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政法记者的采访手记
市南公安分局的胡局长看见我，好像非常意外，说：“你来干什么？找我？”我说是，我接到了听众电话，说你们的八大峡派出所打死了一个妇女，要求电台给予曝光。
“啊？这，这，这事怎么能报？你是开玩笑吧？事还没调查清楚，我们也刚刚报到上面。你也真能闹。”胡局长有些紧张地说。
他悄悄把我拉到一旁，低声说：“咱们是老朋友了，说话也不用隐瞒，你说说，谁打的电话？是个什么听众？他们怎么说？他妈的，事儿怎么传得这么快！而且，怎么说我们把人打死了？真是瞎扯！这不正在治疗吗？看来嫌疑人没有生命危险了。”
我问胡局长到底是怎么回事，请他介绍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胡局长说：“昨天晚上，八大峡派出所巡逻的民警抓了个卖假币的农村妇女，被带到所里关了起来。后来一个值班的民警在外喝了点酒，突击审问这个妇女，用电警棍打了几下……”
我问伤的怎么样，厉害吗？胡局长沉吟了一会儿，说：“确实挺厉害的，肝脏破裂。手术做了好几个小时。我们分局领导很重视，就是花再多的钱，也要把嫌疑人抢救过来，我们今天一早先送了支票过来，押上10万块钱，不惜任何代价，先保证不能死人。”
我说是，四方刚发生打死郯城农民的案子，连省厅都过问了，很被动。
胡局长说：“四方分局太没有经验了，把人家打成那样，送到医院连钱也不交，医院能给好好治？这一耽误，完了。本来是能抢救过来的。事后花钱再多，也晚了，关键是影响太坏。”
正在这时，市南公安分局的政委过来找胡局长，想说什么，又看看我，欲言又止。我说：“你们谈吧，我先回去了。”
胡局长说：“没事，你一等。”接着，两人转身到了边上，我隐约听到政委说，病人的母亲来了。我听胡局长说，一定好好照顾，先找个好宾馆住下，派专人伺候，花钱消灾，这时候不能疼钱，等等。
这时从急救室出来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几个警察呼啦拉围上去，我也凑到跟前，只听医生说：“病号还在昏迷。你们留几个人在这里照应就可以了，不必那么多人全呆在这儿。”
那几个警察神情疲惫，有的还非常紧张的样子。他们忽然让开一条道，原来是胡局长和政委过来了，大夫又把病人的情况说了一遍。胡局长说：“我和你们的院长、书记都很熟，特别是你们的保卫处长，我们都是老朋友。我和他们说了，这个人无论如何也要救过来。”
我听那个医生低声向胡局长说，最近刚从国外进口了一批什么针、剂，还有什么进口的好药，对抢救病人很关键。
胡局长说：“用，用！怎么不用？什么进口的药、针，该用的就用，别顾虑钱的事儿，我们已经把支票放这儿了！”
胡局长又安排了谁谁在医院值班等具体事儿，我们一行人就离开了医院。
中国有句俗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老百姓私下传播新闻的速度、密度都是非常惊人的，很快，我就听到了民间关于八大峡派出所殴打妇女的各种说法，在许多有出入的版本里，渗透着人们对公安的成见，或者是怨恨，把打人的民警说成了丧心病狂的恶魔，有的甚至还说那警察猥亵、强奸了那个妇女嫌疑人。
其实我认为我一个战友的说法最具客观性，我这个战友就在市南公安分局当科长，他和八大峡派出所所长是老同事，也和那个打人的民警很熟。一次我们战友聚会，我问起这件事儿，他说，其实这个事儿过程并不复杂，只是那个打人的民警当天晚上喝酒喝的太多，晕晕糊糊回到所里，在妇女身上搜不到假币，就借着酒劲抡起了警棍。
我说怎么群众都说那个妇女被打得鬼哭狼嚎，满屋子窜，哭声和求饶声很惨，连附近的居民都听到了。战友说，是啊，谁挨打也会叫，最后不是不叫了吗？
我说不叫了是因为被打昏了，死过去了，那个民警下手还是挺狠的。
战友说，你不干公安不知道，谁审犯人会笑容可掬？那是膘子。
我又问，那么当天晚上没有值班的派出所领导？他们听到嫌疑人的哭声也无动于衷？
科长战友说，后来在一楼值班睡觉的所长上来了，那时那个妇女的肝脏、脾已经被打坏，昏死过去了，他们只好把嫌疑人送到了医院。
在青岛连续发生的警察殴打嫌疑人事件，新闻界并没有公开透露一个字，老百姓议论了几天也就淡忘了。
四方公安分局最后给郯城的农民家里赔偿了17万元人民币。据说，分局领导给郯城农民村里送钱的时候，村里欢天喜地，还放起了鞭炮。因为17万人民币，对一个贫困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天文般的数字。
我想起四方分局一位副局长说的：“农民们高兴坏了，死一个人拿到了17万，当场就有人羡慕的不得了，说那些钱能盖好多间房子，在村里干几辈子也挣不出那么多钱来。”
副局长说这话时，我们正在酒桌上。当时是四方区一个老板请客，在坐的基本都是公检法干部和政府官员，满桌的人听了此话笑得前仰后合。
我问坐在对面的副局长：“是你去的郯城？你看见农民放鞭炮了？”
副局长说：“是我去的，我代表分局领导班子去送的钱。虽然我当时没看见农民放鞭炮，但是我们刚回到宾馆，村里就来电话了，说村里人很高兴，死者的亲属为了庆贺拿到巨款，放起了鞭炮……”
席上有人问：“你们怎么赔那么多钱？”
副局长说：“本来我们也没打算给那么多钱，可是市南公安打伤了一个妇女，连治病带赔偿花了不少钱，把个事抹得光溜溜的，几乎没有后遗症……”
酒桌上的人插话说：“是啊，人家多会办事，花点钱没什么，反正都是公家的事儿，也不是哪一个人掏……”
“就是，就是。”一片赞同声音。
我问副局长：“那么你们也把事办利索了？”
“有了钱，什么话都好说。”看来副局长倒是个爽快人，尤其是在喝了许多酒以后，对我们说话也没什么顾忌了。“我们分局领导班子最后一商量，干脆咱也大方点，多拿点钱，让郯城的农民家属写下‘永远再不追究’的字据，这不挺好吗？”
“对！对！”又是一片赞同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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