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陈绣章，是清末收藏大家陈簠斋的五世孙女。两年前，以百岁高龄过世，她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对人生有着独特的感受。
陈簠斋，名介祺，山东潍县人，1813年生，其父陈官俊是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进士，历任工部、礼部、吏部尚书和协办大学士等要职。陈簠斋年轻时随父在北京生活。道光朝先后考中举人、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等，居官近十年。咸丰四年他借母丧归里不再复出，致力于收藏青铜器、印玺、陶器、造像等古文物，所藏毛公鼎最为有名。著有《十钟山房印举》《吉金文释》《传古别录》等。
母亲小时候是个很安静的女孩，不喜欢人多的地方，也不喜欢见人。老家潍坊有个习惯，就是新娘子回娘家要找几个小姑娘陪着吃饭，这也是母亲头痛的事。很多喜欢看热闹的孩子，巴不得过去一起吃饭，可母亲就是不喜欢去，她就是这样的性格。说起当年父亲的求婚，母亲一直这样说：“我们在北京住得好好的，你父亲家就来求婚，我那时候根本不懂事。”我问父亲为什么要到北京去求婚。父亲说：“那时候儿女婚姻都由父母做主，都是你爷爷做主。当时得知你姥爷家有个姑娘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连邻居都没见过你娘。你娘是在套里间养大的，是个典型的大家闺秀。”
我爷爷家当时有两千多亩地，光在青岛就有好几处房子，在潍坊也有一个很多房子的庄园。我母亲家族虽然名气也很大，但到母亲结婚时已家道败落，双方根本不在一个水平上。
结婚的嫁妆，父亲家比较奢华，有金手镯、金耳环、进口衣料、高级皮袄等。我姥姥本来花钱就大手大脚，宝贝闺女要结婚，这是家中的大事，更不能掉了面子。凡女儿婚姻所用必须要最好的。当时婚纱刚从国外传进来，还只是极少数人才能用得起。姥姥去订婚纱时，照相馆说有一套婚纱，是为北京一个什么司令的女儿结婚刚进口来的，只穿过一次，问我姥姥用这一套是否可以。姥姥一口拒绝，说一定要头水的，所以母亲用的婚纱和父亲穿的燕尾服都是第一次穿的崭新的。
姥爷姥姥就我母亲这一个女儿，自幼娇生惯养，除了家学渊源的影响，倒也没有读过很多书。母亲不善厨艺，从未下过厨房；也不擅女红，只会做一点针线，从没做过什么实用的衣服之类。在她的观念中，觉得生活本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成天无忧无虑的。姥爷非常喜欢这个女儿，对母亲说话总是非常温和。母亲说从小没有见过我姥爷姥姥大声吵嘴，家里总是一团和气。身处这样的生活环境，使母亲不知柴米油盐从哪里来。
母亲16岁时，父亲家就来提亲。当时父亲在青岛，为表示对我母亲家的尊重，爷爷和父亲亲自到北京见姥爷。那时两家都是潍县的大户人家，彼此都很清楚相互的家世，无需再了解。我父亲是张兆栋的五世孙，张兆栋是清朝两广总督，并代署台湾之职，可谓家世显赫。虽然到爷爷这辈已是四世孙，可并没像陈家那样沦落到靠卖地、卖古董为生的地步。听母亲讲，老一辈人都知道先祖张兆栋有了钱就在潍县买地买房子，所收藏的字画、古董也都放在潍县。他的本意也想告老还乡回潍县。当时我爷爷家有地八百亩。当时潍县的亩大，顶青岛周边的两千多亩。母亲说，我爷爷看局势不稳，就在青岛买了几处房产。其中在齐东路买了一块地皮，准备盖别墅；在龙山路十四号盖了一栋别墅供全家人居住；在大沽路买了一个大院子，一圈房子中间有一个大院子，二层楼就是那种出租的房子，住着几十户人家。后来通过收取房屋租金，又买了一处这样的房产。此外还有公司股票，爷爷又把老一辈的财富积累得更多。而我父亲虽自幼娇生惯养，锦衣玉食，过着被围宠的少爷生活，却也天资聪颖，悟性较高，善良正直，朴实无华，曾在青岛礼贤中学读书，学习成绩优秀，又长得一表人才，所以姥爷姥姥从心里认可这门亲事，认为把女儿给这样的人家做媳妇，肯定一辈子衣食无忧。当时两家差别很大，姥爷唯恐对女儿将来的生活不利，所以尽其所有也要给女儿办一份像样的嫁妆。
婚礼宴请宾客的所在是位居北京豪华之地、租金很高的欧美同学会，还雇用了乐队演奏。从家里到欧美同学会要经过北京长安街，母亲和父亲坐在小轿车里，小轿车前面是乐队，鼓乐喧天，在整个长安街上从头到尾地走下来，轰动一时，以至于母亲后来回忆起来，仍不由得感叹那时候的排场实在是太大了。按当时的规矩，洁白的婚纱应该配上白色的高跟鞋，我姥姥毕竟是大家庭出来的，就算新买的银色高跟鞋姥姥也不让穿，怕不吉利，非让母亲穿粉红色缎面绣花鞋，可见姥姥在方方面面对这个女儿是多么爱惜，考虑得多么周全，生怕哪里有一丁点的差错影响母亲的婚礼。
母亲出生六个月时，家里为她找了一个贴身女佣徐妈，从小养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习惯。徐妈一直侍奉母亲很多年，看着母亲长大、结婚、育子，她自己没有孩子，把母亲当作亲生孩子一样对待。但她又要小心翼翼，不能得罪这个大小姐。母亲说，小时候徐妈管她教导她，她还听话。可等大了懂事了后，偶尔也发发大小姐脾气，说徐妈的不是。徐妈虽是个很耿直的人，也免不了陪着笑脸儿解释几句。母亲就摆出大小姐的架子说徐妈，每当这时，徐妈看我母亲的脸色不好，也就不敢再多说什么了。
直到母亲耄耋高龄时，每当讲起这些往事，她还往往心怀愧疚，满目萧然，若有所思，喃喃自语：对不起徐妈……母亲百岁生日时，全家为庆祝母亲生日做了潍县名吃饸饹面，母亲已卧床不起，还嘱咐我姐姐：给徐妈盛一碗面。
母亲的祖上，虽有陈介琪的巨量收藏且多稀世珍宝，有万顷良田，家财无数，但陈家后人为生活所迫，却不得不频繁地变卖藏品，家道渐渐中落，正应了那句古话：坐吃山空。尤其在战乱、苛捐杂税、时局变动等因素作用下，家族境况每况愈下，到我父母这一代，生活已相当拮据。享受过荣华富贵的母亲，能坦然面对这一切，在困难的时期也能勤俭节约。我小时候家里非常穷。我从来不敢向母亲提出哪怕几分钱的要求，唯一敢向母亲提的要求是，让母亲讲故事。母亲肚里的故事讲不完。每一个故事都让我着迷。我也爱看母亲写的诗句，她做诗用的纸都是找那些废纸，剪下没字的空白处，订成小本写。我看过母亲写的一首诗：“秋风瑟瑟屋生寒，一群雏燕觅食难。/果腹再加番薯叶，御寒尚需再生棉。/晨曦备炊五鼓起，夜晚补衣三更阑。/长大依依都飞去，谁人来管病躯残。”诗中所描述的正是我们小时候的生活境况。
母亲晚年的生活一直很好，她没有退休金，我们姊妹几个一直照顾得很好。我曾问母亲对自己生活的看法，母亲说，小时候和老来生活得还算可以，只是中年受尽了苦。我想，这也是时代的悲剧吧！
我曾听母亲说起家传宝物毛公鼎的往事。先祖陈官俊官至清朝吏部尚书，家中生活富有优裕，以至能倾千两黄金买下西周青铜器毛公鼎。陈介祺辞官返乡后收藏了近万方秦汉古印，故其斋又称“万印楼”，所藏古印多有绝世珍品。“陈大花翎”的名声响彻大江南北。陈介祺晚年委托长孙陈祜曾主持家务和后来的分家事务。最后毛公鼎分给了母亲的二爷爷。在毛公鼎要出售的风声传出去后，最后以4万两银子卖给北京的什么人。毛公鼎从潍县启运到北京，为掩人耳目，用黄泥涂抹，装在一个大麻袋里，由一个壮汉背在身后，悄悄溜进北京城里，送到东交民巷，保存在银行里。当时日本方面也想买毛公鼎，但最终落空。毛公鼎从1854年由山西出土归入陈簠斋之手，在陈府保存30多年后，多次转手。最后由上海巨商陈某购得，捐赠给北平故宫博物院，1949年被运至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原载《青岛财经日报·人物周刊》
2021.8.16 A6版
组稿编辑：周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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