这次旅行可能加速了布兰登和安·兰德的“不伦”关系。在回来的路上，安·兰德和布兰登打情骂俏。同行的芭芭拉说，他们彼此凝视“仿佛深入对方，再也拔不出来”。布兰登向醋意大发的妻子保证，他不会爱上比自己大二十五岁的安·兰德，可惜这个承诺只保持了两天时间。
回到纽约不久，安·兰德把奥康纳、布兰登和芭芭拉召进自己的卧室。她平静地宣布：她和布兰登相爱了！“我们不是柏拉图主义者……我们如果想要奉行自己公开宣扬的价值观，为什么不能相爱呢？”
理论家总会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理论”依据。安·兰德是何许人也？人类至高理性神庙里的女祭司，一切经验在她身上都将失去意义，在她的世界里，唯一可靠的是理性，理性是最高的神。而你一旦接受了她的前提，就会无可救药地掉入她的逻辑黑洞，再也逃不出来。
奥康纳和芭芭拉居然同意了。两个多月后，安·兰德与布兰登变成了情人。奥康纳和芭芭拉同意他们一周见面两次。安·兰德再次安慰他们，这种情况至多持续一两年。她一向洁身自好，临老前理应痛快一下。“如果我们境界不够高，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
她的意思是，周围的人境界都不高，因为她是“超人”，自然适应于另一种价值观。
03
美国精神的辩护人却出生于俄罗斯帝国时期的圣彼得堡，原名阿丽莎·济诺维耶芙娜·罗森鲍姆。父亲是药剂师，母亲是牙医，这正是犹太人家庭最喜欢的职业。
1905年2月2日，作为四个女儿之中的长女安·兰德出生的时候，父亲和母亲的职业足够养活她。不仅如此，他们把年幼的她送进了斯托尤宁私立学校。这是一所昂贵的贵族学校，水平高，收费贵，但是思想自由，是俄罗斯自由派思想的大本营。学校的创办人斯托尤宁夫妇是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教员中还包括诗人吉皮乌斯和哲学家罗斯基，两人都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名士。
安·兰德后来在具有深厚的经验主义传统的美国扬名立万，其精神实质却是俄罗斯的方式。在经验主义的美国，大概所谓的英雄一般都是社区模范，他们乐于助人、热心公益，其内在的品质更加看重的是正直、诚实、敏于行而讷于言。而这些，从来都不是“优等生”安·兰德的强项。“优等生”的特点在于智力和知识的超越性。他们更加信服的是逻辑的力量和理论的彻底性。
在人类发展中的某些特定阶段，人们总是更容易接受极端和彻底性的理论，彻底而正确的理论总是受到英雄或者先知般的崇拜。然而安·兰德却声言：理性是唯一的神。
小安·兰德十岁时就显露出了过人的文学天赋。她早期小说的主人公总是来自英国——这个她常常嘲笑的盎格鲁经验主义传统浓厚的国度。作品中丝毫看不出俄罗斯或犹太人与生俱来的忧郁的气质，正像她后来的作品一样，总是概念先行。刘仲敬先生说，她总是一个异乡人，她的家园永远不在她生活的地方。观念的投影多，经验的血肉少。他们总是用理想矫正经验，而不是用经验修正理想。
1915年，小安·兰德遇到了一生中第一个心灵朋友——奥尔加·纳博科夫小姐。没错，就是纳博科夫家族，那个写出了震惊世界文坛的小说《洛丽塔》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是奥尔加的哥哥。其实纳博科夫家族在俄国早就是一个显赫的家族，奥尔加的祖父是沙皇改革者亚历山大二世的司法大臣。作为司法大臣，老纳博科夫从英国引进了陪审制，这一制度对俄罗斯的改革进程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十月革命以后。
陪审团制度是英国经验主义的产物，纳博科夫家族是英国绅士经验的拥趸者。奥尔加小姐热衷于向兰德证明君主立宪制的优越性，而安·兰德却拥护共和制，因为这种制度在理论上更为自洽，君主立宪制混合了人类理想和现实的妥协性，符合经验理性，却不符合唯理主义。
据奥尔加小姐回忆，那时候的安·兰德常常言语激烈，带有挑衅的意味。好在奥尔加并不在意，她们沉浸在思辨的思维快乐之中。这也证明了经验主义常常更宽容，因为妥协是它理性的一部分，而唯理主义却不能容忍理论的不彻底性，小兰德对辩论的胜利看得极重。
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时，安·兰德只有十二岁。1918年夏末，安·兰德一家登上驶向克里米亚的列车，纳博科夫一家也向同一个目的地前进。不久，奥尔加的父亲在克里米亚政府中再度入阁。
当克里米亚于1921年也被布尔什维克攻陷时，兰德烧毁了她的日记，以免日记中强烈的反苏维埃言论被发现。兰德接着返回圣彼得堡就读大学，主修历史，辅修哲学。
圣彼得堡大学
在一次聚会中，安·兰德结识了自己的初恋对象列夫·贝克尔曼。列夫也是犹太人，比兰德大四岁，当时在圣彼得堡技术学院工程系读书。后来兰德回忆说：“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时，被他的英俊吓了一跳。我非常喜欢他的长相。”
兰德心目中的美男形象在其后来的小说《源泉》中可以找到线索，她的丈夫弗兰克·奥康纳也是这样的形象。
安·兰德惊喜地发现，列夫和她的政治观点非常接近，甚至列夫身上的傲慢气息也是安·兰德喜欢的，就像她众多小说里面的主人公一样，先知和英雄当然是傲慢的。
那时候，兰德与列夫经常出入米哈伊罗夫斯基剧院听轻歌剧，她后来将这段经历写进了小说《我们活着的人》，称她的初恋是“疯狂的、不顾一切的”。
兰德的自信使她习惯于主动，在感情生活中也是如此，她毕生主动，似乎觉得理应如此。但是她没有想到，列夫并不喜欢倒追的女生。因为列夫受不了这样的主动、这样强势的女生。几个星期后，他就不再跟兰德约会了，甚至在派对中，列夫也对兰德不理不睬，于是兰德的初恋就这样夭折了。
兰德在晚年的回忆中说，如果她第一个爱人愿意投桃报李，她大概就会留在俄国了，不会到美国来。
列夫在1930年代的大清洗中因为“阴谋破坏列宁格勒坦克工厂”罪名而送命。1960年代，兰德仍然无限唏嘘地写道：“（列夫的）整个问题……在我头脑中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故事。我唯一解释……将会是我在《我们活着的人》中写利奥的那些文字。那是蓄意的自我毁灭，是故意将他自己交给平庸……（在那种环境下，无论他拥有）多高的价值，都不会有出路。”
1922年，兰德的母校斯托尤宁遭到关闭，不过她还是在1924年拿到了毕业证书。在国立银幕艺术中等技术学校找到了一份工作，此时，她已经下决心移民美国。
安·兰德苏联护照上的照片
1925年夏天，安·兰德申领了一个苏联护照。她在申请签证的时候向移民官保证：她的未婚夫列夫还留在苏联，她不会久留美国。1926年1月17日，安·兰德怀揣母亲安娜筹措的三百美元，把寥寥几件旧衣服和打字机装进外婆的箱子，穿上母亲的旧夹克，登上了前往里加的火车，她将在那里转船驶向她梦想的美国。
送行的队伍中出现了列夫的身影，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吻了她的手。
04
可以相信，和我2014年在曼哈顿的感受一样，安·兰德第一次踏进纽约灯红酒绿的繁华街区，就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一边是物质匮乏的新政权，一边是流光溢彩的柯立芝（美国总统）繁荣。尽管当时只剩下几十美元，只会说十几个英语单词，而且全都“发音不正”，安·兰德还是陶醉其中，她大声说道：“我永远不会忘记这里。难以置信的欢乐与不羁。”
在纽约短暂停留后，安·兰德投奔芝加哥的表妹。正是在开往芝加哥的火车上，她为自己设计了“安·兰德（Ayn Rand）”这个响亮的名字。这个日后闯进美国思想界马群的“异类”已开始扬鞭奋蹄。
兰德第一部出版作品的封面（1925年）
至于为什么选择“安·兰德”这个名字，甚至在作者自己的解释中也语焉不详。有说是借用一位芬兰男作家的名字；有说借用“雷明顿兰德（Remington Rand）牌打字机的名字；又说是俄国原名的缩写或变形；又说是希伯来语昵称的变形。
其中隐秘的原因很可能是想避开她的犹太人身份。芝加哥的表妹曾经私下说过，兰德认为她不能用犹太人的名字出书，因为人们不会听犹太人的话。
总之，此时的安·兰德踌躇满志。在芝加哥停留了半年以后，便决定奔赴加利福尼亚，她要在好莱坞闯出一片天地来。
即使窝在芝加哥表妹的阁楼上，安·兰德仍然念念不忘初恋男友列夫·贝克尔曼。她给他写信说，希望他到美国来。她承诺，即使等到1947年，即使那时她已经成了好莱坞大明星，她也会亲自到车站接他。列夫是否收到这些信件已经无从考证，但是此后苏联改变了移民政策，很难再有人能够离开苏联。兰德赶上了末班车。
初闯好莱坞，安·兰德便在著名导演德米尔的斑鸠电影城里找了份工作，不久升任审稿编辑。其实跟她的才华毕现相比，她在斑鸠电影城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后来的丈夫弗兰克·奥康纳。奥康纳出生于爱尔兰天主教家庭，却主动脱离了家庭的信仰与阶级。安·兰德遇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德米尔的一部电影里饰演一个角色。兰德第一次看到穿着罗马士兵服装的奥康纳，就决定倒追他。
强势女生又一次出手，不过这次，弗兰克·奥康纳不同于列夫·贝克尔曼，奥康纳是个英俊温和的暖男，很快他们就成双入对，利用一切晚上和周末的时间约会，此外两人都是无神论者，很快便找到了共同话题。
1929年4月15日，兰德和奥康纳结婚。1929年6月，她作为美国公民的妻子获得永久居留证。
安·兰德在好莱坞的事业顺风顺水。不久，《我们活着的人》被写了出来，这部以俄国革命为背景的小说描写了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恋爱的故事，仿佛其后奥康纳夫妇与布兰登故事的隐喻。
《我们活着的人》（We the Living）初版封面
奥康纳的演艺生涯也渐有起色，两人装修了新的公寓，还买下了汽车，那是一辆二手的纳什牌汽车，但是似乎兰德始终没有学会开车。
不过，安·兰德写的舞台剧《一月十六日夜》赢得了更大的成功。正如苏格拉底的对话录更像是用哲学写文学，安·兰德则是用文学写哲学。在这部舞台剧中，安·兰德设计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瑞典金融家福克纳从豪宅阳台上坠楼身亡，人们最初以为是自杀，然而陪审团发现了许多相互矛盾的证据。福克纳刚刚结婚，却与秘书私通，秘书有谋杀的机会与动机，然而，福克纳的岳父同样有充分的谋杀动机和机会。
舞台剧最终从观众当中选出陪审团。如果陪审团相信福克纳秘书充满激情的自白，那么观众就是浪漫主义者；如果相信秘书是淫妇，福克纳的岳父是无罪的，那么观众就是现实主义者。
百老汇剧目《一月十六日夜》传单
《一月十六日夜》的影响逐渐超出了西海岸，纽约的戏剧大佬在向兰德招手，他们希望这部舞台剧在百老汇上演。这对安·兰德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在纽约，更能找到知识分子的VIP感觉。可是搬到纽约去，对于刚刚在好莱坞稍有起色的奥康纳来说却意味着演艺生涯的结束。安·兰德运用她超强的“自由意志”说服了奥康纳。在婚姻当中，常常面临这样的窘境，婚姻中的一方要为了另一方的发展牺牲自己的事业，成全更加优秀的一方，看来古今中外无一例外。
这一次，奥康纳成为了牺牲的一方。若干年后，奥康纳自嘲地说，他是“安·兰德先生”。奥康纳的外甥女咪咪·萨顿说，他们一度也为此争吵过，但是奥康纳生性温顺，没有独当一面的魄力，很快便认清了形势，满足于长期料理家政，也就只好当“安·兰德先生”了。
《一月十六日夜》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而《我们活着的人》为安·兰德赢得了政治上的地位。1930年代，罗曼·罗兰、纪德等一批西方左翼知识分子被邀请去苏联访问，回国后不过客气地说了几句公道话，就被世界左翼阵营和苏联政府批得体无完肤，安·兰德的演讲在左派气氛弥漫的美国三十年代无异于一颗炸弹。
不久，安·兰德最重要的小说之一《源泉》开始构思。尼采式的个人主义英雄霍华德·洛克粉墨登场。洛克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建筑设计师，他设计的摩天大楼象征着资本主义的理想和原则，而因循守旧的庸人总想破坏这一切，但是“高贵的灵魂”无视威胁利诱，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源泉》初版封面
安·兰德对自由的理解更接近于以赛亚·伯林的“消极自由”，但是与伯林、米塞斯、哈耶克这些自由主义大师不同的地方在于，她把个人自由纳入了道德的范畴，个人主义不光是权利，更是道德。
1943年，《个人主义的道德基础》为安·兰德奠定了哲学家的称号，本书堪称笛卡尔式理性主义公设的逻辑总结。不过，此时大卖的作品还是《源泉》，《源泉》为她赢得了畅销书作家的声誉。
《源泉》的销路扶摇直上。华纳公司接受了兰德五万美元的改编要价，他们还愿意替奥康纳夫妇出旅费，聘用兰德改编剧本，如果改编时间超过一个月，公司每周额外支付五百美元。
1943年10月，奥康纳夫妇重返好莱坞。他们在加利福尼亚费尔南多谷地买下了一座农场。
05
费尔南多谷地农场会见时，《阿特拉斯耸耸肩》的逻辑大厦已经开始构建。不久，这座大厦即将矗立于人类思想的高地之上，安·兰德专心撰写约翰·高尔特最后的演讲，那将是她整个哲学的拱卫基石。
从1953年至1955年，为撰写这篇演讲，兰德殚精竭虑，她暗下决心，这篇演讲必定无懈可击。她一度三十三天足不出户。布兰登身兼情人和秘书，始终相随左右。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精神伴侣布兰登的支持，她会怎样度过那段沉重灰暗的日子。
《阿特拉斯耸耸肩》封面
1957年3月20日，《阿特拉斯耸耸肩》终于完稿。她一定想起了奥维德在《变形记》中的呐喊：吾诗已成。无论大神的震怒，还是山崩地裂，都不能把它化为无形！出版商建议将书中冗长的演讲删去一些，因为读者只喜欢读故事。安·兰德反问道：“你会删节《圣经》吗？”
在兰登书屋的营销会上，有个推销员要求兰德概括本书的精要，安·兰德说：“哲学是客观主义，认识论是理性主义，伦理学是个人主义，政治学是资本主义。”全场掌声雷动。安·兰德俨然万民崇拜的先知。
安·兰德功成名就，理应享受粉丝们的欢呼与崇拜。她走到哪里都像好莱坞明星一样广受瞩目，狗仔队如影随形。布兰登夫妇充当了她的经纪人角色，为她安排演讲和采访。布兰登还安排安·兰德到大学里做讲座，女祭司辩才一流，成功说服许多学生放弃了原有的价值观，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皈依者”加入进来，许多大学里成立了兰德主义社团。
布兰登仿照学院的课程把客观主义整理成二十个系列教程，他们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广告，报名听课的学生越来越多。格林斯潘、布兰登夫妇也各自开设了自己的课程，兰德团队仿佛一间民间大学。
布兰登曾自豪地说，是他把兰德从一个受压制的小说家中拯救出来，变成了广受欢迎的公共哲学家。
随着门徒的增多，兰德团队提高了准入的门槛，扩大了等级差异。只有兰德本人和布兰登夫妇有权自称“客观主义者”，其他门徒只能称为“客观主义学员”，所有学员须研读《阿特拉斯耸耸肩》，必须缴纳学费，而且不能自由提问。兰德的脾气越来越大，似乎有一种无形的规律使她越来越滑向她原来憎恶的敌人——冷酷的独裁者。
随着名气的上升，安·兰德的心情却越来越坏，常年依靠咖啡、香烟和安非他命振作精神，也许是预感到自己的创造力即将枯竭：完成《阿特拉斯耸耸肩》以后，兰德再也没有写出像样的作品。她与布兰登的关系也遇到了危机，她不再打扮自己，持续的愤怒使她显得愈加年老，她决然地宣布结束与布兰登的身体接触。
布兰登并非不感到欣慰，他表示放下个人感情的负担，全身心地投入到方兴未艾的兰德主义大业。
然而，当布兰登真正偏离兰德感情的轨道时，一场大地震还是会如期而至。
帕特里西亚·格里森
1963年，布兰登觉得自己爱上了二十三岁的时装模特帕特丽西亚·格里森。帕特丽西亚和她的丈夫是兰德公开课的资深学员，他们的婚姻出现了问题，于是找到了团体首席心理学家布兰登。布兰登非常享受特帕特丽西亚的狂热崇拜，这是他跟兰德在一起时享受不到的，他和安·兰德在一起时，位置是颠倒过来的，他给她提供女王的快感，现在轮到他享受这种快感了。
事后，布兰登在床上告诫特帕特丽西亚，不可在安·兰德面前露出马脚。特帕特丽西亚天真地问：“你为什么不对安实话实说呢？她那么理性，那么现实。”布兰登苦笑道：“那你就会领教无法想象的大地震了。”
1964年初，芭芭拉也爱上了兰德公开课的同事，她没有对布兰登隐瞒，布兰登也勉强同意了他们的关系。不过，此时布兰登正跟特帕特丽西亚打得火热，直到三年后，布兰登才向芭芭拉坦白了他跟特帕特丽西亚的恋情，并且要求妻子帮他瞒住安·兰德，芭芭拉也勉强同意了。
布兰登骗过了安·兰德，却无法骗过公开课的同事们，他们多次碰见布兰登和特帕特丽西亚一起参加舞会，驾车兜风，谣言开始生成，芭芭拉忍受不了，两人低调分居。兰德又一次试图侵入他们的隐私，乘机建议与布兰登恢复身体接触。布兰登不敢说实话，只好以精神不好为由拒绝，兰德怀疑他嫌自己老了，布兰登矢口否认。
1965年12月，特帕特丽西亚与丈夫离婚，几周后，布兰登夫妇也宣布离婚。1966年初，布兰登公开与特帕特丽西亚同居，一切缓冲余地消失殆尽。
1968年7月3日，布兰登给兰德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对兰德表示了感激和歉意，希望这段感情不会影响他们的友谊和在事业上的合作。当天晚餐时，布兰登将这封长信交给安·兰德。“无法想象的大地震”立刻爆发了。
安·兰德稍稍浏览了几页，立刻尖叫起来：“你这个混蛋！混蛋！混蛋！垃圾！骗子！猪猡！”兰德当即给芭芭拉打电话：“你瞧瞧，这个魔鬼都干了什么！”芭芭拉进门时，安·兰德仍在辱骂，她指控布兰登一直在欺骗她，剽窃她的思想，发誓要跟他一刀两断。
8月23日，安·兰德在门厅接见布兰登和芭芭拉，做最后的裁决，她历数布兰登的罪状，打他的耳光，并且诅咒他阳痿二十年。
8月28日，布兰登正式退出社团和《客观主义》杂志，9月2日，兰德公开课关门大吉。兰德主义是兰德创造的，兰德主义运动却是布兰登经营的，没有布兰登，兰德主义运动也就逐渐式微。
布兰登和特帕特丽西亚正式结婚，迁往洛杉矶。格林斯潘忠于社团，跟布兰登绝交。没有布兰登的兰德社团事实上已经瓦解。
安·兰德的健康状态也不容乐观，1974年，兰德发现呼吸困难，经医生胸部Ｘ光检查，在肺部上发现了肿瘤，不得不切除半边肺叶。但是她仍然吸烟，并且越来越猜忌、多疑，在团体内部不断清洗，就像独裁者一样，日益陷入孤立之中。
1979年11月7日，弗兰克·奥康纳去世，这个如影子一般的男人，仍然是安·兰德唯一的安慰，在他弥留之际，她握着他的手暗自垂泪。两年多以后，1982年3月6日，安·兰德死于充血性心力衰竭。
生前她最后一次演讲曲终奏雅：“你要捍卫自己的人格，捍卫自尊的美德，捍卫人的本质：至高无上的理性头脑。你应该无比坚定，完全相信你的道德就是生命的道德，为地球曾经存在的一切成就、价值、伟大、善良和幸福而斗争！”
张祚臣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