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他乘电梯，内有一个妙龄女郎，他向女郎点头微笑，没想到女郎劈头盖脸骂了他一句“你有神经病！”
他瞠目结舌，顿感无地自容！
其实人生路上，往往会遇到并非自己原因造成的不愉快。
四十年前，我也遇到一件让我尴尬的事，这件尴尬事留下的印象，却很是意味深长。
四十年前，恢复高考时，各地中学里都突然涌进大批社会青年复习功课，预备参加高考。我所在的郊区，某中学因为新进二百多名社会青年，学校人满为患。学校很无奈：可以腾出库房代作教室，但是教师哪里去找？那年月，教师奇缺，所以各地才有了不计其数的民办教师。这所中学的校长只好请示教育局：是否可以向社会招聘代课教师。
当时，恢复高考是天大的事。各级领导都十分重视。教育局长不敢怠慢，也不敢自己做主。立刻向县委、县政府作了汇报。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后做出决定：面向社会招聘代课教师。本着择优录用的原则，进行考核与面试相结合的方式。被招聘的代课教师，原单位继续发放工资，学校给招聘的代课教师发放临时补贴。学校将招聘的代课教师花名册呈报教育局备案。教育局负责向财政局申请补贴费用。所谓补贴，目的是为了吸引人，尽快解决代课教师问题。
这一招很管用！代课教师的补贴费相当于原单位的工资。也就是说，代课教师可以拿双份工资！在那个教师工资每月几十元的年代里，这个招聘代课教师的决定，对于很多知识人不啻为从天上掉下来的好事！
于是应聘者云集报名处，足有二百多人。但是学校仅录取六名代课教师。经过笔试面试后，学校选了前二十名应聘者，进行课堂试讲，然后从二十名试讲者中录用六名为代课教师。所以应聘者的激烈竞争可想而知。
还好，经过一番“过五关斩六将”后，我成了一名数学教师。平生第一次走上了我羡慕的讲台。
高考结束后，其余的代课教师都回原单位了。我因为数学课被认为讲得好，所以被校长找我谈话，希望我留下来。我半开玩笑地问：是否继续有补贴？校长说你愿意留下来，其他的事都由我来办妥。校长谈话中向我诉说了了苦衷：经历过那十年的折腾，学校教师队伍确实素质水平太差。几个民办教师都是政治条件优越进来的，其实不胜任教学工作。
最终我所以答应留下来，一是校长的真情感动了我“士为知己者死”；二是我确实很愿意教学。关键是我的原单位是否同意，因为我是厂里的技术骨干。后来校长向上级领导请示后，我终于被学校留了下来，继续教数学。
继续教学的第二年，同级部的同事陈老师因病请假，她的学生课，教务主任让我临时兼着。
下课后无事，我去陈老师家探望。她家离学校有几里路，我左打听右打听才找到了她的住处。
到她家才知道，她是重度感冒，咳嗽得嗓子都哑了。
我安慰她：你的课教务主任安排我兼着，不会落下学生课程进度，你放心好了。重感冒传染人，我没坐下，旋即离开了她家。
三天后，遇见陈老师的丈夫，我问他“陈老师好些了？”他的回话让我甚感意外：“你为什么趁我不在家去看我老婆？”
我一时语塞，感到好笑：那时除了高干家庭，一般人家没有电话，当然更没有手机了。我怎么会知道你不在家？再说我去看病号同事，人之常情，这有什么？
看到陈老师丈夫那副充满敌意的神态，我一言未发，转身离去，表达了我的鄙夷不屑。
事后，我与教务主任谈起这事，教务主任安慰我道：“他们两口子，陈老师是大家闺秀的青岛姑娘，她丈夫是当地的土老冒工人。上山下乡年代里，知青的陈老师去了临沂的穷山沟，后来经人介绍，嫁给了这个土老冒工人，毕竟在郊区离家很近了。但是更重要的是，土老冒工人的父亲是当地的书记，在当地呼风唤雨。不久他的儿媳妇陈老师成了民办教师，又不久陈老师转正成了吃皇粮的教师。但是不管从哪方面看，陈老师两口子不是一个层次的人。所以她丈夫对她百般呵护中，有种家有‘娇妻万事牵心’的病态心理！他们的婚姻其实是‘历史的误会’。陈老师丈夫对你的质问，让你可能感到受辱。但是，在‘历史的误会’中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是不是受辱？”
我听后喔了一声明白了：大家闺秀在“文革”年代里意味着什么？那是遭人冷眼的社会贱民啊！所以身为大家闺秀的陈老师嫁给了一个“文革”中领导阶级的儿子，在当年她那是三生有幸呀！
唉！确实是“历史的误会”！不过，教务主任说的“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是对“历史误会”的嘲弄，还是对那个时代的讽刺？
几年后，在“无工不富无商不活”中，我受命还是不得不离开了教育界，去企业从事机械设计工作，为“无工不富”开始忙忙碌碌。后来参与新建工厂，我成了这个新建长的厂长，管理着一千多职工。
那时的中国小车很少，私人小车更是极其少见。我因是厂长，出行有小车。很是方便。连县里的一些领导，都经常借我小车用。
不过那时我的住宅与单位都在郊区。
郊区当年没有公交车，从郊区去市内很不方便。有事只能坐火车，或长途汽车。
有一天，多年未见的陈老师的丈夫突然去找我，说他家里有特急重要的事，央求我的小车帮忙。
我一听，救人要紧！二话没说，就让司机开车跟着他走了。
事后，陈老师的丈夫带着礼品找到我答谢。看着他放下的礼品，是价格不菲的高档烟酒，在感慨万端中我断然拒礼，并意味深长地告诉他：“中国是个熟人社会，人生的路上不一定会用到哪个熟人。所以对人、特别是对熟人，最好善意相待。你借用车，我不过是举手之劳，不必客气。你是个工人，老婆是个清贫的教师，生活也不容易。你把礼品一定拿走，否则我让司机给你送回去！”
他见我态度坚决，只好千恩万谢一番走了。
望着陈老师丈夫远去的背影，我不由得感叹：人类的爱情实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一种非理性的感性现象。但是因为“历史的误会”爱在一种不放心的提心吊胆中，是不是太可怜了？
实际上即便爱得要死要活，也不是理性完全无影无踪了。难道因为不放心的爱，可以随便猜忌别人，出言不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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