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会转来半年前120周年校庆时出版的文集和画集。两册书厚重精致、浓缩历史，读来顿生无尽的敬仰与自豪。开篇“创校先驱卫礼贤”与“功勋校长刘铨法”，亦把时空拉回世纪前的坐标原点。以现任校长之名书写前任校长之事，则顺理成章、责无旁贷。细细读后，不觉发现几处疑点：
一、年代的误差：
1.文载“1922年，年迈的校长劳乃宣因病去世”。据浙江桐乡人物的网络资料介绍，劳乃宣在1911年“十月，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监督；十一月，兼署学部副大臣。”之后在“1913年冬，移家青岛”“1921年6月17日卒于青岛”。1922年之说，应当不够准确。
劳乃宣（1843-1921）
2.“直至1939年上海沦陷”。1937年的“8·13事变”，亦称“淞沪会战”。经过几个月中国军民的奋起抗击，虽有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然而败局无法挽回、陷落几成定局，国民政府于11月12日决定迁都重庆。查询同济大学官网，“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同济大学经过六次搬迁，先后辗转沪、浙、赣、桂、滇等地，1940年迁至四川”。1939年之时，同济业已离沪、上海早就沦陷。
3.“刘铨法之子刘汉耀（1921-1995）”。关于刘汉耀先生的生卒年月，1999年出版、黄晓晨著《青岛人家》一书中有专篇记述。文中开头提到“79岁高龄的刘老先生”以及“汉耀生于1916年，是在老家降生，还是在青岛出生，后人们已说不太清”两条线索。不过文章结尾处的“1995年5月23日6时35分，刘汉耀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路程”，正好印证了时间段与年龄的吻合。1921，是否值得再议。
二、名称的混同：
1.“校长由原满清政府的‘教育部副部长’劳乃宣担任”。其实，“教育部副部长”是说“相当于教育部的副部长”。中华民国成立后，清朝的“学部”改为“教育部”。劳乃宣是坚定的旧体制的维护者，与其说起劳氏的仕途业绩，倒不如看到他在传统文化、特别是协助卫礼贤将一部深奥难懂的《易经》传播到西方世界的努力和贡献上。
2.“教务主任孙方锡是留学德国的地理学博士（四九年后为山东师范学院院长）”。山东师范学院，是在1981年8月1日变更为“山东师范大学”之前的校名。1995年《山东师范大学校史》的“孙方锡”词条显示，“1952年来山东师院地理系任讲师、副教授”“1983年退休”。另在书中的学校领导人名单中，也未找到他担任“院长”的记录。不过120周年校庆宣传画册，孙博士是“副院长”。
3.“青岛道院（红十字会、大学路原青岛博物馆）”。青岛道院的历史要追溯到济南道院；青岛红十字会则在上海路7号的礼贤书院内。1914年清末外交家、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吕海寰（1842-1927）组建了中国红十字会青岛分会，卫礼贤为第一任会长。众所周知，红十字会与红卍字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组织和机构。就像大学路7号与上海路7号迥异，红十字会与红卍字会之间也不能画上等号。
三、史事的模糊：
1.“在北大任教的前校长卫礼贤”。1920年夏，卫礼贤结束传教、返回德国。1922年初，卫礼贤回到中国，担任德国驻北京公使馆科学参赞。1923年，应蔡元培之邀，卫礼贤出任北京大学名誉教授，讲授德国文学。当劳乃宣去世之后的1922年礼贤校长空缺时，卫礼贤应在北京，但未必已在北大任教。或是当卫礼贤在北大任教时，商议委任校长之事已到了1923年。刘铨法与校长之职的渊源，似乎有更多的史事和故事值得发现。
2.“当年，34岁的刘铨法刚刚成婚”。此“当年”即为1923年，刘铨法娶得青岛商会会长隋石卿的妹妹为妻。这与文后“刘汉耀（1921-1995）”的1921年出生时间对照，留下疑问或未述事实。而刘汉耀的另一出生年代是在1916年。1921年还是刘铨法自上海同济德文医工学堂毕业，奔赴鲁南的山东中兴煤矿公司担任工程师的一年。
3.“沦陷八年间也能正常运作”。抗战八年是惯常的说法，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学界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算起，总计14年的抗战也多被接受。但就实际“沦陷”而言，1938年1月日本第二次占领青岛到抗战胜利，这与八年抗战相比还差半年时间。单纯以“沦陷八年”概之，似不太缜密。
礼贤“百廿”已过半载，半年再迎百廿一年。记忆功勋校长，已是历史名词。今天的校长如何传承与发扬“功勋”二字，看起来除去强大内心泛起的无限崇敬之情外，对历史的审视、对事实的尊重、对前人的敬畏、对后世的负责，都应算作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凝炼与积聚。
见贤是礼，感谢有你。Cheers!
202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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