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杜甫迫不得已携家人离开成都，乘舟东下，在江上漂泊。途径渝州（今重庆市）、忠州（今四川忠县）时，触景生情、大发感慨，遂成《旅夜书怀》。这一年杜甫在成都颇多失意，由于遭人排挤，他不得不辞去了官府职务；而杜甫在成都赖以存身的好友严武死去，使其顿陷孤独无助的困难中，杜甫百般无奈，只好离开成都，沿江东下。暮年漂泊，无依无靠，杜甫此时的心情有多么的悲凉，可想而知。
诗的前半部分是写江上的夜景：岸上是微风吹拂的细草，江中是桅樯孤舟，浩渺的夜空下，是空旷寂寥的平野，低垂的月光随着江波翻涌，大江奔流东去。作者无限感慨地寄情于眼下的景物中：飘零无依的身世宛如江岸瑟抖的细草，孤独凄怆的遭遇如同江中漂泊的孤舟。在那灿烂的月星，辽阔的平野，翻动着月光浩荡东去的大江等意象组成的背景下，愈感无可奈何的孤寂与无能为力的渺小。这种情景交融的的佳境，十分动人，作者天衣无缝地善用意象体现审美意识的娴熟手法，让人叹服。有人从其中读出了“开襟旷远”，其实是不合诗意的，这样的说法，不过是从字面上得来的浅薄看法。实际上，即便不考虑作者创作此诗的背景心情，仅从字面上看，首联已经很明显地表达了作者的孤苦伶仃，颔联的雄浑阔远不过是对孤苦伶仃的鲜明反衬罢了。也就是说，在月星、平野、大江构成的宏大画面下，微风细草与桅樯孤舟，被映衬得愈发孤独无助、贫弱渺小，画面的气氛极具感染力，作者在强大的命运面前的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苦衷尽在不言中。此时的杜甫谈什么“开襟旷远”呢？
如果说诗的前半部分是寄情于景，那么诗的后半部分则是作者的直抒胸臆了。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诚如有诗话家所评论的，这两句是反话——“有点名声，哪里是因为我的文章好呢？做官，倒应该因为年老多病而退休”（《唐诗鉴赏辞典》傅思钧语）。不难看出，诗的含义是作者壮志未酬、理想不能实现的怨恨之情的一种反面表达。其实对杜甫来说，因为文章而有的那点名声，与作者想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相差太远。而自己不得已辞职，与年龄有什么关系呢？想到遭受官场的排挤打击，而自己竟无可奈何，又怎能不“怨天尤人”呢？至此，全诗因为政治上的失意而不得不离蜀漂泊的中心意义便表露无遗，接下来作者的孤立天地间，则是一种绝望中的自况咏叹了：“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既然官场无望、壮志难酬，也只好做一只往徙江湖的沙鸥了。其实远离险恶黑暗的官场，回归自然，像沙鸥那样自由自在地生存，又何尝不是一种值得称道的人生选择？
然而杜甫难做如此想，浓厚的入世思想与强烈的建功立业想法长期占据着杜甫的身心，成为挥之不去、折磨他一生的梦魇。就像大家所知道的，杜甫一辈子穷困潦倒，在不得志中郁郁而终。这不仅是杜甫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里成千上万文人的宿命。在那个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社会里，除了入仕做官，人们没有任何其它出路，社会排除了所有希望的可能，连经商都被视为小人从事的贱业，历朝剥夺了商人或商人后代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如果说这样的价值观仅仅是经典留给后人的文化理念，那么“重农抑商”则是圣人留给历代朝廷不移的政治信条了。是啊！在儒家意识形态化的一统天下的小农经济社会里，人们除了做官还能有什么想法呢？然而正是在这种“想法”与难遂人愿的现实社会的巨大反差中，杜甫才有了那么多的失望与痛苦，那么多的悲情与忧患。杜甫存世的作品，内容丰富多彩，既洋溢着作者入世的满腔情怀，又深蕴着作者知人论世的睿智。他的诗篇再现了历史的风貌、描绘了世事的沧桑，而其批判社会政治的锋芒更成就了杜诗中独具特色的光辉篇章。正是从杜甫孤苦落魄的身世，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不被诗话家注意的道理：与其说作者的才情造就了“诗圣”的杜甫，倒不如说杜甫的官场失意，成就了一个多么伟大的诗人！
杜甫的诗歌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无与伦比的辉煌，一部《杜工部集》便是一座无人企及的山峰。成为中国古典文学遗产中极其丰富而又珍贵的宝藏。于是一个问题便涌于笔端：如果杜甫生前政治上不失意，而飞黄腾达呢？——当然历史的假设是没有意义的，但这种假设的逻辑却是存在的：可以断言的是，没有政治上的失意，没有那么多的苦难遭遇，就不会有“诗圣”的杜甫！因为我们不难发现，怨、恨、忧、思，是构成杜甫全部作品的主旋律，这四种不说大家都明白的意绪，与官场失意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政治上的失意，杜甫不会有那么多的怨、恨、忧、思。而失去这些怨、恨、忧、思，杜甫卓越丰厚的才情在其作品中将会大打折扣，杜甫的作品也会因此单薄了许多。这个结论不是佐证“苦难出思想，苦难出成果”，也不是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孟子的这个经久不衰说法的后尘，美化苦难。而是指出苦难的人生遭遇，在特定的意义上说，对成就“诗圣”杜甫是不可或缺的。这样说，是否意味着苦难与杜甫的诗歌成就之间，有着一定的逻辑因果关系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另一个问题就会接踵而至：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有不计其数的文人，经历了与杜甫大同小异的苦难，他们怎么没有取得杜甫那样的文学成就？为什么大都鲜有接近杜甫水平的诗文？难道他们都没有杜甫那样的天才与才情？——这大概不是个仅用天才、用才情可以解释通的问题。为了对上述问题有一个圆满的解答，这里借用已故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的一句广为人知的论断：“小说最重要的是思想”。细细想来，岂止是小说？那些散文、诗歌、戏剧、音乐、美术、雕塑、书法——凡是成为经典的作品，哪一样不是因其思想的力量才拥有了永久的生命力？实际上名著、名篇的不朽，首先是其思想的不朽，这是文学艺术中千古不移的真理。诚然，文学艺术作品中的思想是看不见摸不着、只能感觉出的东西。然而唯其这种感觉才是文学艺术欣赏的魅力之根本。众所周知，作品中的思想源于作者创作时成熟的思考，也就是说，作品的思想其实就是作者的思想。所以有人说“伟大的作家，必定是伟大的思想家”。所以，人们都认为，文学艺术作品是作者个人阅历提炼后的缩影，这种“提炼”其实就是作者的思考过程，而从中得出的看法（结论）便是作者驾驭创作的思想。于是，关于创作的一条毋庸置疑的主线便明晰起来：阅历——思想（看法、结论）——思想驾驭下的形象思维（美感、意象）——具体创作——作品。
“封建社会”里的文人们可以有这样那样的无数苦难，却不是所有的文人都能像杜甫那样，从自身的苦难中提炼出与众不同的思想。这是杜甫成功的奥秘所在，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汗牛充栋的文人，大部分难有创作成就的根本原因。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不缺政治上的失意者，不少生活境遇上的落魄人，不乏这样那样的苦难，缺的是像杜甫那样，能从失意中、从落魄中、从苦难中发现生活、命运、社会、历史中那些非同寻常的意义。微风、细草、孤舟、星月、平野、大江，这些人们都习以为常的客体，在一般人那里是熟视无睹的，然而在杜甫的思想识见中，便成了意味隽永的意象，从而在作者的匠心独运中蕴含了或耐人寻思、或令人遐想的无尽意蕴。这不仅是创作技艺的成功，更是创作不可或缺的思想的使然。
当然，应该实事求是指出，《旅夜书怀》虽是名篇，却称不上千古绝唱。由于作者难以走出个人命运悲苦的圈子，其“旅夜抒怀”虽然动人、也十分感人，却给人一种个案的悲鸣，不是人类苦难命运的咏叹。其实杜甫一生都没有挣脱政治失意造成的精神桎梏，政治失意带来的怨、恨、忧、思，既是杜甫创作的力量源泉，也成为他走不出个人悲欢阴影的羁绊。他无法超越世俗的眼光反观自己生存的世界，也就看不到自己的苦难其实与人类的苦难是一脉相承的。由于这个局限，他对苦难的看法，不可能与人类同命运共呼吸，发出的声音只能是个人遭遇的哀唱，不是人类苦难命运的咏叹。所以杜甫难以创作出“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类歌咏人类永恒苦难的绝唱。这是杜甫的局限，究其原因，可能缺了王国维所说的“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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