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赫克托耳作为人间英雄，可以被人颂扬与热爱的地方很多。
而我内心里最柔软的部位被这铮铮鸣金的英雄深深打动的时刻，却是海伦的哭泣与哀悼。
赫克托耳含香的遗体被他年迈的父王从阿喀流斯的手里赎买回来。在举国的哀痛中，他的妹妹卡珊德拉公主、妻子安德罗玛刻、母后赫卡柏，纷纷向他哭诉着怀念与哀悼，颂扬他英勇保卫城邦与人民的丰功伟绩和他种种的美好品德。最后哭悼的是他的弟妇海伦。
海伦的挽歌与众不同，她在悲悼着赫克托耳这惟一的朋友，也在泣诉着自己艰厄的不为世人所容的命运：“在我丈夫的兄弟中，赫克托耳，你是我最亲爱的人！我离开故土，我的家乡，来到特洛伊已经好多年了——唉，我为什么还活在人间——赫克托耳啊，这些年来，只有你对我从没说过一句带刺的话，更不用说恶语中伤了。相反，善良的赫克托耳啊，每当你听到有谁说我的坏话，你总是劝阻和说服他们。带着悲痛的心情，赫克托耳，我为你哭泣！在宽广的特洛伊大地，我再也找不到一个朋友，一位善意待我的人；所有的人都回避我，痛恨我！”
希腊联军对特洛伊的围城之战到此时已经进入第十个年头。在这漫长的年月中，作为引起这场战争的祸首与借口，海伦在特洛伊城邦中的处境可想而知。
古往今来，“红颜祸水”无东西。海伦作为无论古今南北众所公认的、有着一半大神血统的人间第一美女，同样不能幸免于被世人谴责与唾骂的命运。她在她作为王子妃生活了二十年之久的城邦中，就连夜间出门都要披上黑纱贴着墙根低头行走。她那广为颂扬的美貌，在这漫长岁月中对于这美貌的拥有者又有什么用呢？只徒然增加着她沉重不能背负的罪孽。在特洛伊城中，谁会认为她是美的呢？在宽广的特洛伊大地上，哪里才是她舒展自信如普通女子一样的立足之地呢？
我想，从古到今，从南到北，没有一个女人是为了要倾人城与国而遭世人诟病与唾骂才生而美丽的，但是千古的恨怨与骂名却并不放过那些美丽的女子。商亡，人们怨妲己；周亡，人们怨褒姒；吴亡，人们怨西施；唐衰，人们怨杨玉环……特洛伊亡，人们怨海伦。
相比较而言，海伦还要稍微幸运些。要说，整个特洛伊保卫战中，没有谁比赫克托耳更有资格责备海伦，但他却是惟一没有这样做的人。他保卫海伦如同每一个特洛伊儿女一样。而海伦也借荷马之口，唱出了自己的挽歌与悲伤。但更多有着相似命运的女子却是无声的，她们默然地被人们世世代代地唾骂、丑化、妖魔化和谴责下去，极少有人为她们的命运抗辩，她们自己更加不能。大至国家城邦的倾圮，小至家道的衰微，人们总要找一位女子来受过。
在这些女子中，竟有一位奇迹般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只是不大为世人注意罢了。
2
在厚厚一本子《中国历代妇女诗词选》中，身处历史最破碎细弱的五代时期，后蜀主孟昶的慧妃娘娘花蕊夫人，留下了哀伤而烈性的半阙词一首诗。
人们不知道花蕊夫人的真实姓名，有说她姓徐的，有说她姓费的，不一而足。但人们知道她是四川青城人，在宫中因聪慧工诗律被封为慧妃，因貌美胜花被称为花蕊夫人。宋将王全斌攻陷后蜀城池，押解亡国之君孟昶及后妃们北上归宋，途经葭萌驿稍事休息时，夫人在墙壁上题词云：“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词仅半阙，军骑催行，未能完成。到了宋廷，宋太祖赵匡胤历数降王孟昶君荒臣嬉、娇宠慧妃、女祸亡国。夫人在一旁不服宋王谴责，当庭口占“亡国诗”一首：“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四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诗毕，疾呼向柱，当廷身亡。
在五代亡国诗词中，凄恻哀怨莫过于南唐后主李煜；而铿锵刚烈，又有谁能比得上花蕊夫人？在古代庭诗中，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曹子健那首痛心疾首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人们却很少知道和纪念花蕊夫人这首更加凛然痛彻的述亡国庭诗。
就诗歌本身的意义而言，我以为花蕊夫人的《亡国诗》比李煜的怀乡念国和曹植的七步诗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
昔日君王一朝沦为阶下囚，其内心的悲苦凄切可想而知，李煜用他无人能比的词采将这种情怀表达出来，自然具有代表性而能打动人心，流传广泛而久远；古往今来，父子兄弟之间为了权利、美色而彼此相争相残相煎的令人痛心齿冷的例子比比皆是，曹植的七步诗形象逼真地道出这种心情，也自然具有普遍的意义和动人的力量，广为世人所传颂。
而花蕊夫人的《亡国诗》几乎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她所抗辩的是千百年来一个性别对另一个性别旷古的偏见与歧视，直至今天，以至将来，都仍然有震慑人心的力量，但却并不广为人知，乃是因为这种偏见与歧视仍然广泛地流布人间，人们并不曾真切地发现和认识到这首诗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在人类的整个男权时代，女性普遍被要求取悦男主，又责备她的取悦使君荒臣嬉，以至祸国殃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普遍意义上的女性，实际上始终被搁在两面滚烫的鏊子上翻来覆去地煎烤着，没有个人权利可言，更加没有发声为自己的命运与权利进行抗辩的机会与可能。而这首《亡国诗》中女性意识的觉醒，即便是和最早的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和言论相较，也早了几个世纪。
3
沿着这条思路再往前追溯，在诗歌最为兴盛的唐代，流传千百的诗人中，罗隐应该是一个异数，他有两首诗是站在女性立场为女性命运所抗辩的：一首《西施》说“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另一首《帝幸蜀》说“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
在整个人类历史与传统中，“红颜祸水”的观念既荒谬又普遍，除了这些流传甚广、人所皆知的“红颜祸国”的事例以外，人们更加普遍地将战事争端、家国衰亡、人丁不旺、时序物象不验等等祸乱不祥的事情统统都归因于女人。在西方中世纪时期，教会曾编辑发表了一本律书性质的《魔鬼的锤子》，将种种邪恶不祥的社会现象，都归结为女人、尤其是女巫施展的邪恶魔法，而加以揭露，并严加处罚，使许多女性被活活烧死。在中国封建时代，也有像《汲冢周书》那样说：“春分之日，元鸟不至；妇人不信。”“清明又五日，虹不见；妇人苞乱。”等等。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没有人认为这些律条和观念本身是邪恶荒谬的，倒是对于那些被治罪的女人，敢于抗辩的，敢于同情的，都要冒天下之大不韪，需要有非凡的勇气与正义心。因此，赫克托耳，花蕊夫人，罗隐是稀有而珍贵的，就像一粒小小的火种。
相对于漫长的封建历史，仅仅觉醒于近现代以来的女性意识、女性主义立场，难道不应该追念和颂扬这遥远年代里的火种吗？（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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