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萧功秦的一贯文风——用耸人听闻的新概念，重复并无新意的老生常谈。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萧功秦因提出“新权威主义”概念，而名噪一时。
《如果你爱国》一文，是萧功秦的故技重演。他在文章里借用“愤青文化”这个新概念夸夸其谈了半天，都是些经不住推敲的旧思想新说法。
什么是“愤青文化”？萧功秦并未给出让人信服的答案。他在文章中，不过是拿网上屡见不鲜的愤青现象说事罢了。
其实愤青，不是个有特殊文化背景的社会群体。仅是个有时代特征、以宣泄情绪为目的的言语行为表达方式。
这个表达方式与文革有关。
文革过后，人们对文革红卫兵一代人，当年动辄义愤填膺中的无法无天做法，在晚年“风韵犹存”中，影响了部分中青年人的情绪宣泄方式。这种情绪宣泄方式，并无什么文化底蕴，仅是一种非理性的言语行为现象。这种言语行为现象并无普遍意义，并不代表民族特征与国民性。
但是，一种特殊年代形成的情绪宣泄方式，在萧功秦的笔下，竟成了“愤青文化”。这样的新概念也太离谱了！
萧功秦所以提出“愤青文化”，是源于他把这个非理性的情绪宣泄方式等同于历史上的清流党了。但是把愤青与清流党相提并论，却是个常识性的错误。
研究历史的萧功秦，不应该不清楚：历史上的清流党都是上流社会中有很高文化修养的高级文人群体。
而愤青却是普通大众阶层里的人，他们没有多少文化。
低层文化的愤青与高层文化的清流党，原本就不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至于他们的所作所，更是大相径庭：
一个是以非理性的愚妄言语行为宣泄个人的情绪。
一个是对朝政、时事、政局，发表不同的看法。
萧功秦根据什么在两者之间找到了“同构性”？
至于萧教授振振有词地把两者“同构”为“愤青文化”，确实让人感到莫名其妙。
愤青仅反映了当代中国出现的一种非理性的宣泄情绪的表达方式，与历史上的清流党没有任何内在联系。
萧教授在文章中谈到的南宋清流党提出“联蒙灭金”的清谈，最终导致了南宋的灭亡。
十九世纪末晚清的清流党鼓噪对日开战的清谈，最终导致了中国在甲午海战的惨败。
萧教授因此得出了“清谈误国”的结论。
于是应该为南宋灭亡承担责任的南宋统治者的罪责，应该为中日甲午海战惨败承担责任的晚清统治者的罪责，都淹没在萧教授编造的这种历史神话里了。
清流党虽然是生活在上流社会里的高级文人，但这些高级文人并无资格参与最高统治者的决策。在专制主义社会里，文人永远是统治者的工具。他们没有权力、没有资格、没有能力左右统治者。
一帮清谈的文人怎么可能左右政局的发展？怎么可能导致一个王朝的灭亡？怎么可能造成举国对日的开战？
南宋灭亡自有南宋统治者不可推卸的罪责。中日甲午海战惨败，自有晚清统治者不可推卸的罪责。
实际上，南宋的“联蒙灭金”策略，在当年就有人提出警告。南宋统治者为什么不重视这种警告？
中日甲午海战前，朝廷重臣李鸿章竭力反对与日开战。但决策层还是与日本开战了。统治者为什么不听李鸿章的意见？
一个朝廷重臣的意见都无足轻重，一帮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清谈，就能决定了政局的面貌、历史的走向？
说萧教授在这两个问题上编造了历史的神话，是批评历史学者的萧功秦为了推出他的“愤青文化”说，怎么可以违背历史事实、违背历史逻辑说话？
何况清流党的清谈不管是否有价值，他们谈的是朝政、时事、政局。
如此出发点与内容的清谈，与当代愤青宣泄情绪的言语行为，怎么会“同构”成了一种“愤青文化”？
萧教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有悖常识、有违逻辑的说法？
实际上，从萧教授的一以贯之的学术思想中可以看出，他始终未能走出鲁迅当年批判过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陈旧套路。这是萧教授屡屡误读历史、屡屡得出错误结论的根本原因。
不难看出，萧教授编造的历史神话，在其“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旧套路中，开脱了最高统治者的历史罪责。使重大历史事件原本涵有的应该反省的那些东西，都被他编造的的“愤青文化”掩盖了。
清流党清谈国是，本来是一种“广开言路”的做法，是一种进步现象，至少有限地打破了专制主义文化的一言堂局面。
但在萧功秦的“愤青文化”里，清流党要为历史事件担责，并由此顺理成章出“清谈误国”论。
“清谈误国”论的言下之意，就是取消清谈，取消清谈是专制主义文化才有的荒谬逻辑。
于是在萧教授编造的历史神话中，清流党不仅成了历史的罪人，还成了历史文化里的一个贬义词，成了“清谈误国”的代名词。
常识告诉我们：真理都是由批判思维发现，并经过一番考证、讨论、辩论，再经过实践检验后，才能发扬光大。
所以，人类得到真理并非像萧教授编造“愤青文化”那么容易。
——这个关于发现真理的起码常识的回归，二十世纪的人类曾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作为过来人的萧教授难道忘得一干二净了？
萧教授这几年谈文化的文章不少。但从其文章可以看出，他似乎并不明白：
文化最重要的品质是，涵有自我更新的机制与能力。
如果一个社会连文人的清谈都没有了，这样的文化能更新吗？历史学者的萧教授应该知道：中国曾在两千多年的农业文明社会里，长期停滞不前。
究其原因，与中国文化不能自我更新密切相关。
在这个历史视角中看问题，不能不感到：萧教授为什么提出“清谈误国”论。
萧教授编造的愤青文化属于子虚乌有，不值得批评。
愤青虽然是一种消极的现象。但是，愤青既左右不了政局，也影响不了历史的走向。没有人相信愤青那些愚妄的语言与野蛮的行径，会成气候。
也没有人相信，时下中国的问题是愤青造成的。
萧教授的这篇文章说对了一句话：愤青是一种非理性现象。
问题是萧教授有理性吗？
理性的实践方法是：“以事实为根据，以逻辑为准绳”。
萧教授的“愤青文化”说有事实根据吗？有逻辑论证吗？
全人类都知道：理性是人的天性能力。
在基督教文化世界里，这种能力是上帝赋予人的。
在中国，这种能力被认为是造物主给的。
犹如人一下生会吃奶一样：人天生会问“为什么”。幼儿园小朋友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问不完的“为什么”。
而“为什么”，是人类体现理性的起点——只有在“为什么”的思维活动中，人的理性——“自我判断与自我决断”的能力，才可能表现为正常的心智活动。
萧教授编造的“愤青文化”说，用“清谈误国”论扼杀了“为什么”的可能。人的思维活动一旦失去“为什么”，便意味着“自我判断与自我决断”能力的丧失。萧教授所谓的理性，倒真成了空谈了。
至于萧教授与愤青一样，为什么会没有了理性呢？
这个问题虽然很重要，却是另一题目的文章了，留给读者思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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