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模先生在青岛时，是每天都要仰望星空的人。他为中国天文事业作出的贡献，观象山上已有碑文赫然在目。另外，接近100年前他亲力亲为建立了青岛第一个足球队，并取得卓越战绩，他作为青岛足球开拓者的地位无人可替。天文和足球，看似风马牛，但这两者在宋国模先生身上，已有机地融为一体。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
江西省余江县，汉属豫章故郡，唐归洪都新府，现在是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
1919年前后，从多灾多疾的穷地方余江县出来的一个书生，居然考入了名气很大的北京师范大学，进京读书去了。他就是宋国模。因山东、青岛的主权归属爆发的五四运动，深刻影响了这位青年学生的爱国情怀。他读的是数学系，既聪明又用功，浑身充满活力。课余时间，经常能够看到他在操场上奔跑的身影。可能是受到体育老师的影响，这个虎头虎脑的小伙子尤爱踢足球。那年月，满清交出权柄不久，民国依然积贫积弱，被侮为“东亚病夫”的国人，走起路来还是低眉顺目，缩手弯臂，总像有一股无形的绳索束缚着他们。宋国模和他的球友同学，偏偏把身体练得棒棒的。那时候的名牌大学毕业生，几乎相当于科举时代的进士。未来的蓝色天空，在向这个年轻人招手。
宋国模走向社会的时代，1922年华盛顿会议的决议开始发挥作用，同年12月10日，中华民国依此决议，从日本占领军手中收回胶澳商埠，结束了青岛25年殖民地的历史。此前几日，北京政府（北洋政府）任命山东省省长熊炳琦兼任胶澳商埠督办，使这位拥有直系军阀背景的政客成为首任青岛行政长官。但日本人横生枝节，故意曲解《山东悬案细目协定》，认为中国缺乏气象学专家，很可能发不出准确的天文气象预报，会对进出青岛港的各国船舶造成危害，因而占着青岛观象台不放。中国政府为此紧急招揽有关人才，精通数学的宋国模进入当局的视野。一年多以后，专业人员终于配齐，日本人没有理由再呆下去，勉强交出了观象台。当然，日本人依据他们同欧美争霸的世界野心，是绝不会放弃获得一流天文和气象数据的机会，从而用于军事目的的。果然，日方坚持本国人员仍留台里执行台务，造成中日双方观测人员各自观测、记录气象资料的现实。这也为14年后他们第二次占领青岛埋下了伏笔。
1924年1月，蒋丙然、高平子、宋国模等人代表中国政府，从日本人手中接管了青岛观象台。当时远东有三大观象台：法国人管理的上海徐家汇观象台、英国人控制的香港观象台，以及青岛观象台。蒋丙然成为国家主权下首任由中国人担任的观象台台长。自此，这位获得比利时气象学博士学位，能说一口流利法语、英语，就连日本人也敬他三分的专家，领导青岛观象台作出了世界一流的业绩。
天文学是以观察及解释天体的物质状况及事件为主的学科，通过观测来收集天体的各种信息。然而，由于大量数据无法直接测量，往往需要通过数学演算间接取得，比如要得到太阳和地球的距离，除了通过天文望远镜观察，还需要高等数学知识才能准确计算出这个距离的长度。所以，天文学和数学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宋国模作为数学科班出身的人，在这方面的工作得心应手，成为青岛观象台不可或缺的专门人才。
在青岛观象台圆顶天文观测室北部，矗立着一座镶嵌着地球的“万国经度测量纪念碑”，碑记上记载着：
一九二五年，青岛观象台应万国经度测量委员会邀请，决定参加第一届万国经度测量工作。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日至十二月三十日，进行了经度测算。万国经度测量委员会主席弗利叶向中国政府致函称：“所测成绩优良，概各国所钦佩。”
石碑中部镌刻着：
第一届万国经度测量 测量主任：高平子 主测员：宋国模 助测员：徐汇平
在这项世界瞩目的测量中，青岛观象台是中国的唯一代表，全盘工作由蒋丙然台长主持，高平子时任天文磁力科科长，与宋国模、徐汇平组成测量组。这是近代我国天文界参加的第一项国际科研协作项目，成为中国天文界步入国际合作的创举。自此，使中国在世界天文界占有一席之地。这座石碑，由青岛市人民政府、中国天文学会于1987年共同建立，九个汉字的碑名，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的张钰哲先生题写。张钰哲1902年生，少年就读于北师大附中，与宋国模算是校友，他于1928年发现了第1125号小行星，将其命名为“中华”。与四年前宋国模建立的足球队同名。巧合耶？心通耶？
1932年10月1日至11月30日，青岛观象台再次应邀参加第二届万国经度测量工作。宋国模和他的同事们，就是在纪念碑正南几十米的平房内进行了观测，再次取得良好成绩。据资料记载，青岛观象台是中国近代天文、地磁、地震、海洋事业的发祥地之一。当时青岛的海滨生物研究所和亚洲第一的青岛水族馆，全部归属青岛观象台管辖。
从左至右依次为徐汇平、高平子、蒋丙然、宋国模
岛城足球始于此 先河流淌无绝音
据青岛体育志足球篇记载，1920年代初，足球运动开始传入青岛。这座新兴城市不足30万人，却竖立着13个国家的领事馆，蓝眼高鼻的白人随处可见。欧美日等国的侨民，把国际通用的足球规则带到这里，经常凑在一起踢球，一些中国青年看着有趣，也怯生生地跟着下场踢上两脚，很快就被这个圆滚滚的皮球迷住了。不要以为五四运动以后爱国主义就淡漠下来，时光转到二十年代，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被收回的城市，黄海之滨青岛的这股热情并未减弱。据官方的青岛市情网有关体育章节的《第二章 球类 第一节 足球运动》记载：“1924年1月，青岛观象台职员（天文观测员）宋国模邀集一批体育界人士成立了青岛市第一支足球队——中华足球队。”
此时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北洋政府）受到世界各国承认。国旗是被孙中山首肯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并不是后来南京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政局也算不上稳定，大总统、国务总理换得尤如走马灯，这也决定了他们的统治并不像铁桶那般，铁狮子胡同里你上我下的北洋军阀衮衮诸公，对国家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价值规律调剂，干涉不多，对社会团体的成立、解散也很少滋扰。
宋先生是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在本职业务上胜任愉快，可并非人们想象中的文弱书生，他生得方脸大眼，五官耐看，并且体格强健，平日着长袍马褂，也常穿西服皮鞋。来青之前，他已掌握了相当的足球技术水平，换上运动装下场飞奔着带传停射，完全是一副生龙活虎的斗士模样。踢球在某些人眼中是一项粗野的运动，而中国最早踢球的人群，却大都是读过洋学堂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
中华队首批队员除宋国模以外，还包括不久前入选中国队参加亚洲远东运动会夺得冠军的的吴炎章，他的脚下功夫更是了得，队中还有崔少白、毛恭瑛、包松生、王迂良、劳启涛、王振声、韩秉城、黄子昌等素具名声的足球好手。两个月后，以十月革命后逃来中国避难的俄罗斯人卜洛夫为首，一批驻青的外国侨民组建了“西联”足球联盟（简称西联队）。这支来自西方，凭借身体优势具有猛冲猛打风格的强队，让相对矮小的中国队员不太适应。不久，出现了友谊会、胶济铁路局、海关、基督教青年会、奥群等足球队。第二年，又出现了私立青岛大学队（校址在现中国海洋大学鱼山路校区）和日本商业学校足球队（校址在现青岛一中）。一时间，岛城各路强手云集，各国精英荟萃，足球运动初具规模。
1924年，美籍犹太商人滋美满包下了今日汇泉广场一带的地皮进行赛马，但因这是一种赌博活动，市政当局并不太热心，他灵机一动，成立了一个“万国体育总会”，下设足球俱乐部、网球俱乐部、高尔夫球俱乐部等体育协会，称自己是希望利用此地在青岛发展体育活动。其实，体育总会以后的主要赢利点还是博彩赛马业，但滋美满自有他的变通之策：把赛马场中间的椭圆形空地辟成两个足球场。球员之意不在赌，在乎破门之乐也。竖起招兵旗，便有兵源来。中外小伙子看到整修一新的标准球场，心里喜欢，便结伴来踢球，给汇泉带来可贵的人气。于是，从1925年开始，万国体育会组织起每年一度的“青岛国际足球锦标赛”，经办资金主要由体育会提供，邀请在青岛的外国侨民球队及本土球队参加。滋美满的生意兴旺起来，犹太人再一次显示出他们不同寻常的商业头脑。此时的青岛跑马场，同上海跑马场、香港跑马地并称远东三大跑马场。
观象台距离汇泉的足球场并不算远。早在1925年，中华足球队就在不定时举办的国际足球赛中击败过自视甚高的“西联队”，荣获冠军，这一胜利，激励了民众的爱国精神，让他们对中国球队充满希望。青岛作为一座世界级港口，几乎每周都有外国商船来此停泊卸货、装船，这些长年在海上漂泊，往往几个月见不到人影的的船员一上岸，经常组队和青岛的球队进行足球友谊赛，用这种方式活动筋骨，享受生活。1926年，青岛体育联合会还举办了公务员足球赛和春季、冬季足球竞赛大会。
在青岛，荷枪实弹的日本军队虽然乘船回了国，但他们的商贸规模和社会团体在青岛依然强大，和族自以为样样高出华人一等的习气难改。1927年4月3日，以中华队为主的青岛联队与日本海军陆奥足球队进行了一场交锋。围观的中国观众急切盼望打赢这场中日之战。青岛联队的技术明显占优，痛快淋漓地以4：0让陆奥队认输，市民着实兴奋了一把。这支联合足球队，应该是有记载的最早的青岛足球队。
1928年冬，奉系军阀首领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蒋介石南京政府领导，将五色旗换成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此时的青岛，仍在奉系势力控制之下。1929年，体育教师谷源容（曾被选入国家足球队）成立了礼贤中学足球队，使青岛诞生了第一支中学足球队。同年，中华足球队又补充了计儒懋、梁康年、蔡明、梁景垣、谷源容、陈安兴等新队员，实力得到进一步增强。
1929年，亚洲球王李惠堂（南李）率领华东队，自上海赴京与李凤楼（北李）的华北队较量，获胜后又来青岛，与中华队交锋。华东队的名字起得没有中华队响亮，但球技在国内当属一流，客队以1：0小胜青岛队。敢同国内顶尖强队交手，且能打出个不算难看的比分，虽败犹荣。青岛观众理解这一点，照样给予他们热烈的掌声。在这场引人瞩目的对抗中，除了李惠堂，华东队“铁大门”周贤和、“前锋大将”陈家球的精彩表演，给青岛的足球人大长了见识。要说中华队最高光的时刻，是获得1929年至1930年青岛国际足球锦标赛冠军那一天。赛后，全队13人摄影留念。
1929年至1930年青岛国际足球锦标队中华队摄影，中排右一为宋国模
早在德国占领青岛之前，李希霍芬经多地考察后得出结论：胶澳一带居民的体质，在中国当属一流，特别适合体育、军事项目。旧中国唯一出席过三届奥运会、1933年的青岛体育协进会主席宋君复先生总结道：“青岛乃东夷后土,习六艺,尚悍勇,为现代体育之嚆矢”（事物的开端和先行者）。以上真知灼见，成为青岛后来坐享足球之城、田径之乡声誉的有力注脚。值得注意的是，青岛多年受奉系势力统治，山东又是许多东北人的原籍故土，双方运动员的身材在国人中都算高大，所以，大刀阔斧、长传冲吊的“东北风”，深刻影响着青岛的球队，脚下功夫则明显不如南方球队的细腻多变。这一点，直至今日仍可寻到端倪。
对于中华足球队的活动，分别比宋国模大17岁的蒋丙然台长、大12岁的高平子科长都鼎力支持，在练球、比赛时间的支配上，给宋国模提供了许多方便。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从1930年往后，中华队的状况逐步走入下降通道。
1930年代初期，东北海军代总司令沈鸿烈被任命为青岛市长。作为国民政府的直辖市，市政府在东三省已沦陷于日本的形势下，提倡国民强身健体，在各级学校大力开展国术（武术）活动，武术队非常强势；与此同时，全市的足球运动也在学校进一步发展起来，各中小学均有自己的球队，企业、机关足球活动也相当活跃。据统计，青岛当时有大大小小的业余足球队百余支，经常进行各种足球联赛。当时足球比赛的场地主要有三处：一处是青岛市市立体育场（今天泰体育场），第二处是足球俱乐部体育场（今汇泉广场），另一处是第三公园体育场（今工人文化宫）。由外国侨民组成的球队联盟“西联”队和本土球队联盟“青联”队，会按惯例在每年正月初二组织一场“贺岁比赛”。然而，表面上的轰轰烈烈，掩盖不住本土各队技术水平普遍不高的弱点，以致召开第四届（1933年）、第五届（1935年）全国体育运动会时，青岛当局考虑到实力不足，干脆未组队参加其中的足球比赛。
从1933年开始，青岛市改由体育协进会主办青岛国际足球赛（官办），这年，中华队虽以9:1胜了日本队，却以1:3负于西联队，结果，第一届的冠军被西联队拿走，令乘兴而来的观众败兴而归。不少球迷甚至认为，还是西洋人的体格更适合踢足球。青岛足球水平上不去，引起体育界人士的重视，遂选定本地素具名声的足球名将30人集中，定期严格训练，准备以新面貌对外应战。同年，青岛开始举办少年儿童足球赛，比赛中大胆采用五号小足球，这种皮球更适合少年的身体状况，使小运动员们踢起来更顺脚，受到体育专家和孩子们的广泛欢迎。这在当时可称为一项全国创举。1934年、1935年，因为参赛人数众多，全市冬运会足球赛分为高级、高中、初中、初级4个级别举行。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参与足球活动，对中华体育情有独钟的宋国模利用业余时间，还积极参加青岛体育协进会的工作。据青岛市情网记载：1934年，青岛排坛日趋活跃，各中学部都举行了班级间的比赛。体育协进会的宋国模遂将优秀选手组织起来，建立了中华排球队。梁启超先生创造的“中华”这个新词再次被宋国模使用。当年春季球类竞赛会举行时，排球已有男女3级14个队。同年7月，复旦大学排球队来访，与中华队交锋，主队只以小比分负于强大的对手。1935年，中华排球队改名为联友队。由于青岛市的经济发展、市政建设、文体教育成果突出，国民政府授予青岛全国“模范市”荣誉。
1935年12月，礼贤中学足球队获得青岛市冬季体育竞赛会高中部冠军后摄影纪念。
上面第一排左一为李宏文，右一为谷源容。
上面第一排左一为李宏文，右一为谷源容。
魂系中华肝胆在 神游天地无愧矣
“七七事变”，战火燃起。1937年底，日本人再次窃据青岛观象台。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面对侵略者，中国军队一枪未发弃城撤退，日本军队淫威下表面的繁荣，不知亡国有恨的“无恶意的闲人”在球场上奔腾雀跃，但是，宋国模却作出一介书生力所能及的反抗——离开日本人掌控的观象台，暂回江西老家躲避。尽管回去干什么并没想好，但这个地方是再也不能呆下去了。“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40岁左右的宋国模的谋生岁月是艰难的，可他没有后悔。为找工作，陆续去太湖、南昌一带辗转流离。四九年后，宋国模来到武汉，进入成立于1950年2月的长江水利委员会工作。这是一个行使水资源管理、保护、水土保持等项事物的部门，属于国家水利部。这一段日子比较顺心，学业优秀的女儿读中学时嚷着要参军，当父亲的没有拦她。好胜的女儿，被培养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坦克女驾驶员。儿子宋璆在五十年代初期考入中南矿冶学院。武汉是有名的火炉，盛夏里子女埋怨热得要命。宋国模常对他们静静地说：“青岛的夏天可不是这样。”那座不大的海滨城市，依旧隐藏着他不了的情怀。
生活常有波澜，人生无法预测。在1958年，宋国模遭受到政治上的牵连和压力，心怀忧戚，面含愁容，在离退休年龄还有两年时提前离开单位，迁回汉口赋闲。儿女都不在身边，老两口依靠退休金相依为命。此时，偏偏疾病来袭，他反复感冒后觉着气管不太好，喘气不顺畅，痰多，慢慢转为肺气肿，原来很好的体格一点点衰弱下来。令人欣慰的是，儿女的工作、学习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
宋国模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在青岛工作期间，女儿生于1933年，单传的儿子1934年出生。中年得子的宋国模给儿子起名叫宋璆，璆指美玉，而“璆”与“球”同音同调，亲友们会意，这是当父亲的寄希望于儿子，长大后既品德如玉，又喜欢踢球。儿子受父亲影响，上小学时就开始踢球玩。不管搬到哪里，家中总有一个足球躺在角落里。儿子虽踢的技术比不上爸爸，重要的是，他的身体更结实了，在学业上的勇猛精进，一点也不亚于当年的父亲。宋璆和李曼珩是大学同学，两人自由恋爱结成终生伴侣。宋璆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去了沈阳工作，1963年调到上海。1964年，宋璆把房子整理一下，将父母从汉口接到上海一起居住。儿媳妇下班后洗衣做饭，勤俭有加。遭受疾病折磨多年的宋国模，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能够在温馨的家庭港湾中度过，当属幸运。1965年，宋国模先生病逝，享年65岁。宋璆后来进入大学教书，评为教授。李曼珩在上海一家企业里从事技术工作，是高级工程师，已退休多年，现仍在上海居住。青岛观象台曾几次联系宋璆夫妇，希望他们作为宋国模的后人来青岛看看，到观象山走走。为此，两边都加上了观象台的微信公众号“星云”，以便随时沟通。谁知新冠疫情一拖好久，老两口到底没能来成。遗憾的是，2020年6月，86岁的宋璆先生因病去世。
年老体弱的李曼珩女士在丈夫去世后，长途旅行多有不便，来青岛的愿望也没能实现。不过，最近她在电话里高兴地跟笔者提道，她的三个孩子准备近期去青岛。她发来的微信这样说：“孩子们认为，父母没来成，他们来了却父母的心愿，感受一下爷爷昔日的荣光，感谢青岛人民的厚爱。岛城那片红瓦绿树，一直没有忘记宋国模。”
宋国模88岁的女儿至今健在，住在大连。
愿天上先生的灵魂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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