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科学与宗教在中国却成了大问题：中国人对科学与宗教一直持对立的看法。认为科学是理性的；宗教是愚昧的。这种认为科学与宗教水火不相容的观点，不仅存在多数国人中；也存在高级知识人构成的中国学界。显而易见，中国人对科学与宗教普遍持有的对立看法，与基督教文化世界对科学与宗教的看法大相径庭。
然而，非基督教文化的东方人，从人类近现代文明发展史却可以明显看出：科学与宗教密不可分，并非一种对立的关系。只要进一步探讨就可以发现：
科学与宗教是两个互为并存的不同范畴，这种互为并存没有对立的意思。科学有科学的价值（道理），宗教有宗教的价值（道理），两者在文化意义上只能互补，不能互证。对两者进行孰优孰劣的比较，是个不成立的伪命题。辉煌的人类近现代科学史，是基督教文化世界的科学家谱写的，这些科学家绝大多数是基督教信徒。实际上，持续发展的人类近代科学，是在中世纪教会创办的大学中实现的。所以国际学界一致认为：“中世纪教会创办的大学是近代科学的摇篮。”中世纪教会用实际行动大力支持、积极参与了科学的发展。面对这种近代科学发展的史实，怎么可以武断地将科学与宗教对立起来呢？
那么，为什么说科学与宗教密不可分？下面我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一）什么是宗教？
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但是宗教不是用一句话就能说明白的概念，我们只能从宗教所具有的特征，从宗教与非宗教文化的比较中，体会宗教深邃而丰富的意义。
1.宗教有这样几个特征：
（1）宗教是一种超越性的文化。
宗教是人类对自身、人生、社会、自然界及生存环境，长期观察、探索、总结、升华出的一种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精神诉求与精神依靠的思想体系。宗教拥有超越世俗、超越自然的力量。虽然这种力量是在人类对宗教的信仰中形成的；但这种力量的反馈作用，却是人类所需要的，即人类从超越世俗的宗教那里获得了持久的精神依托、精神动力与精神出路。这是宗教的根本意义所在。
（2）宗教是万能的。
宗教的万能是在信仰中形成的。主要体现在解答了哲学与科学不能解答的问题。人世间自然界有许多现象与问题，哲学与科学都不能解答。对这些现象与问题如果不能解答，人类的知识体系便不能自圆其说；人类的生存便没有了靠山与出路；人类的行为便缺乏最后的底线。宗教对“不能解答的现象与问题”提供终极答案，是人类需要宗教的根本原因之一。
例如，人从哪里来的，又到哪里去？这是哲学与科学都不能解答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明白，人活着便没有了目的与意义，仅吃喝拉撒，与动物无异。宗教告诉人类，生与死不是各自独立，不是互不相关；而是互为依存的关系。生是为了最终完成死；死是生终结为一种新的开始。正是在这个终极答案上，生有了属于人类才有的特殊意义。
例如，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是科学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天体物理学因为有了万有引力定律，呈现出一番新的气象。当有人问牛顿：“天体间的引力是从哪里来的”时，牛顿回答“上帝是第一推动力”。这个回答便是宗教提供的终极答案，为人类接受万有引力定律，确立了毋庸置疑的最终说明。
例如，婴儿一下生的第一声为什么是哭，而不是笑？这也是哲学与科学都无法解答的问题。只有宗教的终极答案让人信服：人来到尘世，是为了赎罪的，必定要受苦。所以婴儿第一声是哭。人类的切身经验，也佐证了婴儿第一声啼哭的深意：苦难是普遍的、绝对的人类生存现象。宗教的这个对人类命运的伟大洞识极其重要，为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基本原则。明白了这一点，便明白为什么“在世界文学名著的长廊里，不断回响的，是以苦难为主旋律的音乐，那是人类永恒的声音”。所以凡是背离这个“基本原则”的文学，都是背离人类生存实况的伪文学。
（3）宗教具有震慑一切的权威。
都说“人是万物之灵”“人是没有天敌的动物”，所以人最缺乏自制能力，最容易出现“天不怕地不怕”“无法无天”等狂妄的做法。加上“人性恶”的缘故，人的行为需要规范。于是人类在社会进化中创造了伦理道德，规范人的行为。然而道德成为人的实际行动，仅靠社会监督与人性善的自觉，是远远不够的。
毋庸置疑的一点是：道德只有在“不敢不这样做”的心理中，才能变成人的自觉行为。这就需要人有一种敬畏意识，使人“不敢不这样做”。敬畏意识不是天生的，只能来源于某种“客体”时时刻刻的监督。这种具有监督力量的客体，便是至高无上的信仰。敬畏意识是道德成为自觉行为的唯一原因。神圣的信仰在人的绝对相信中，具有震慑一切的权威。这也是人类需要宗教的根本原因之一。
人类千百年的经验是：凡是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其伦理道德都是自觉行为；凡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其伦理道德都是写在纸上、说在嘴上，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是做给别人看的“伪道德”。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必定“伪道德”现象多、伪君子多。这样的民族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我行我素”“天不怕地不怕”“无法无天”“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人定胜天”“造反有理”“杀富济贫”“天王老子我为大”“皇帝轮流做，明朝到我家”等反人性、反社会、反自然的狂妄说法与野蛮做法。
这种现象反映出缺少宗教信仰的民族，没有完全摆脱荒蛮时期的野蛮习性。简单说，人类是在宗教至高无上的权威震慑中回到了老老实实的理性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宗教最终使人类摆脱了荒蛮时期的野蛮与蒙昧。所以说，宗教是人类进化到文明社会最重要的标志。
（4）宗教是一种情感现象。对宗教的信仰，不是一种理性选择，而是一种感性选择，表达了信徒们的纯粹、崇高、执著的情感。 所以对宗教的信仰，是没有条件、没有原因、没有功利的绝对相信，是理性不在场的迷信！ 不过，关于迷信这个问题，需要特地说一下：缺少宗教信仰的人不明白：世俗生活中的迷信都是非理性的表现，属于愚昧。例如，有的人为了发财，为了升迁，为了考大学，为了治病，为了婚姻，为了实现自己的某种愿望，烧香拜佛，祈求神保佑达到目的。这种迷信属于愚昧无知。
愚昧是理性缺位的原因。理性本来是人的天性，但中国人的理性被中国文化淹没了，被中国教育扼杀了。这个问题属于另一题目的文章了，这里不赘。
有的人凡事举棋不定中依靠占卜算卦，试图得到吉凶的提前预知，也是一种非理性现象。迷信占卜算卦也属于愚昧无知。因为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是：如果占卜算卦有人们期盼的神奇作用，人类都可以靠占卜算卦逢凶化吉、避害趋利，人世间就没有那么多的灾难、苦难与不幸了。这些人不想想：那些拿着一部《周易》给人占卜算卦的人，大都属于物质生活拮据的人，他为什么不能通过占卜算卦发财致富？这些人都是不务正业，靠占卜算卦骗人挣钱维持生活。
几乎所有的《周易》学者都相信：近似神人的周文王整理的《周易》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囊括了哲学、科学、数学等所有学问的精华，是一部百科全书。实际上，这种空洞地推崇《周易》的说法是中国文人的老毛病了：把简单的问题说复杂了，把明白的事理说糊涂了，把浅显的道理说深奥了。末了，这些自欺欺人的文字成了故弄玄虚的学问。严格说《周易》里没有哲学，也没有数学，更没有科学。《周易》的文字充其量从侧面反映了三代时期的社会文化面貌之一角。正如原山东大学教授高亨在其代表作《周易九讲》中所指出的：“周易就是一部算卦的书”。
今人大都不知道：高亨是现代《周易》学中泰山北斗式的大师。研究《周易》的芸芸众生，无出其右者。他断定《周易》是部算卦的书，不是随便说的。这里不能具体讨论《周易》的来龙去脉，仅提醒读者注意：中国在夏商一千年多的时间里，长期流行占卜风。凡事占卜预知凶吉，是那个时期人们的普遍做法。《周易》便是对于民间长期占卜方法的集大成者。其实这些方法都是文字与数字相结合的低级游戏，不足道。当然，只要相信占卜算卦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周易》的预知功能就不值得批判了。应该看到，《周易》叙述的内容，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那是另一回事了。但是，认为《周易》有神奇的预知吉凶的功能，则是迷信，是愚昧无知。
不过，无条件、无原因、无功利的绝对相信——迷信，并非绝对的愚昧。人类在宗教信仰中，迷信是不可或缺的，对宗教的信仰必须是迷信，是绝对的相信。这种绝对相信，没有理性，只有感性，只有虔诚的感情。宗教只有在绝对相信中才能成为真正的信仰。作为绝对相信的迷信在世俗生活中是愚昧；但是迷信在宗教文化世界里是必须的。例如牛顿说“上帝是第一推动力”，这就是迷信；例如爱因斯坦说“越是对宇宙的深入了解，越是感到那个至高无上的神圣存在”，这也是迷信；例如相信“婴儿出生时第一声是啼哭、而不是笑，源于人来到尘世是为了受苦受难的”，这也是迷信。面对这类哲学与科学都不能回答的问题，除了迷信宗教信仰，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虽然中国人认为宗教是迷信，与科学是对立的。但是科学的发展史昭示：壮丽辉煌的近现代科学是在基督教文化中实现的；是基督教信徒科学家创造的。这些基督教信徒科学家都迷信上帝。科学是依靠信仰提供的力量才不断发展的；科学的发展是科学家在迷信宗教信仰中创造的。很难想象：若没有科学家对宗教信仰的那种绝对的相信——迷信，科学研究与科学探索中，不可或缺的精力、信心、意志力、聪明才智、锲而不舍，还会那么持久地生机勃勃吗？历史的假设是没有意义的，历史假设的逻辑是存在的！
（5）宗教是道德意义上的。但是，宗教并非像儒教、道教文化那样，提供行为律条；如上所述，宗教提供道德不可或缺的敬畏意识。也就是说，宗教文化世界里的道德，因为宗教信仰而产生的敬畏意识，使道德成为一种自觉行为。但是儒教、道教文化里的道德，由于缺少敬畏意识，由于是做给别人看的，而使“伪道德”“伪君子”成为普遍现象。这个事实说明，没有宗教文化的社会，所谓道德建设永远是空话。中国文化是泛道德主义文化，中国人最重视道德建设，中国有史以来道德建设不辍，但是道德建设从未成功过。究其原因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缺少敬畏意识。如果说社会伦理道德是人类生存的不可或缺；那么宗教又是这个“不可或缺”的不可或缺。这个道理也是人类需要宗教的根本原因之一。
（6）宗教是精神力量永不枯竭的活水源头。兴趣、爱情、忠诚、功利、理想……等也可能提供精神力量。但这类力量源泉是相对的、有限的、非持久的。唯独宗教是提供精神力量的活水源头，是永不枯竭的源泉。因为宗教对于信徒来说是终生不变的；所以宗教提供精神力量的源泉意义，也是永远存在的。
2.宗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
宗教是人类进化到文明社会才出现的文化现象。但是宗教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经历了长期的孕育过程后，由人类的先知完善为一种超越性的文化体系。
宗教既是人类在逐渐摆脱蒙昧过程中出现的生存需要；又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源泉。所以宗教与人类进化史、与文明发展史密不可分。从人类近代发展史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人类进化到物质上繁荣发达、精神上丰富多彩的现代文明社会，是在宗教文化中实现的。
对人类文化的比较研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毋庸置疑的结论：那些没有宗教文化的民族则没有进步与发展，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长期处于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匮乏中；没有宗教的文化，是世俗文化；是不成熟的、不完善的落后文化。没有宗教的民族，必定残留着一些非文明的野蛮习性。
实际上，世界上凡是进步与发达的国家，那里的人民都生活在宗教文化中。当然不能说所有的宗教文化都会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达。但是没有宗教的文化，肯定不会带来社会的进步与发达。
众所周知，人类现代文明就是西方文明，西方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所以离开宗教谈人类近现代文明发展史、谈人类社会发展史，谈人类的将来，都是脱离实际的空谈。
3.有无宗教的文化差异是进步与落后的差异。
但是，人类社会出现的宗教千差万别。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并非一种“齐步走”的现象。有无宗教导致的不同社会之间，呈现出进步与落后的差异——可能相差几十年、上百年、数百年，甚至更多！其中的某些差异，竟是文明与野蛮的差别。
东方人崇尚的“皇粮国税天经地义”这种税制观念，与基督教文化世界在“大宪章”运动时，提出的“无代表不纳税”的税制观念，相差了八百多年。东方人的“父母官”意识与基督教文化世界的“无赖原则”思想，体现出政治思想上东方人的愚昧与基督教文化人的理性，表面上看相差了将近三百年。实质上相差了一千多年。
“无赖原则”是十八世纪苏格兰思想家休谟提出来的。“无赖原则”涵有的思想是这样表述的：只有把政治家看成是不可信的无赖，在这个前提下设计的国家政体，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政府不出暴政、不出腐败。这个思想对于有着牢固帝王情结的中国人来说很难接受。所以中国人的帝王情结、救世主情结至今存在。
但是欧洲人远在中世纪时，就广为流行“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仅有三间破草屋的贫民，敢于对企图进入破草屋的国王说“不”！因为破草屋属于贫民自己的私有财产。凌驾于国王之上的法律，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任何人侵犯。
欧洲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早在一千六百年前，古罗马人已经将其明确为罗马法不可动摇的法权理念。但是中国读者、包括中国的基督教信徒大都不知道：古罗马人的这一法权思想，是受奥古斯丁的《论自由意志》的启示。
今日学界只会高谈阔论：古罗马法是欧洲近代法治体系的思想源头。却不知道“法律是保护人基本权益的”这个法治思想的产生，是受奥古斯丁《论自由意志》的启发。也就是说，人类现代文明社会的柱石之一法权思想，实质上来源于宗教经典。
《论自由意志》既是基督教文化史上的经典，也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经典；这部经典的重大意义是——为“人是什么”提供了终极答案。
4.宗教是法权思想的源头。
如果没有《论自由意志》彰显的“人是什么”这个思想，法律就不知道应该保护人的什么。如果连保护人的什么都不知道，哪来的法权思想？
中国文化没有法权思想，因为中国文化连“人是什么”都没有搞明白。中国文化的宗旨是维护君权统治，所以中国文化没有法权思想，只有维护君权统治的法制思想。法权——顾名思义，是用法律保护人的权利。
《论自由意志》揭示的“上帝赋予人自由意志”的思想，意味着人天生就有“自我判断与自我决断的能力”——这是理性的核心意义，即人天生就有思想的能力。人天生就能作出判断，并根据这种判断作出决断。这是不可以替代、不可剥夺的人固有的一种能力。《论自由意志》涵有的这个思想，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意义所在，是人最重要、最突出、最本质的特征。
但是人类的生存教训是，人的这种“思想能力”往往被统治者剥夺或摧残了。于是问题就来了：“思想能力”是人自身“固有的”，怎么会被剥夺、被摧残呢？
换一种说法：统治者靠什么剥夺、摧残了人们的“思想能力”？
统治者发现：要想让被统治者老老实实听话，最重要、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统治者掌握被统治者的生存条件。这个生存条件便是包括土地在内的财产权！人若失去了财产权，所有的权利都不复存在。一个失去财产权的人，只有老老实实听话的权利。所以剥夺被统治者的财产权是最有效的统治办法。所以中国历代王朝推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教科书说的中国“封建社会”是私有制社会，这个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是不成立的。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保护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法律。实质上农民也没有受法律保护的土地所有权。
所以说，中国历史上没有真正的私有制。真正的私有制是国家体制、国家法律以保护私有财产为其存在前提条件。中国有史以来没有这样的法律，更未出现这样的国家政体。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皇帝一句话，农民就失去了土地，连生存的基本条件都没有了。家有万贯财产的宰相，皇帝一句话，顷刻之间宰相什么也没有了。所以历史学家雷海宗有个著名论断：“无立锥之地的贫民与贵为万人之上的宰相，都是皇家的奴婢。”
只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雷海宗的著作长期遭到尘封，雷海宗这个极其重要的思想不被国人知道罢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实质就是土地皇权中央集权制中的国有化，这种土地所有权体制的本质就是没有私有制。没有私有制，是中国皇权中央集权制统治能够存在两千多年的根本原因。皇权中央集权制是阿斗那样的白痴能够稳坐皇帝宝座的重要原因。
古希腊文化与古罗马文化都是欧洲人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创造的文化。不像中国文化，是以维护君权统治为宗旨的文化。所以古罗马人能从生活实践中总结出一些最基本、最简单的生存常识：
包括土地在内的财产，是人赖以生存的重要保障！人失去财产权，什么权利都失去了，连说话的权利也失去了。有了保障生存的财产权，便可以与任何人说不！这些对中国人陌生的思想，不是古罗马大帝创造的，是古罗马人从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生存常识。但是这些本来没有什么大道理、大学问的生存常识，在中国文化中竟然阙如！原因是，这些生存常识被维护君权统治的传统文化淹没了，长期淹没了。
在以维护君权统治为宗旨的中国文化里，中国人的生活希望不是建立在自己的理性常识上，而是把希望寄托在明君清官上。不难看出，在这些不可或缺的生存常识上，中国人比古罗马人落后了一千六百年。读过《论自由意志》，便会发现：泛道德主义的中国文化损害了人性，损害了人天生就有的自由意志能力，扼杀了人的理性。
当古罗马人在《论自由意志》的启蒙下，明白了人是什么，明白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意义，明白了“自我判断与自我决断”的思想能力，是人的最重要的根本权利后，这个“根本权利”，很容易在实践中转化为罗马人最看重的权利思想——财产权！
古罗马人认为，要想保护“人之所以为人”的“思想能力”这个“根本权利”，首先要保护人的财产权，这是“根本权利”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如果一个人连财产权都没有，这个“根本权利”便会化为乌有。于是这个“根本权利”在罗马人的生存常识中，顺理成章成为一种极其重要的法权思想理念：“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古罗马的这个法权思想理念，不仅是欧洲近现代法治文明的思想源头；也是对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后人推崇的古罗马法，不是古罗马大帝创造的，而是有着生存常识的古罗马人在《论自由意志》的启蒙中形成的。如果没有奥古斯丁的《论自由意志》问世，古罗马人不可能意识到人有自由意志，不可能知道人天生有“自我判断与自我决断的能力”，不可能由这种“思想能力”完善出最重要的“根本权利”；不知道这种“根本权利”，不可能产生“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权理念。
中国学者大都说“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摇篮”，这是没有读懂欧洲历史的说法。实际上欧洲从中世纪到近现代的全部史实彰显出：在欧洲文明中，古希腊文化仅是残留的流风余绪，不是欧洲文明的中心力量，更说不上是欧洲文明的摇篮。基督教文化才是欧洲文明真正的活水源头。
当然，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却不是文化的全部。宗教取代不了文化，文化没有宗教，则是不成熟、不完善、不理性的文化。宗教在宗教文化世界里是一种意识形态。文化不能意识形态，也不应该是意识形态。文化一旦意识形态化，都是这个民族的灾难。（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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