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淞沪抗战。南京沦陷。武汉失守。大半个中国被日寇的铁蹄践踏蹂躏。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劫难。
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中华民族求生存、谋胜利的爱国情怀空前强烈。
拂开浓浓的硝烟，透过枪炮的轰鸣，我们仿佛看到一支由知识精英、实业家、产业工人组成的浩荡大军，拆掉工厂的设备，从上海、从天津、从无锡、从太原、从武汉，从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一路向西，向西……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工业大移动谱写出抗战史上壮丽篇章。
这是战争的另一个侧面，甚至可以说是战争更本质的一面。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声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难道真的要对中国实施他们的“经济提携”吗？这一个巨大的问号拷问着企业界。
抗战前夕，中国80%的工矿业集中于东部沿海和沿江城市，在政府实业部注册的厂矿2435家，仅上海就达1186家。
早在1931年“一二八事变”时，上海工厂最为集中的闸北、虹口和杨树浦地区就饱受了日军炮火蹂躏，几乎夷为平地。中国好不容易才发展起来的一点先进生产力横遭摧残。事后，社会舆论开始对日本全面侵华的野心有所警觉，发出了内迁上海工厂以防不测的呼声。
眼见日军兵临城下，战火将起，岂能坐视上千家先进的工厂落入敌手，上海工商界行会组织，联名向南京的中央政府发出呼吁，要求政府派员联络、制定计划，并给予迁移帮助。“呼吁书”全文刊于《文汇报》上，标题十分醒目：
愿为抗战效力，誓不以厂资敌！
局势危急，舆论强烈，当时主管资源委员会工作的钱昌照感到事态严重，一面呈请政府赶快内迁沿海工业，一面把时任资源委员会委员、上海机器五金制造业同业公会主席委员的颜耀秋火速召到南京，向他当面讲明局势，请他即刻返沪设法先行组织上海的机器业厂家进行内迁以抢时间。
战争是交战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等实力的较量，发动侵略战争的一方，其最终目的无非是获得政治、经济、军事的全方位利益，早在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就公开提出了对外扩张的“两线论”，这一强盗政策决定了日本将不断寻求新的利益线，进行新的扩张。幅员辽阔的中国就成了这一强盗政策的首要攻击目标。一部日本近代史成了一部不断对中国侵略扩张的历史。
面对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当局高层人士认识到对日本要采取“长期抵抗”的方针。1937年8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召开最高国防会议，明确提出：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沿海企业内迁对于整个抗战进程的意义显而易见。
1937年7月24日，资源委员会会同行政院相关各部开会，决定分8个组讨论经济资源动员的战争动员事宜。
7月28日，资源委员会召集机器和化学工业组会议，林继庸在会上正式建议内迁上海机器厂家，并代表资源委员会于当日就到上海具体进行调查。
7月29日，林继庸等人在上海会同工业界知名人士筹商迁厂办法，立刻获得了企业家们的积极支持。
7月30日，颜耀秋、胡厥文召集包括冶炼、电机工业在内的上海机器五金业同业公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并邀请林继庸等人参加会议。
面对国仇家恨，实业家们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之际，会场上群情激昂热血沸腾，上海机器厂、新民机器厂、新中工程公司等企业当场表态参加内迁，并得到了大部分与会厂家，特别是一般中小厂家的拥护和响应。最后，会议通过了迁厂决议和具体原则。
颜耀秋，上海机器厂创办人。当时任资源委员会委员、上海机器五金制造业同业公会主席委员，上海工厂内迁时任联合迁移委员会主任委员，是上海工厂内迁的积极支持者和领导者。迁川后又连任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达5年之久，抗战胜利时任迁川工厂联合会上海办事处主任，是民营企业家在工厂内迁中杰出的代表。
“七七难忘事变起，八一三后战云开。万众流离两都陷，半生事业付尘埃”，这是著名的“抗战胡子”（胡厥文自1932年蓄须以记“国耻”，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雪耻”后剃须，时间长达14年）——胡厥文的诗句，1937年7月28日，胡厥文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研究决定将上海和其他一些沿海城市的工业迁往内地的会议上，赞成政府组织民营工业内迁，表示要把自己创办的企业率先迁往内地。
紧接着胡厥文召开了上海铜铁机器同业公会执委会，讨论内迁问题，他说：“爱国的民族工商业家，应本着抗日至上、国家至上的宗旨，要下决心内迁，支持抗战。”为了解决工厂内迁的经费问题，胡厥文、颜耀秋与林继庸一起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表示愿意将工厂内迁，支持抗战，并经再三交涉，争取到500万元的搬迁费用。
8月9日，资源委员会向行政院建议：补助迁移款项56万元，将上海机器业的工作母机2000部连同工具，以及上海大鑫钢铁厂、中国工业炼气公司、天原化工厂、大中华橡胶厂、康元制罐厂等5家工厂的炼钢、炼气、制罐、制橡胶轮胎、指防毒面具等重要生产设备，迁到后方指定地点复工生产，以充实军备、增厚长期抵抗的力量。
8月1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24次会议批准了这一提案，钱昌照当即派林继庸为主任委员，于当天下午6时前往上海主持一切迁厂事宜。由于国库应拨款项尚未到位，钱昌照立刻下令把资源委员会的经费借拨56万元交林继庸到上海以应急用。上海工厂的内迁在钱昌照、林继庸等人的努力下正式启动了。
8月11日，代表国民政府的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在上海成立，并制定了迁厂和奖助的具体办法，决定以武昌的徐家棚附近为各厂内迁的目的地，并要求立即成立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在监督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12日，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正式成立，颜耀秋与胡厥文、支秉渊为正副主任委员。以刘鸿生提供的四川路企业大厦六楼为办公地，办事人员从各厂抽调而来。监督委员会也随后迁到企业大厦五楼办公。
8月13日，第二次淞沪会战爆发。
1937年8月的上海，一边是卫国将士浴血奋战，一边是爱国的实业家和产业工人为保存中国先进工业的一点血脉，抢拆机器设备，准备将工厂内迁。
1942年，林继庸自费印刷了一本小册子，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作了记载。
尽管在浩瀚的史海中这本小册子貌不惊人，但它真实记录的却是一段抗战史上任谁也不能越过的历史片断。在一个民族反抗另一个民族侵略的正义之战中，一个由知识阶层和实业家组成的群体，以自己的方式始终顽强战斗，这些仁人志士，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义无返顾，舍利取义，舍生忘死，舍家保国，投入到全民族的伟大抗战中。
历史的目击者林继庸看到了这样场景：工人们“拼着死命去抢拆他们宝贵的机器。敌机来了，伏在地上躲一躲，又爬起来拆，拆完就马上扛走。看见前面那位伙伴被炸死了，大声喊声‘嗳唷’，洒着眼泪把死尸抬过一边，咬着牙筋仍旧是向前工作。”
8月16日，正在为内迁事宜四处奔波的大中华橡胶厂负责人薛福基在轰炸中受伤，不久去世。他是第一位为了内迁而牺牲的企业家。
上海内迁工厂的职工和经理们同仇敌忾齐心合力，不仅置生死于度外，还克服了资金紧张、交通混乱、军警骚扰和运输工具奇缺等一系列战时常见的困难，终于踏上了西去的征程。
8月22日，顺昌机器厂4条木船装载各种机器百余台、钢铁原料50吨，随船职工11人作为上海内迁厂的领头羊，冒险由苏州河运出驶往镇江。顺昌机器厂作为抗战时期工厂内迁的第一厂而载入史册。
8月27日，满载着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上海机器厂部分员工和设备的21只大木船冒着日寇的炮火离开了上海。
此后几天，大鑫钢铁厂、利用机器厂、启文机器厂、新中机器厂、精一机器厂、姚兴昌机器厂等多家机器厂的机件和工人也分别起航。他们运输的方法是在装载机件设备的木船上用树枝、茅草进行伪装，循苏州河用人力划出，每船相距半里左右，如遇敌机来袭，则泊于河边芦苇丛中暂避。船到苏州后雇用小火轮拖原船到镇江，在镇江换装江轮到汉口，苏州、镇江都设有运输站，与当地军运机构和政府机关进行联系，并与上海互通情报。
通过水路运输成功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于8月30日作出决定，以上述航道为上海工厂内迁运输线。此后一段时间，古老的江南运河就成为上海工厂内迁的主要通道，许多厂矿由此通道辗转内迁到了后方，上海的工厂迁移迅速走上轨道。
从9月9日起，因苏州河交通封锁，上海内迁厂改由黄浦江经松江等地，沿内河运抵镇江，转长江轮船运往汉口。随着战火的扩大，要求政府资助迁移的工厂日益增多。最早的团体上书要求内迁的是中华国货维持会，这一团体在上海已成立20多年、拥有300余家企业、资产数千万元、职工10余万人。他们见上海的日商工厂奉其政府令纷纷赶造军用品，感到形势危急，认为中国工厂也应立即为国家生产军事装备，就成立了特种委员会，在1937年7月底向国民政府送交了“为联合国货工厂预制军需为政府后盾”的呈文，要求国民政府立即派员指导。
9月16日，申新纱厂荣宗敬、大中华火柴厂刘鸿生等32名上海工商业的头面人物联名上书要求国民政府“应力助各厂设法迁移安全地带照常工作”。 这一规模的上书已足以代表上海全体民族企业家的愿望。
9月初，资源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结束对欧洲和苏联的访问返国，他与钱昌照议定扩大内迁厂矿的范围。为推动各地工厂迁移工作，9月中旬，资源委员会还派顾毓瑔到苏州、无锡一带劝导工厂迁移，又派孙越崎、周茂柏等四人到河北抢运物资。
9月20日，资源委员会建议行政院拆迁吴蕴初所办的天原、天利、天厨、天盛四厂，并增加迁移经费。9月中旬以后直属军事委员会的贸易、工矿、农产三个调整委员会相继成立，其中工矿调整委员会成立于9月27日在南京宣告开会成立，由翁文灏兼主任委员。该会成立后议决增加迁移经费52万元6千元，通过各厂借款原则和此后工厂迁移原则，此后厂矿内迁的发动及有关事宜就由工矿调整委员会主管。
10月26日，上海闸北失守，苏州河水上运输线被切断，各厂物资改道由黄浦江运到松江，再经苏州、无锡运到镇江。
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威胁松江河道，各厂物资又改道由怡和轮船运到南通，在那里转民船经运河运到扬州、镇江。
11月12日，上海失陷，上海工厂迁移委员会也同时结束工作。
在工厂内迁这一凶险漫长的征途上，我们看到一代民族实业家的身影，他们是实业救国的身体力行者，当此国难当头，存亡未卜之际，他们不计一己之得失，毅然决然走向内迁之路。
在上海发动厂矿内迁的同时，山西方面也发生一桩自发的迁厂壮举。1937年11月，日军形成由忻口和娘子关会合夹攻太原之势，太原岌岌可危。
太原西北制造总厂总办张书田毅然下令将全厂机件拆迁南下，全厂职工和眷属一千多人一齐动手，日夜不停，数日间拆卸机件千余吨，抢运出太原，到达黄河边风陵渡渡河时，没有码头，水流湍急，岸边泥泞深达数尺。
在西北11月的冰雪寒风中，在朦胧夜色里，张书田立马河边亲自督导，太原西北制造总厂的员工，上下协力，人抱木桩没于水中，修建临时码头，终于把千余吨机件渡过黄河，离岸不满两小时，日军的炮弹就呼啸而至。
一路上，他们设法搜集钢料，又得数百吨。一行千余人，机件材料2000多吨，浩浩荡荡，跨陇海铁路到陕西的虢镇，由此取道南行，翻秦岭，攀蜀道，进入四川。到达目的地后他们用两个火车头作动力设备，重新设厂开工生产，从事机械的制造。
我国近代化学工业历来有南吴北范之说，南吴是指吴蕴初，北范是指范旭东。他俩的企业都迁入了四川。
抗日战争前，吴蕴初经营的上海化学工业企业有天厨味精、天原电化、天利氮气、天盛陶器等四个厂，这些企业构成了一个实力雄厚的“天”字号化学工业系统。他的人生信条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最起码的是要爱国”。在上海内迁发动时，他发出了“誓不以厂资敌”的誓言，主动申请内迁。隔壁的日商中山钢铁厂为阻扰内迁，诬陷天原厂的内迁物资系偷窃所为，唆使日军绑架了内迁后勤人员顾乃智，关押在沪西的日军宪兵司令部里严刑拷打，企图从中寻找扣押天原厂的借口。但顾乃智宁死不屈，使日军审讯数月仍一无所得，结果被日军毒死在牢房里。一位普普通通的工厂职工在敌人面前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挫败了日军企图破坏内迁的阴谋。
天原厂经过辗转内迁，损失惨重，最后于1940年6月在重庆江北猫儿石开工，成为西南唯一的一家生产氯碱产品的电解厂。当时吴蕴初亲自指挥各种设备的按装，在装配关键的电解槽时，他竟然七天七夜没有脱下工作服。
范旭东一手创造了中国化学工业史上著名的“永久黄”团体，即永利化工厂、久大盐厂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抗战爆发后，设在天津的永利碱厂被日军占领，这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家生产纯碱的先进化工厂。于是范旭东赶往南京，全力抢运刚于1937年2月开工生产的永利硫酸厂。这家化工厂规模之大，设备之先进在东亚首屈一指。其建造的投资高达1200万元以上，在当时的中国工业史上绝无仅有。那时永利硫酸厂正在全力生产炸药。日军用威胁利诱的手段企图秘密收买该厂，但范旭东严词拒绝：“宁可为工厂开追悼会，也不与侵略者合作。”掷地有声气吞山河。日军开始猛烈地轰炸该厂，范旭东以死相拼，下令把凡可以搬动的设备物资尽量拆迁，无法搬动的设备拆走关键仪表，来不及搬走的设备物资全部投入长江，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全部撤往武汉。他克服了种种困难先后在四川自流井张家坝和五通桥老龙坝建立了久大模范食盐厂和永利化工厂，从此改变了四川原先十分落后的盐业生产技术，满足了急剧增加的内地内迁人口的基本需要，还为后方工业提供了大量急需的化工产品。特别著名的是永利的化学专家侯德榜率领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高级研究人员在1941年成功研究出“联合制碱法”，即著名的“侯氏制碱法”。侯德榜因此成为英国皇家学会、美国化学工程学会和美国机械学会的荣誉会员。
1945年10月，范旭东在重庆病逝。
走进这段历史，屡屡见到这些洋味十足的人物，透过泛黄的老照片，今天依稀能感受到照片主人英气勃发的神姿，在血与火交融的抗战年代，这群知识精英和民族实业家，用智慧、毅力、献身精神谱写着一曲曲可歌可泣的篇章。
讲述工厂内迁的艰险旅途，不能回避当时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这个主要由海外归来的知识精英组成的机构，对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国防建设居功至伟，在整个内迁过程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
1932年5月，就在日本开始向中国寻嫌动武的时候，欧美留学归国的著名学者胡适、蒋廷黻、丁文江等自愿捐资出版了《独立评论》杂志，“讨论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引起蒋介石关注，立即邀请蒋廷黻等知识界著名人士商谈，并决定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蒋授权丁文江决定这个委员会的人选，丁推荐翁文灏博士担任秘书长，接着又确定钱昌照博士担任副秘书长。
（翁文灏，浙江鄞县人，清末留学比利时，获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政府地质调查所代理所长，是我国杰出的地质学家，被誉为中国地质科学四大奠基人之一。他后来担任过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五十年代从寓居地法国回国，终老北京。）
1932年夏天，蒋介石以“抗日保国”为理由，约翁文灏南行谈话。接信后，翁文灏立即赶赴江西庐山，在牯岭与蒋介石见面。翁文灏与蒋介石素不相识，这是第一次见面。他向蒋介石讲解了全国自然资源的分布概况。
1932年10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正式成立，隶属国民政府参谋本部，蒋介石任委员长，1935年4月，蒋批准把国民政府兵工署资源司合并到委员会，称为资源委员会，其实际负责人翁文灏、钱昌照主要进行了“发达国家资本”的调查研究工作，着手国防战略资源开发、国营工业和重工业基础创建、军事生产计划实施等任务。同时，翁文灏组织和委派专家主持新建工矿企业，主要是军工厂和军需民用的轻工业工厂，以满足战时的急需。
“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把工业建设的重点放在湖南、湖北和江西。之所以设计出这种布局，主要出自三点考虑：第一，过去形成的工业城市，除武汉外，其他都在沿海，从天津到上海再到广州，无一不是外敌攻击的首选目标，所以，在战略上，以两湖和江西为重工业基地，以沿海城市为轻工业基地，既可以互相依托，又能避开外敌入侵的攻击。可以说，国防设计委员会的这种设计是中国最早的“三线建设”计划；第二，两湖江西一带，有丰富的战略资源可以利用，特别是有锑、钨等丰富的有色金属矿藏，可供重工业开发；第三，两湖、江西的重工业基地，可以和沿江沿海的上海、广州、武汉互相依托，形成较为合理的中国工业总体布局。
有了可以实施的计划和国民政府的鼎力支持，这个委员会争分夺秒地创办和迁移军事工业，为有一个可靠的战争后勤基地而尽力。如：早期完成了四川綦江铁矿和南桐煤矿的调查，于是收购了汉口六河沟公司的设备，拆迁了汉阳钢铁厂，在重庆建立了相当规模的钢铁基地，成为战时后方最大的兵工用钢供应厂家。这就是今天的重庆钢铁公司，从汉阳搬迁的张之洞购买的英国大型轧钢设备一直使用到八十年代末。
1937年4月，军政部常务次长陈诚报告：“1936年一年国防建设的成效，超过了1932年至1935年4年的总和；而1932年至1935年4年的国防建设的成效，又相当于民国二十年以来的总和。”这样的速度，这样的成果岂不让虎视眈眈的日本眼红，日本加速侵华步伐就成为必然。
淞沪会战硝烟还未散尽，九省通衢的武汉上空又是战云密布，沿海许多企业原本要把武汉作为落脚地，如今这里也将不保，中国工业与战争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就要拉开。
二战期间，希特勒入侵法国，将英法联军围困到法国的海滨城市敦刻尔克。就在德军狂轰滥炸后稍事休整之际，1940年5月，英国海军调动所有船只，用9昼夜时间，将被围困的33万盟军和装备，通过英吉利海峡全部抢运到了英国。这次撤退，即世界战争史上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然而，在这次大撤退发生前一年多时间里，在世界东方反法西斯战场，也发生了一场十分相似的大撤退。
时间是1938年秋天，地点在长江三峡的宜昌，核心人物是航运大王卢作孚，事件是在日军的炮火和飞机轰炸中，抢运战时物资和人员进川，保存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
“航运大王”卢作孚，1893年生于四川合川一个贫寒之家，小学毕业即辍学，17岁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23岁在成都《群报》当记者，26岁成为《川报》的总编。他立志自己一生的目标是富国强民，实业救国。
1925年，卢作孚从创办现代航运企业着手，以实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为目标，成立民生轮船公司，以8000元资本购买了一条仅70余吨的小客船起步。几年内即统一川江航运，迫使外国航运势力退出长江上游。
当年，民生公司船舱和职工宿舍的床单上印着一副联句：“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勿忘国家大难。”这也是卢作孚的人生信条。
抗日战争爆发后，卢作孚一改不肯做官的态度，临危受命，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二部副部长兼农产、工矿、贸易调整委员会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1938年初，他又出任交通部次长。
1938年秋天武汉沦陷，“八方风雨会宜昌”，此时，只有10.5万人口的宜昌城已被滚滚而来的难民和源源不断运来的战时物资撑得爆满，各种滞留人员最多时达3万。据当时报载，1938年内先后到过宜昌的有蒋介石、李宗仁、陈诚、汪精卫等众多国民政府军政要员。还有各界著名人士、社会贤达。宜昌一时间名流云集。宋庆龄、宋美龄、宋蔼龄三姐妹也飞抵宜昌，慰问抗战伤兵。
这时，中国内地长江边的小城宜昌狭窄的沿江码头，恰似1940年5月法国海边小城敦刻尔克的海滩，而不利的条件犹甚于敦刻尔克!
川江天堑，滩多流急，船只吨力转小，运输力有限。更为严峻的是，自这年10月中旬起，长江上游还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较大轮船尚能航行，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大型设备根本无法入川。就是说，所有的人和货都必须在40天内运走。敌机轰炸，高山阻挡，追兵逼近，人心惶惶。
此时，日本侵略者已占领了战前中国经济最发达工业最集中的地区；而处于中国西部的大后方，还谈不上有现代工业，在宜昌江边炮火下堆积着的这些现代设备、材料和技术工人，便成了抗日战争中大后方军、民用工业最初的基础，是中国十分薄弱的兵器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
1938年9月，卢作孚这位交通部次长风风火火地赶到了宜昌。望着堆积如山的物资，蜂拥的人群，卢作孚当机立断，抽调最得力的人员参加抢运。民生公司的骨干力量童少生、李肇基、袁子修、陈国光很快赶到宜昌，与卢作孚一起商讨抢运大计。这个周密的计划是：由民生公司领衔签订运输合同，招商局和三北公司参加协运。计划在40天内抢运完各种物资、人员。
时过许多年后，卢作孚之子卢国纪回忆说，“各个交运物资的单位，必须按照分配的吨位，将自己的设备器材分出轻重缓急。什么单位的器材由什么轮船运输，全部由我的父亲亲自分配。”
由于川江航道特点，当时只能白天航行，为了争取时间，改为夜间装卸。凡是次日运走的物资，当晚就先装好船。每当傍晚，当民生公司的轮船返回宜昌时，轮船待装，驳船集载，港机起吊的各项准备工作，均已就绪。入夜，轮、驳、岸各处灯光辉映江水，交相辉映，装卸号子声、起重机的轰鸣声、汽笛声交织在一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民动员起来反对敌人的力量。
40天的宜昌大撤退完成后，1000多名川江水手给国民政府参政会写信，那发自肺腑的声音再次在卢国纪的耳边回响：“我们并不顾虑工钱太少，职业无保障，对于战时的交通，曾尽了和正在尽着最大的努力，输送杀敌壮了，抢救生产器材，护送伤员和避难同胞等，在敌人的飞机炸弹下工作，不管死或活。如果说我们是在为微薄的工资而苟延残喘，实在不如说我们是为了抗战的胜利。”
民生公司不仅在经济上遭受了重大损失，轮船经常被日本飞机炸沉，更让卢作孚沉痛的是116名职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61名船员负伤致残……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抗战！
历史就是历史，它是不能够假设的，日本侵略者后来认识到中国的这次抢运在整个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叹道：“假定昭和十三年（1938）攻占武汉作战的同时就攻占宜昌，其战略价值就大了。”从这个意义上看，民生公司那时从宜昌运出的一船船物资，真要胜抵百万甲兵! 1939年元旦，卢作孚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一等一级奖章。
从宜昌大撤退抢运出的部分单位：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兵工署陕厂、兵工署巩县分厂、兵工署汴厂、湘桂兵工厂、南昌飞机厂、宜昌航空站、航委会无线电厂、航委会安庆站、扬州航空站、钢铁迁建委员会、申钢厂、大鑫钢铁厂、周恒顺机器厂、天元电化厂、新民机器厂、中福煤矿、大成纺织厂、武汉被服厂、武昌制呢厂、武汉纱厂等，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正是这些撤退运输到大后方的工矿企业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生产了大批枪炮，为前线的将士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最早将“宜昌大撤退”比作“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是举世闻名的中国平民教育家晏阳初。亲历了宜昌大撤退的晏阳初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是啊，“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是由中国的一家民营的企业牵头并以为主要力量创造的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尽管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至今并不为多少国人知晓。
1937年到1942年，大后方的工厂数目由200多家发展到1000多家，固定资产由2000多万元上升到10亿多元。
内迁工厂大多落脚在四川，入四川最著名的民营钢铁厂是渝鑫钢铁厂。渝鑫钢铁厂的前身是1933年在上海创办的大鑫钢铁厂，创办人余名钰，1938年2月内迁重庆，改名为渝鑫钢铁厂，当年6月在沙坪坝小龙坎龙隐镇土湾建厂生产，成为当时民营钢铁厂中唯一一家能够轧制钢品的厂家。
迁入四川的纺织业有赫赫有名的荣家企业系统的申新四厂。当时重庆的申新四厂，“厂中有百余职员，五百余男工，九百余女工。高级职员都是江苏人，最多是无锡，其次是京沪苏常。厂中通行的是无锡国语，四川本地工人进厂后就须学听无锡官话，学懂许多无锡习俗。不是为了四周罗列着山峰，满山谷迷蒙的云雾，一走进厂，你也许以为回到苏常之间哩！”
还有刘鸿生在重庆巴县李家沱成立的中国毛纺织厂，是设在上海浦东的章华毛纺织厂的原班人马，包括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技工等在1940年10月和1941年2月分两批举家迁到重庆而组成的，这些技术骨干培训了大量本地工人。
迁入四川的还有各行各业的名厂大厂。如上海的中国标准铅笔厂，负责人吴羹梅，1938年11月迁重庆菜园坝，1939年6月开工生产，成为后方唯一的铅笔厂。
亚浦耳电器厂是上海著名华商电器制造厂，主持人胡西园，是国货厂商中第一家出产电灯泡的工厂，产品有电灯泡、电风扇、电炉、马达等。抗战以前，“凡是有电的地方，就可以发现‘亚浦耳’的商标。”抗战爆发后，亚浦耳电器厂内迁重庆沙坪坝附近，是“后方电灯泡厂设备最完善、出品最丰富之一家”。
大川实业公司从事制针工业，创办人是尹致中，抗战爆发后，他把几家工厂全部内迁，1940年在重庆创建了大川实业公司，所属有大川针钉制造厂、大川机器制造厂、石棉制造厂等企业，不仅独家生产缝衣钢针，满足大后方缝纫之需，还奠定了我国石棉工业的基础。
从1939年下半年起，内迁工厂的生产重点从军需品逐渐转向民用品，特别是加快制造各类重工业产品以发展生产。
1942年1月1日，迁川工厂在重庆牛角沱举办为期两周的展览会，参展厂家共有97家工厂，产品有49大类，囊括了当时大后方轻重工业各个领域里最具代表性的数百种产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内迁工厂生产力的迅速恢复和提高。
在内迁中有一位极富远见卓识的实业家，那就是后来新中国的第一任工业部长沈鸿。
沈鸿是上海利用五金厂的创办人。这家小厂建于1931年，专门制造民用锁具和汽车零件。1937年8月26日，作为首批内迁厂家，年轻的沈鸿怀着报效祖国的满腔热忱，率领10名技术工人，携带10台机床和一批物资，踏上了西去的路途。
但令沈鸿失望的是武汉根本没有建厂的条件，几次三番找有关部门协商，均因厂小言轻而遭冷遇。眼看武汉形势日益紧张，何去何从的问题使沈鸿坐立不安。一天，无所事事的沈鸿参加了范长江介绍边区的演讲会，没想到这竟成为他一生重要的转折点。他随即与当时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负责人钱之光见了面并进行了一次直截了当的简短谈话。先是沈问钱，沈：“我想到延安去，只是不知道那里有没有事情干。”钱：“打日本，还能没事干？就怕事情太多，你不睡觉也干不完。”接着是钱问沈，钱：“你去延安有什么条件，比如你带的机器该怎么办？”沈：“只要能为抗日出力，其他条件没有。至于机器，等打走日本鬼子以后，再还给我也就行了。”于是，在八路军的帮助下，利用五金厂于1938年2月来到了边区，并开始大显身手。
利用五金厂为边区制造了大批军用民用所急需的各种机械设备，解决了边区历来所缺乏的生铁原料，培养了一大批各种技术人才，为边区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边区的社会稳定创造了条件。
对沈鸿的重大贡献，边区作了充分的肯定。沈鸿先后三次被评为特等劳动模范，多次被延安《解放日报》表扬，并被中共领导人称为“边区工业之父”。
在经济上，边区尽可能优待技术人员。当时边区实行的是供给制，但额外给内迁工人每天一块零化钱，沈鸿获得了较高的津贴。从1941年起，边区还设立了发明奖。据统计，1944年边区的发明117项，奖金从5元至300元不等，沈鸿是其中的佼佼者。
1942年冬天，毛泽东与沈鸿在延安凤凰山下一个窑洞内有一次谈话。那时毛泽东在准备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特地就工业问题向沈鸿请教。在谈话结束时毛泽东对沈鸿说：“我国社会现在是七分封建主义、三分资本主义。等到仗打完以后，情况就要颠倒过来，要变成三分封建主义、七分资本主义。到那时，你就更有用武之地，可以继续去办你的工厂了。”
在不久后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这样的评价：“有工业家沈鸿先生自愿以其私有的10部机器迁来边区，为八路军服务，沈鸿先生亦来边区工作。从这时起，又有许多科学技术人员先后来边区工作，使得边区集聚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作为建立工业的指导力量。”
内迁工厂的命运并不都像沈鸿的利用五金厂那样好，他们的辉煌仅仅持续了短短的两三年。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后方的对外交通完全断绝，国民政府自顾不暇，自然更顾不上民营企业了。当时有文章作了这样的形容，从1943年起，“后方民营工业的困难，恰像一颗从高山上滚下来的雪球。”到抗战胜利时，大量美货涌入，国民政府一面下令取消了对后方所有民营工厂的订货，一面忙着“接收”，致使后方民营企业陷入了崩溃状态。迁川工厂联合会原有的390家会员只剩下100家，而其中开工者仅20家。赫赫有名的渝鑫钢铁厂竟然在生产日常生活用品铁锅和铁钉。社会舆论则发出了这样的惊呼：“散立在重庆的机器厂的烟囱上，小鸟在筑巢了。”胡厥文在报纸上公开宣布：“现在工业界已临到垂死关头了。”
1945年8月，迁川工厂的一百多位企业家冒雨到重庆曾家岩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愿，从中午一直站到黄昏也无人理睬。回忆起内迁的艰险历程却在胜利时落到如此下场，许多人都气得难以自已而老泪纵横。
更凄惨的是一些中小内迁工厂的工人。工厂倒闭，他们只得到3个月的遣散费。卖光所有东西才凑齐了路费，乘上卡车或木船历时月余才返回上海，却又陷入了失业困境。许多人因为沿途屡经各种风险，抵沪时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竟被当成乞丐送进了慈善机构的收容所。
对于内迁工厂的悲惨境地，社会舆论也愤愤不平，认为“八年来辛勤培植之后方工业，宛如昙花一现，瞬息逝去”。
当时著名的企业家李烛尘则对内迁历史作了这样的总结：“各地迁川工厂可谓当年艰难辛苦而去，今日倾家荡产而归，尤以中小工业厂家受创最甚，实为抗战时代一页伤心惨史。”
内迁工厂的结局虽然令人扼腕，但他们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浩然正气，那种为了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而不畏艰险英勇奋斗的顽强精神，将永远为后人所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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