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泽厚看来，“强烈的历史意识”就是儒家哲学——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了，这种“强烈的历史意识”是什么？李泽厚没有多讲，不过明眼人一看就清楚：
中国是个史学大国，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中国文化为什么会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呢？李泽厚借《战国策》给出的答案是：“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于是看来，所谓的“强烈的历史意识”这一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不过是连中学生都知道的“以史为鉴”。然而，凡研究过中国历史的人都清楚，“以史为鉴”虽为历代统治者及文人所推崇，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却一直是中看不中用的教条，实践中屡屡重犯历史的错误，这个现象代不乏出，可谓“屡鉴屡犯，屡犯屡鉴”，成为历史上一道久远的“怪圈”风景，为什么会这样呢？李泽厚从未谈过这个问题。下面让我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一
众所周知，中国史学的根本目的，是为统治者提供“资治”、为一般人提供道德示范——严格说，这也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意义。然而，这种为统治者服务、为后人“蓄德”的“史学”，是大可怀疑的，数千年的史实证实，不管在统治者的政权那里，还是在民间、学界，上下一致推崇的“以史为鉴”，其实从来都是一句空话。例如：
（1）一边是“以史为鉴”的危言耸听，一边是数千年不断重复大同小异的历史错误——什么“周期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皇帝轮流做，明朝到我家”“城头变幻大王旗”，其实中国历史都是在重犯错误中的“周而复始”。中国人为什么不能“以史为鉴”，避免这种病态的“周而复始”呢？这是一个数千年没有解决的问题。
（2）一边是王道仁政的号令天下，一边是阴谋诡计中的机关算尽；满嘴的仁义道德与满肚的男盗女娼，是中国古代上流社会芸芸众生的真实写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声虽震古烁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之戒却也人人践行不辍；朱熹的一句“孔子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间”，括尽儒家的道德文化与实际生活相去甚远的空谈本质。
（3）冠冕堂皇的道德说教不绝于耳，人人概莫能外的“潜规则”“血酬定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等，是世人都践行不辍的圭臬。所以才有了当代学者王学泰揭示的“另一个中国”社会：“有奶就是娘”“有枪就是王”“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杀富济贫，替天行道”②。即便是大讲“君子之学”的上流社会，“伪君子”竟代不乏出，多如牛毛，成为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官场芸芸众生。
于是看来，“以史为鉴”虽然被长期奉为编史的原则、读史的目的——也就是李泽厚所谓的“历史意识”，实际上人们一直都在重犯历史的错误。这个事实说明，所谓“史学”在“以史为鉴”中，成了一堆没有多少用处的“废话”。中国“史学”的这一事与愿违的现象，至今也没引起学界应有的注意。探讨这个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探讨“以史为鉴”为什么会形同空话——从而使李泽厚看重的是“历史意识”蕴含的“根本精神”，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在科学的立场上实现真正的“以史为鉴”——这也是本文抛砖引玉的初衷。
二
数千年“史学”的宗旨其实是为维护君权统治，向统治阶级提供“资治”。所以内容大都是“帝王将相”史。那些口头上“民以食为天”的人们在编写史书时，却少有关于生产力方面的史实记载与看法，中国“史学”不关注生产力，不关注经济发展，不关注老百姓的吃饭问题。所以这门“史学”不提供解决吃饭问题的史实借鉴与思想启发。“史学”除了记下零星点滴的技艺，并没有科学的一席之地。当然中国古代也没有科学，不存在“科学转化成技术带来生产力变革，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这样的社会现象——这种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式与方法，长时间不能为中国人接受，直到西方已经完成了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的满清后期，西方的科学技术传到中国，还被清廷斥为“奇技淫巧”。不关注老百姓吃饭问题，是官办“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毋宁说也是其致命的弱点。众所周知，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核心力量。所以中国数千年徘徊在农业文明社会，连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儒家在政治上宣扬王道仁政，“史学”里的那些“资治”都在王道仁政的冠冕堂皇中，变为统治者的以身作则、体恤万民的招牌，所谓“资治”不过是统治者用来粉饰个人道德操守的“资源”——在政治上讲道德，可能吗？儒家天真地认为“人皆为尧舜”，不仅帝王可以成为尧舜，黎民百姓也可以走向尧舜。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治国安邦，除了帝王的“仁政”，就是官民一致推崇的“尚贤”。“仁政”与“尚贤”的根本意义汇通为同一个道德问题，代表了儒家“以德治国”的中心内容。所以“史学”除了提供“资治”外，还为官民“尚贤”提供借鉴。这一切看上去面面俱到、顺理成章，然而在实践上却从来就没有行得通过：既没有帝王效法尧舜施仁政，也没有上下官民“尚贤”近尧舜。有的只是统治者穷奢极欲在挥霍中对黎民百姓的无尽盘剥，以及上流社会代不乏出的伪君子当道与华夏神州“另一个中国”的我行我素。动听的“仁政”与美丽的“尚贤”永远停留在口头上与书本上，无人见诸于行动，也不可能见诸于行动，这种泛道德文化的国家永远是个乌托邦。
这个毋庸置疑的历史现象说明，“史学”维护君权统治的宗旨就是错误的。其中以史为鉴中的泛道德化思想理念并不切合实际。由于“史学”的宗旨与思想内容千百年不变，“周期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轮回”，便成了长期存在的现象，并长期困惑着中国人——“统治者们为什么不能接受前朝垮台的教训，最终都是重蹈覆辙？”——这个存在了几千年的“周期律”便成了中国政治文化中持久的不解之谜。
其实，这个“不解之谜”没有什么神秘莫测的东西，所谓奥秘与“贪官屡禁不绝”一样，都是人的天性使然，都是中国文化不承认自私贪婪懒惰是人的天性，特别是不承认“肉食者鄙”！这里的“鄙”不是教科书上说的目光短浅，而是“肉食者”在官场上的道德品质是很成问题的，是不可信的。所以中国“史学”奉行泛道德主义的理念，是造成中国“史学”以史为鉴永远失败的根本原因。
四
关于腐败——没有不腐败的王朝，也没有不反腐败的王朝，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突出的、无法解决的悖论。在“封建社会”里，反腐败可能收一时之效，但最终仍然屡禁不绝。朱元璋用活剥贪官人皮以儆效尤，这样让人毛骨悚然的反腐败，结果还是有贪官以身试法。也就是说，活剥贪官人皮这种极端残忍的血腥做法都不足以震慑贪官的出现，说明对贪官的任何惩治都不可能有任何效果。
在这个意义上说，“封建社会”的反腐败是没有实际效用的，腐败只能靠制度建设予以杜绝。为什么“活剥皮”不足以震慑贪官的出现？对这个现象的唯一解释是：自私与贪婪是人的天性，天性是难以杜绝的——人的天性有着魔鬼般的力量，理性无法控制。所以在腐败问题上讲道德，无异于对牛弹琴。人们在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腐败后终于发现，腐败与权力密不可分，没有权力也就没有腐败，腐败的“专利”属于权力者，没有权力的人想腐败也枉然。所以根治腐败的唯一办法，就是从制度上针对权力做足文章，避免集权、越权、超权与不受监督的权力出现，避免统治者“权大无边”，避免有权的人滥用权力，舍此别无他途。于是便有了近现代宪政民主政体的出现——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些都是现代人类社会的政治常识了，这里不赘。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将贪官的屡禁不绝与朝廷不接受前朝垮台的教训进行类比，可以明白无误地对上述“周期律”互为例证，显示其“庐山真面目”：
最高统治者皇帝与所有的官员一样，是人不是神，而皇帝因为自身的优越地位与有利条件可能更加自私与贪婪，由于其行为不受约束，其贪婪不像官员“犹抱琵琶半遮面”，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我行我素，可谓贪得无厌。人的贪欲是无止境的，是个永远“填不满的枯井”；然而。用来“填枯井”的“货源”总有枯竭的时候，此时便离“揭竿而起”不远了；当政权腐败到国家机器烂透了无法正常运转时，王朝的末日便来临了。所以“封建社会”的历代王朝与贪官都是葬送在自我腐败中，这是“封建社会”里历代王朝的“宿命”，也是数千年“周期律”的全部奥秘所在。而中国的史学远离这个“奥秘”，无视“政治上讲道德是没有用的”这个历史教训，仍然在泛道德主义文化中“以史为鉴”，不断地“重复历史的错误”。
有人举例“明末崇祯皇帝如何励精图治、俭朴敬业，怎么也垮台了”？一个政权的垮台不仅仅是统治者个人的腐败，更重要的是政权的集体腐败，国家机器烂透了怎样运转？岂有不垮台之理？何况李自成进北京后，从后宫皇家地窖库里搜出了几十吨银子，说明崇祯也是个大贪，而且是置国运于不顾的大贪。大明王朝的结局虽很悲惨，却是个绝妙的讽刺：就在李自成的农民军逼近京畿之际，崇祯皇帝还哭穷国库空虚无钱解决兵马粮草问题，要求满朝文武大臣捐款自主军队开支御敌；崇祯皇帝平日里“以史为鉴”中，废寝忘食地披读经书的那些苦功夫，竟换来了自己吊死在煤山上。
五
所以李泽厚津津乐道的“历史意识”不过是无视历史真实的一厢情愿——“中国人活着的背景、依靠根据”，这话虽然没有说错，却成了愿望与事实相悖中的自我反讽——只是这种反讽李泽厚本人未能意识到。毋宁说，这是有损李泽厚的大学者形象的。于是看来，李泽厚推崇的“历史意识”是儒家文化的“根本精神”，由于上述原因，在“封建社会”里既没有精神意义，也没有实用价值。不知李泽厚是否清楚：中国“史学”早在二十世纪初叶就被人批评过——供帝王在“周期律”中“循规蹈矩”的；供政治家“百忙之余”休闲的；供“条陈奏折”中“旁征博引”的；供坊间市井百姓饭后茶余笑谈的；就是不能提供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力量。因为中国“史学”既不关心社会的进步，更不关心人类的生存——百年前读书人对中国“史学”的这种“嬉笑怒骂”，看上去是在调侃无用的“史学”，却直戳中国“史学”失败的要害。
那么，中国“史学”的出路在哪里？换言之，“史学”怎样才能摆脱“御用”的陈腐观念、抛弃官学的重负，真正实现为人的精神提升、为社会进步与发展提供“鉴戒”？这个问题是篇大文章，有待于观念的转变，有待于消除“史学”中的官本位意识——这些谈何容易！它意味着一场变革——中国“史学”从“官学”回归科学研究，不啻为一场重大的学术革命。这似乎是个有待时日的问题，然而如果“史学”不能回归科学的立场，不能引入科学的研究方法，仍囿于传统的“为帝王师”中，只能自寻绝路。不过，在全球化的今天应该看到，国际学术界毕竟积累了丰富的史学经验可资借鉴，在“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中，建立中国的新史学，不会走太多的弯路。
注：
①中华读书报2015年11月4日。
②王学泰著《流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同心出版社2007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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