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韵琪（右）与父亲甘耀忠（十八军老战士）
在西藏，十八军是一个传奇。半个多世纪以来，从边修路边进藏的铁军神兵形象，到就地转业的第一批援藏建设者形象，他们以群体姿态，写就了自治区历史上最辉煌神奇的第一笔。在他们身后，留下的除了中国筑路史上的奇迹——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以及在当地建设中数之不尽的丰功伟绩以外，还有秉承着他们高高树立起来的“老西藏精神”在这片土地上开枝散叶的后代。
4月底的一天，记者和作为十八军第二代普通一员的甘韵琪女士相约在拉萨德吉街一家西餐厅里。我们临窗而坐，听她讲自己的父母、自己的童年、自己和这片土地之间缠绕不清的情愫……
来自遥远年代的父辈传奇
甘韵琪记事时，她的父母已经在西藏地方上工作十多年了，而且，小时候聚少离多，直到读初中以后，才回到父母身边生活，所以对父母的早年记忆比较淡漠和支离破碎，不过，来自“十八军”这一称号的自豪感，却始终在精神与情感上伴随着她。
她父亲叫甘耀忠，老家在江苏，1951年，跟随十八军西北支队从青藏线进藏时才19岁。他和他的战友们在被人们称作“生命禁区”的羌塘高原和唐古拉山上，一边修路一边行军，风餐露宿，昼夜兼程，创造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大奇迹。
关于那一段经历，父亲很少讲过，只隐约记得父亲说他们翻雪山时，骑的马许多都冻死了，但当时，马是他们惟一的代步和运输工具，也是他们最亲密的伙伴。战友们在休息时熬了酐茶，原本是为了自己提神御寒的，却都舍不得喝，全部喂了马……
进藏以后，父亲被组织上分配做统战工作，经常要到寺庙和基层去宣传民族政策，要和当地上层人士沟通和接触，有很大的危险性，因而对工作中的方式方法和机智应变能力，语言沟通能力都要求很高。父亲就是那时自学的藏语。口语和文字都很好。
20世纪60年代初，父亲从部队转业时有机会回老家安置，但他却放弃了，自愿申请就地安置，被分配在新成立的江孜专区做翻译和共青团工作。
1961年，已近而立之年的父亲，被组织介绍和母亲认识，并确立了恋爱关系。
甘韵琪的母亲是河北人，1960年任中直机关幼儿园老师时，响应中央支援边疆建设的号召，报名支边，被分到设在成都的西藏干部子弟学校当老师。
那时，进藏干部三年才休一次假，都没法照顾孩子，有些孩子很小就被送回老家让老人带，大多数孩子在一半岁、两三岁时，就被送到成都子弟学校保育班、幼儿班，全权托管，其间，父母三四年不见孩子、认错孩子都是常有的事情。
当时仅有十七八岁的母亲，常常为自己目睹的情景，感动得跟着那些年轻的家长们一起掉眼泪，也使得她在对自己的学生尽到师责的同时更留心尽量多地给予他们母爱关怀。然而，这种很早就在内心里积聚起来的浓浓的母爱，到了自己孩子那里时，却都转成了遥隔万里，日思夜想的挂念，和多年不能消解的负疚。
1962年，父亲和母亲成家以后，母亲就调到甘孜专区和父亲一起工作了。像所有早期进藏干部一样，他们也将自己相继出生于1964年和1967年的两个孩子送回老家，让老人帮他们带大。
甘韵琪（右）在藏区采访
父母双双缺席的童年生活
1967年3月，甘韵琪出生在成都军区医院里，尚在襁褓之中时，就被医院下了两次病危通知。看着先天羸弱的女儿，更知道身为进藏干部的后代所要经历的诸多人生磨砺与考验的父亲，当时给她取名叫甘学梅，希望她能够像梅花一样耐得苦寒、傲得霜雪，磨练出顽强的生命力，锻造成坚韧不拔的意志。
跟哥哥一样，在她刚刚六个月大时，就被产假已满、要回单位上班的母亲给断了奶，送回河北老家，交给外公外婆带。
父母在送她回去的那一次，带走了已经长到两岁的哥哥，因此，她跟哥哥的第一次见面彼此谁也不记得。等到再见面时，已经不是可以做骑竹马、过家家的童年玩伴的年龄了，而且相处仅仅两年左右，又天各一方，直至成年。因此，多年以来，尽管哥哥对她一直很关心，她对在自治区国家安全厅任职的哥哥也始终很尊敬，但却总感觉不像别的兄妹关系那么亲密，彼此之间有太多的客气。
在她幼小的记忆里，只认识外公外婆，不认识父亲母亲，直至长到4岁以前。从没叫过“爸爸妈妈”。这一称谓，就跟“西藏”这个词一样，对她只是一个抽象而神秘的概念。
4岁那年，父母第一次回来看她，外公将这一天大的喜讯告诉她时，她兴奋得大喊大叫，无比自豪地跑出去跟每一个小朋友讲。然而，当父母真正站到面前时，一种难以言说的陌生感和畏惧感，使她不敢像平常赖在外公肩膀上、腻在外婆怀里那样投进父母充满期待的怀抱甚至不敢靠近到触及他们的手指，而像寻求保护一般紧紧拽住外婆的衣襟……
看着外公外婆不断着急地催促她“叫爸爸妈妈，快叫啊！”她也很着急，张口又张口，就是叫不出来看见爸爸妈妈一股脑手忙脚乱地拿出糖果哄她、叫她。妈妈的眼睛里转着泪花，她使了很大的劲，小脸憋得通红，还是叫不出来……
等到她刚刚跟爸爸妈妈相处得有一些熟悉和自然，还有一些依恋和不舍，但还没有学会像别的同龄孩子一样撒娇邀宠时，爸爸妈妈又要走了。
又过了三四年之后，父母第二次回来看她，还给她带回来了哥哥。那时，她和哥哥都分别上二年级和四年级了。
两年之后，父母要接哥哥回西藏去念中学，她吵着也要去，便第一次被父母带到了拉萨。但是，最初的新鲜劲很快就过去了，继之而起的，是对外公外婆和小伙伴们的想念，最重要的是身体的不适应，每天都头疼、恶心，虚飘飘的没有精神，像打蔫的秧苗一样，头也懒得抬，话也不爱说，父母知道是高原反应，等了几个月，仍不见好转，既担心、焦虑，又没有办法天天陪着她、照顾她，便又将她送回了河北。
从此，她安心在外公外婆身边一直呆到16岁读初三时，才回到拉萨，开始真正跟父母在一起生活。
甘韵琪在藏区采访拍摄的照片
青少年时代的积怨与叛逆
真正回到日思夜想的父母身边，一家四口团团圆圆生活在一起时，她却过得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快乐无忧。
十六七岁的少女，正是多思多感、性格叛逆和独立意识最强烈的年龄，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父母怎么忍心在她那么小的时候，将她放在那么远的地方，在她最需要和最依赖父母的呵护与关爱的时候，甚至几年几年连面都见不到！
因为在内心里认定父母欠她一个完整幸福的童年，也因为十多年间聚少离多的陌生感，使得她与父母彼此之间很难沟通。不管父母怎样解释和百般补偿，她都很难恢复在外公外婆身边时的无忧无虑和活蹦乱跳的开朗性格，内心和情感世界对父母封闭得很严实，对外公外婆和度过整个童年与少年时代的河北老家的眷恋与思念，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所以，回到家里，她大多时候都沉默寡言，不大跟父母说话。
从那时开始，她就打定主意要离开西藏。她对父母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并付诸了全部青春激情的这块土地，就像对父母一样，感到有些陌生和不适应，远比不上她对外公外婆和河北老家的感情深厚和难以割舍。她知道，要达成愿望，考学是最好的途径和机会。所以，她的学习因为有明确的自的性和驱动力，成绩一直很好。
高中毕业，填写高考志愿时，她全部填的是内地大学，根本没报西藏大学。然而，录取通知书却是西藏大学中文系发的。后来她才知道，西藏大学属于全国十所首批录取学校之一，又是师范类院校，当时西藏的师资力量非常薄弱和欠缺，所以，尤其是西藏的本地考生更是优先被西藏大学录取。
对甘学梅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她想不通，闹情绪，感觉命运对自己太多不公平，打算拒绝去藏大报名和就读。但是，毕竟不再是小孩子的甘学梅，看着已经年过半百的父母亲忧虑、无奈的目光，终究有些不忍心再惹他们难过和操心，便很勉强地去了藏大。
然而，藏大四年的学习与成长，对她的改变是巨大的。
甘韵琪在藏区采访拍摄的照片
当使命在不知不觉间降临到自己身上……
1990年，她从藏大毕业时，已经跟入校时那个闷闷不乐、带着很大情绪的女孩子判若两人。在填写分配志愿时，她出人意料地申请去日喀则。当时系主任和班主任老师都有些意外，因为按她的成绩和条件，完全可以留拉萨，而她父母当时也在拉萨工作，所以，劝她再慎重考虑一下。她很认真地跟老师说：“我考虑好了，不信我可以写个字据证明绝对是我自愿去地区的，不是系里动员的。”
她如愿被分到了日喀则中学任教。只有她自己知道申请去日喀则的真实原因是因为父母曾在那里工作，生活过，尽管她和父母之间的隔膜并没有完全冰释，表面关系也没有比原来融洽和亲密多少，但是，就像她终于开始抱着积极的态度正视自己特殊的命运和人生一样，她也开始尝试着去了解父母和父母毕其一生为之奋斗着的这块并非故土的土地。在日喀则中学的两年里，她细致地体验母亲当年的心情，发自内心地爱那些学生。在爱与工作中，她慢慢滋生和集聚人生中最成熟和有力的两种感情——社会责任感与工作自豪感。她感觉自己终于能够理解父母年轻时的选择和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奉献精神，也开始由衷地为自己的父母和自己被称作“十八军第二代”的身份感到骄傲。
后来，她先后调入西藏日报社和西藏人民广播电台担任记者、编辑和节目主持人，这十多年间，也是她真正走进西藏和父母生命深处的过程。
当她自己骑着马翻越5500米的雪山去不通公路的边坝县金陵乡采访时；当她第一次连续骑马几个小时，下地以后浑身僵硬连路都走不了时；当她在雨季里赶赴102塌方现场采访，被抢险官兵们奋不顾身，勇于牺牲的精神深深感动时，当她自己创办的栏目“走进西藏”获得越来越多的好评时；当她采访近百名援藏干部的文集即将付梓印行时……她对父母和这块土地的理解、崇敬与皈依终于深彻肺腑。
我们的交谈不知不觉持续了几个小时，可是我们似乎都言犹未尽。甘韵琪最后说：她的经历，她的命运，并不是她一个人的，而是一群，是所有跟她一样被称作“十八军第二代”的共同经历与命运。在她的同学和朋友中就有很多，他们分布在西藏的各个领域，都干得非常出色和优秀。但是，在他们中间，很多人直至现在都无法消除跟父母之间的隔膜，甚至休假也不去看父母。所以，她在创办“走进西藏”栏自时，给自己改名叫韵琪，这里面同样寄予了她对自己、对他们这一群体，对所有选择投身于援藏建设的人们的一个共同美好的祝福：希望他们在付出与奉献的同时，也和常人一样拥有一个和谐完美的个人家庭生活与情感世界。
作者时任《新西部》杂志社记者
20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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