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44年（甲申年）上溯七十七年是明朝隆庆元年，这段历史被称为晚明时期。隆庆元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标志性的年号，因为这一年大明王朝开放海禁了，先前猖獗的海上走私活动，因此公开为合法的对外贸易。这是晚明“文治响盛”的开始。
记述或讨论晚明历史的众多史籍、专著、相关文章，都不吝笔墨地展现了几代皇帝的怠政、荒政，以及党争的复杂与宦官擅权的黑暗，文学作品更是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明朝官场的云谲波诡、凶残险恶。而深受权谋文化浸淫的中国读者，则对这类作品给予了浓厚的兴趣，于是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取向？中国人对切身的“吃饭问题”不感兴趣——虽然历朝都有饥荒、“人相食”的现象，竟无人深入思考这些问题，却有心思津津乐道于官场的倾轧、宫闱的秘事上，作品描述的官场上那些政事、秘闻、轶事、丑闻，除了说明政治制度的黑暗与腐败外，其实没有多少思想意义与美学价值。有着根深蒂固的帝王情结与官本位意识的中国人却乐此不疲，成为一种久远的的病态文化风尚。
“晚明现象”不是中国学界的说法，是舶来语，是国际学术界对晚明商品经济的赞誉。今日中国学界流行的“晚明现象”，其实是“出口转内销”的结果。樊树志教授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个课题，隆重推出的《晚明大变局》，再现了被尘封历史深处的晚明商品经济，书中那些独到新颖的叙述，使“晚明现象”愈加光彩照人起来。
由于中国史书的“遗漏”，晚明的商品经济，对中国普通读者是陌生的，所以《晚明大变局》不仅在史学上有着拾遗补缺的功用，作者的学术解析与思想分析，更使读者耳目一新。生机勃勃的“晚明现象”竟然在朝廷的长期怠政、荒政中出现——即政府“不管事”了，经济反而发展了，这个奇异的现象背后隐含的“政治经济学”很耐人寻味。其引发的政府与发展经济的关系很值得进一步探索。而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没有最终发展出商品经济社会体制，更是发人深省的重要问题。至于书中囊括的国内外学术界对晚明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则使该书拥有了丰富的新内容和极高的学术价值。作者流畅生动的语言与深入浅出的叙述，使这部著作不仅值得专业学者参考，也适宜普通读者阅读。
国际学术界之所以用“晚明现象”褒扬晚明的商品经济，主要原因是中国在晚明时期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居全球贸易网络的中心地位。由于中国坚持对外贸易只收白银，致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据《变局》提供的数据显示，那个时期流入中国的白银相当于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而中国在晚明期间的所有对外贸易都是顺差，这也是世界贸易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迹。所以外国学者称这个时期中国的外贸形同“商业纳贡”。
一、晚明的中国是世界贸易中心
自从1557年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开辟商埠后，澳门在短短的几年内由先前的五百人猛增到两万多人，商贸业迅速发展，各路商船纷至沓来，澳门顿时变成世界贸易港口，号称“东方第一商埠”。那时的澳门不仅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通道，也是世界贸易的枢纽，中国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贸易中心。
1.澳门—果阿—里斯本之间的远程贸易
澳门—果阿—里斯本是中国通往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生丝、丝织品、棉布、瓷器等商品由大帆船从澳门运往果阿，再经果阿运往里斯本。1636年从澳门经过这条航线运往西方的生丝6000担，价值白银48万两，利润达白银72万两！1585年至1591年的六年间，中国通过这条航线的贸易收入白银90万两。当然葡萄牙人通过这种远程贸易获取的利润也是惊人的：生丝的利润率高达250%；瓷器的利润率高达200%。贸易大帆船上的中国商品也通过果阿销往阿拉伯世界，占领了阿拉伯世界的生丝、丝织品、棉布、瓷器等商品市场。
2.澳门—长崎之间的远程贸易
葡萄牙人利用澳门为据点，一度垄断了日本的对外贸易。葡萄牙大帆船在每年的5月至6月装载着胡椒、檀香、象牙以及白银，从果阿启航借着西南季风抵达澳门，把货物出售后用白银购进中国的生丝、丝织品、棉布、棉纱、瓷器，于第二年初夏前往日本长崎，出售货物后换回日本的白银及其他商品，顺着季风返回澳门，再在澳门用白银购进中国的商品在第三年的秋天返回果阿。所以有人将此期间称为“澳门与日本贸易的时代”“长崎贸易的独占时代”。据统计，崇祯时期每年由澳门运往长崎的中国商品总价值在白银100万两以上，其中1635年运往长崎的生丝，总价值达白银246万两；1637年售往日本的生丝总价值为二百多万两。这些数据足以显示“澳门与日本的贸易时代”的盛况。
3.澳门—马尼拉之间的远程贸易
澳门—马尼拉航线是中国最早的海上贸易渠道之一。从澳门启航的大帆船装着中国的生丝、丝织品、棉布、瓷器乘着冬季的季风驶向马尼拉，第二年五六月间乘着夏季的西南季风从马尼拉返回澳门。运往马尼拉的大部分商品由西班牙的大帆船运往墨西哥，从墨西哥运回的主要是银子。这些银子又经马尼拉运到中国，购买中国商品。
4.马尼拉大帆船
当年的马尼拉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不能容忍葡萄牙人从澳门—马尼拉贸易中牟取暴利，为了摆脱葡萄牙人在澳门—马尼拉中的商业垄断，马尼拉（西班牙人）直接同中国贸易，于是开辟了马尼拉至福建月港这条中菲贸易的新航线，实际上马尼拉大帆船从中国购入的生丝、丝织品、棉布、瓷器等商品是经马尼拉运往美洲，马尼拉成了中国与美洲贸易的中转港。据统计，每年进入马尼拉的中国商船近50艘。从1619年至1631年的13年间，输入马尼拉的商品总值为约465万两白银，中菲贸易之盛况由此可窥一斑。
5.大量白银流入中国
由于晚明的对外贸易都是以白银作为货币，所以中国不计其数的商品换回的是大量的白银。中国的商品在美洲换回的白银，经马尼拉运到中国，数量相当可观：每年大约57吨至86吨；据统计，1570年至1649年经马尼拉流入中国的白银累计6322万两。所以全汉昇在其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认为“美洲1571年至1821年间生产的白银至少有半数被运到中国，一去不复返”。据《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弗兰克著）一书考证：16至17世纪中叶，日本产白银8000吨，大部分都流入了中国。美国学者弗兰克根据各种数据综合的结果是，16至17世纪中叶，世界白银产量的二分之一流入到了中国，数以万吨计。就像樊树志教授所慨叹的：“在这一百多年中，有3亿两白银货币流入中国，大体相当于国库税银收入的总和。贸易量之巨大，令人叹为观止！”
二、繁荣发达的江南商品经济
晚明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不仅扩大了国际市场，也带动了江南农工商的全面发展，使晚明的江南百业兴隆、繁荣昌盛。
曾经以种植农作物为主的农业，开始发展种植经济作物，例如桑、棉、茶等种植面积迅速扩大。以个人家庭为单位的络丝、纺棉、丝织、棉织业在江南，特别是长江三角洲一带迅猛发展起来。一个家庭农妇从事络丝、棉纺，足以养活自己与家人，这种劳动遍及府、镇周边农村，形成了“前工业化”的中国农村工商业的繁荣局面，毋宁说这是充满希望的商品经济初级阶段。
长期停滞在农业文明中的中国，那时出现了新的希望。这种繁荣发达的加工业必然带动了江南商业、运输业等其他行业的发展，并促进了农业呈现出商品经济的端倪，农业不再为了自给自足，种植业的打算不再为了自我需要，整个江南农业的务农行为都来源于市场的信息——这是一种多么值得振奋的发展苗头啊！然而这个希望竟昙花一现在满清的专制统治下……不过这是后话了。
工商业贸易的繁荣昌盛致使商品集散地——市、镇大量出现，许多市镇的规模与经济文化实力不亚于州府，例如那时的乌镇商贾云集、舟楫穿梭，商号鳞次栉比，作坊山重水复，整个乌镇就是一座工商业城市。松江府16世纪中叶前有59个市镇，到晚明中后期已达一百多个市镇了！由此足以看出晚明江南商品经济如火如荼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化。
随着商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业种植业以物种划分为不同区域，例如蚕桑区、棉作区、稻作区等等。基于基地的特色，江南形成了许多专业市镇，例如丝绸业市镇、棉布业市镇、盐业市镇、渔业市镇、粮食业市镇、冶业市镇……等。农工商各业在江南出现了大面积的社会网络系统与合理的社会分工。而手工业作坊生产的精细分工更是促进了效率的提高。各业作坊普遍存在的雇工现象，是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萌芽。像商品以优质的品牌占领市场，更显示出江南商品经济即将走向成熟的端倪。
国际学术界认为，在欧洲工业革命以前的“前工业化”阶段，中国晚明时期的江南工业要比欧洲发达得多。英国计量学家麦迪森的结论是：160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GDP总量的29.3%，而法国占4.7%，意大利占3.9%，德国占3.8%，英国占1.8%。所以，晚明时的中国江南加工业是世界最早的“前工业化（工业化前的农村工业）”阶段，并遥遥领先于欧洲，这个东西方的巨大差距足以说明，晚明的商品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多么灿烂辉煌的一页！
于是，重新认识晚明史，认识晚明开放海禁带来的中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探讨晚明商品经济的丰富内涵，探讨晚明朝廷与江南兴旺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关系，则是学术界应该引起重视的重要课题。
三、“天下文治响盛”
晚明的商品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全社会科技文化的繁荣。这个史实从17世纪中叶江西文人徐世溥的一则通信里可窥一斑：
“当神宗（1573—1620）时，天下文治响盛。若赵南星、顾宪成、邹元标、海瑞之道德风节，袁嘉兴之穷理，焦秣林之博物，董其昌之书画，徐光启、利玛窦之历法，汤显祖之词曲，李时珍之本草，赵宦光之字学，时大彬之陶，顾氏之冶，方于鲁、程君房之墨，陆子刚攻玉，何震刻印，皆可与古作者同敝天壤。”②
毋宁说这是一些大家熟悉的历史人物，他们的作为和贡献已载于史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群星灿烂的一幕。
徐世溥的概括虽然简略，却很能代表晚明时期的社会文化的繁荣盛况，就像当代著名学者白谦慎教授从其中总结的：“从绘画艺术到文学、戏曲，从天文历算到传统医学，从文字学到刻印，从冶炼到琢玉，徐世溥列举的代表人都有着卓越的成就，并相信他们堪与古代的英杰媲美”。③
徐世溥通信中的名单隐含的历史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囊括了晚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在学术与实践上的巨大成就，是晚明社会的一面镜子。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迟至今日才从樊树志教授的大著《晚明大变局》中看到了晚明开放海禁后，中国由民间形成的世界贸易大国；看到了中国才是全球化的多么伟大的始作俑者；看到了长期蹒跚在“封建社会”里不能前行的中国，在那时出现了充满希望的（商品经济）曙光；看到了繁荣昌盛的商品经济给晚明人带来的何等宽广的充满希望的生存出路；以及社会各界能够相宜体现自身价值的盎然生机。
众所周知，这一切希望最终都破灭在满清的铁骑下，历史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和无尽的痛惜。当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的晚明社会展现在眼前时，我们这些至今还没有完全进入商品经济社会的后人，能不感到汗颜羞愧吗？不肖的后人能说什么呢？
在撒一掬为先人骄傲、为现实无奈的清泪时，不能不对创造了辉煌历史的晚明人烧上一柱迟到的香火：面对那浩如烟海的史籍与汗牛充栋的史学家，又怎能不感到深深的失望！
当中国的文人学者在其有关晚明的文章著作中只着眼于晚明的朝廷与官场——那些他们倍感兴趣的“封建社会”习以为常的现象时，竟看不到晚明社会另一番生机勃勃的商品经济气象！
这是治学技术的纰漏，还是学术识见的鄙陋？中国的史学界难道不应该由此作深刻的反省吗？可以断言的是，中国史学界如果仍然沉湎于陈旧的史学兴趣与陈腐的价值取向中，将永远走不出传统的狭隘的史学思想与逼仄的史学研究领域，出不了优秀的史学著作，也出不了大史学家。这样说来，率先推出《晚明大变局》的樊树志先生的形象在出类拔萃中竟愈发光彩起来。
本文挂一漏万地集约了《晚明大变局》中叙述“晚明现象”的几个事实亮点，毋宁说，这篇小文章不可能再现晚明社会蓬勃发展的辉煌气象。然而仅此也足以引发我们对“晚明现象”作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深层思考：
（一）明朝因为海禁而疲于进剿倭寇二百余年，劳民伤财、国无宁日，可谓“明苦于倭患久矣”。隆庆皇帝开放海禁，不仅倭寇绝迹、倭患消除，长期屡禁不绝的走私活动也消失了。
海禁时，东南沿海一带的人民，因为生存没有出路，不得不铤而走险从事海上走私活动，开放海禁使走私活动变为公开贸易，江南人民的生存出路也因国际贸易而变得充满了希望。这个事实留下的思考是沉重的：造成倭寇倭患的根本原因在朝廷还是在民间？
（二）晚明的商品经济盛况有力地佐证了一个真理的两个侧面：致富是人类的天性；“只有市场经济才是人类走向富裕的不二法门”。
如果说隆庆皇帝开放海禁前，中国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是当地人民生存出路的无奈选择；那么开放海禁后整个江南出现的商品经济盛况，便是人的致富欲望的热烈实践了。所以任何压制致富欲望的做法都是缺少人性的，毋宁说是不能容忍的。
（三）历代朝廷为什么要实行海禁——闭关锁国？隆庆皇帝开放海禁是一种救世主行为，还是一种被迫妥协让步政策？换言之，隆庆皇帝是在什么情形下开放海禁的？——这个问题在政治哲学上对中国人有什么启示意义？
（四）辉煌的“晚明现象”不是国家（朝廷）发展经济带来的，而是民间为了生存、为了致富的自发行为创造的。虽不能说朝廷的怠政、荒政与晚明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晚明朝廷的不问政事——不干预民间对外贸易事宜是否可以认为：朝廷无形中为商民提供了经济发展的自由空间？往深处想去：商品经济是自我完善的，还是在外力（政府）作用下成熟起来的？——围绕商品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晚明的商品经济虽不完善，其涵有的内在逻辑却是很发人深省的。
（五）从“晚明现象”自由发展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商品经济高级阶段必有的投资取向，契约意识，雇佣关系，分工合作，市场竞争，价格信息，优胜劣汰，质量理念，效率观念……不是哪个人设计的“发展模式”，而是一种市场的内在逻辑自然演变的结果！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是有其自身逻辑的，人为地设计什么“发展模式”都是荒唐的，是对经济发展的伤害。
（六）“晚明现象”最终夭折在满清的统治下。这个历史事实说明，商品经济的生命力在初级阶段是极其脆弱的——当满清的中国又回到强大的专制主义统治下的小农经济时，一个问题便呈现在眼前：到底是政治决定了经济，还是经济决定了政治？抑或是观念决定了生存方式，还是生存方式决定了观念？这个看上去属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却提出了一个重要话题：人类自有文明以来的每一次进步，是观念带来了社会的变化，还是社会变化改变了人的观念？
于是想到了16世纪最重大的事件：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后人之所以称其为划时代的“哥白尼革命”，并非仅仅是“日心说”取代了“地心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哥白尼革命”推动了人类的思想解放：“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上帝回归精神世界，不再管人间的俗事，俗事都由人类在上帝的俯视下自行解决。于是便有了日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有了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北美独立战争……这些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及推动了人类社会进步的革命，都是以“哥白尼革命”为其思想源头的——
不断更新的观念，促进了社会的不断变革与进步。所以说只有观念革命，才是人类生存方式得以改变的唯一动因，这便是人类近现代发展史对我们最重要的思想启示。
注：
①《晚明大变局》，樊树志著，中华书局2015年8月版。
②《傅山的世界》，白谦慎著，北京三联2006年版。
③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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