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问：最近把《科学与宗教问题》《自由主义的价值判断》《怎样判断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三篇文章联系起来看了几遍，我最突出的感受是：西方文化之所以能不断进步、不断丰富，能自我更新，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有关。中国文化之所以长期没有进步与发展，一直是与农业文明配套的落后文化，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于是，中西方人最根本的不同就像您所说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凡事问是什么”。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凡事问为什么”。一个不会提问题的民族，是不可能有创新力的。生活中、工作中能提出问题，就是“凡事问为什么”思维方式的表现。不知我的这个“读后感”是否正确？
答：西方人有句话持久不衰地广为流行：“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为什么西方人会推崇这句话作为生活中、工作中的箴言？
因为西方人都知道人生在世，有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道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生活的提高与改善，工作的尽善尽美，都是在解决问题中实现的。这一切的关键不在于如何“进步与发展”，不在于如何“提高与改善”，不在于如何“尽善尽美”。而在于首先发现问题，知道问题是什么，知道问题在哪里。至于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如果连问题都发现不了，连问题都提不出来，谈什么都是枉然。所以西方人特别推崇“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中国人普遍不善于提问题，西方人善于提问题，都是思维方式的原因。中西方人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呢？这不是个人种问题。而是后天教育、家庭影响、社会环境造成的。中西方人的天性是一样的，都会“凡事问为什么”。这是一种先天性能力。幼儿园的阿姨都知道：幼儿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问不完的“为什么”。中国成年人不会“凡事问为什么”，与教育、与生活环境有关。这个问题我在文章中都谈过了。
为什么西方人会保持着“凡事问为什么”的天性，还会用一句“箴言”提醒人们时刻注意呵护、发扬这种天性？直接的原因是：西方的教育与家庭及社会形成了“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思想共识。这种“共识”不仅是工作的需要；也与教育密切相关。呵护养育学生“凡事问为什么”的天性，是西方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西方教育之所以重视呵护养育人的天性，源于基督教文化解决了“人是什么”这个根本。教育是培养人的。但是西方教育理解的人，与中国教育理解的人很不一样。基督教文化认识、理解、定义的人，首先突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天性。人都是天性意义上的人。文章《怎样判断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对人的天性特征做了总结表述。但是这个“总结”是中国文化所没有。
于是不难看出：西方文化中所谓的人，是具有“人之所以”的天性特征的人。中国文化中所谓的人，是接受教育后的人，是“仁义礼智信忠孝”的人，是“三纲五常”中的人，是伦理道德中的人。
由于对人的定义不同，中西方教育的宗旨便大不一样了。西方教育以维护学生天性为宗旨；中国教育则在实践中以扼杀学生的天性为能事。这是中西方人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
“凡事问为什么”的思维方式，既是文化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的根本原因，又是社会勃发生机的活水源头——这是对“人类为什么能创造出近现代文明”最深刻直接的。所以欧洲思想家把这个“解答”提升为自由主义的重要理念之一。这个“解答”是以解决了“人是什么”为前提的。可以相信：只要存在人类，“凡事问为什么”的天性就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以呵护这种天性为重要目的的自由主义是“永远勃发生机的思想灵魂”。
（2）问:西方哲学的代表人物是谁？西方文化中也有圣人吗？
答：在我多年研究西方文化中，阅读所及，未见哪个人的学说能代表西方哲学。但可以找出几个成就突出、贡献较大的哲学家。他们的思想构成了西方哲学思想体系。
例如海德格尔、萨特、罗素、维特根斯坦、克尔凯郭尔、尼采、孟德鸠斯、康德、黑格尔、叔本华、洛克、休谟、霍布斯、笛卡尔、莱布尼茨、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以及阿奎那、奥古斯丁。阿奎那与奥古斯丁属于神学哲学家。
上述这些哲学家都作出了卓然不群的思想贡献。可以说他们是西方哲学的创建者。如果对西方哲学有兴趣，可以看看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从西方哲学史可以看出，西方文化中没有定于一尊的圣人。事实上，人世间就不存在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圣人。中国文化尊崇圣人的思想，犹如承认人世间有神。只有神才无所不知地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中国的圣人观，是一种陈腐的思想意识。今人拿孔子说事，试图解决今天的问题。让两千五百年前的圣人解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问题，不是很可笑吗？
（3）问：是谁首先提出了自由主义这个概念？自由主义是启蒙运动的硕果吗？
答：我没发现是谁首先提出自由主义这个概念。但是我发现自由主义是西方文化长期进化的结果。也是基督教文化发展的逻辑结果。由此可以断言：中国文化存续一万年也不可能产生自由主义。我在研究西方文化中进一步发现：自由主义并非像学界认为的，是从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提出的“人性论”及“契约论”中脱胎出来的；自由主义也不是一步到位创建出来的，自由主义的成熟与完善，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从公元五世纪奥古斯丁的《论自由意志》，到二十世纪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现代文明社会共同宗奉的思想理念，前后经历了一千五百年的漫长时间！所以自由主义是西方各个时期的思想家贡献的思想之集大成者，从而形成了今日西方文化中的这个思想体系。
这里试举几例欧洲思想家的贡献，以说明自由主义是很多思想家的“集体结晶”：
1.苏格拉底贡献了“认识你自己”“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过”。“认识你自己”的潜台词是：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过”，潜台词是：凡是活得不像人的生活，是不值得过下去的。不过前提是必须首先知道“人是什么”，然后才可能知道什么样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
苏格拉底提出的这个问题，古希腊时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是在数百年后由圣经和奥古斯丁撰写的《论自由意志》提供的思想启示，开始了几代哲学家的思考，才逐步完善出对“人是什么”的认识与理解，“人是什么”终于得到了比较圆满的答案。这个问题我在《怎样判断文化的先进与落后》中已经讲过了。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对“人是什么”的圆满答案，后来的自由主义不可能出现。
2.笛卡尔贡献了“我思，故我在”的思想。
“我思，故我在”有两重意思，一个是：我思考，所以我存在。我不会思考，岂不是行尸走肉，与动物有什么区别？所以不会思考者，在“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上说，是枉为人的。其实笛卡尔这个说法，重申了奥古斯丁的“自由意志”思想——人天生有理性，能自我判断与自我决断。只是奥古斯丁的《论自由意志》暗含的“人天生有理性”，被欧洲中世纪长期的哲学纷争掩盖了。
这句话的另一个意思是：通过思考而肯定的东西，才是可信的。未经思考的东西，是不可信的；凭人自身器官感觉到的东西，是不可信的。例如梦中的东西，虽然人的器官能感觉到，却是不可信的。例如道听途说，是器官能感觉到的，也是不可信的。
于是，笛卡尔为西方近代哲学、为西方文化确立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精神原则：怀疑一切。怀疑一切并非对什么都不相信。而是为了相信才怀疑。只有经过怀疑——理性的批判后，被肯定的东西，才是可信的。笛卡尔之所以坚持理性的立场，是因为他从奥古斯丁的思想受到启发：理性是上帝赋予人的一种能力。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西方文化中的怀疑，至少从笛卡尔开始，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并非含有不相信的意思，更没有否定的意思。
但是中国文化里的怀疑，含有不相信、否定的意思。凡是使用怀疑这个概念的时候，往往有着轻蔑、敌视的意味。讲究“中庸”的中国人，一般的不轻易使用怀疑这个概念。例如马克思说“怀疑一切”是自己终生不易的座右铭。如果中国某个人这样说，会遭到群起而攻之：你难道怀疑自己是否为父母所生？这样的质问，在中国人中是很有杀伤力的。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哲学思想的精粹，体现了笛卡尔哲学思想的核心意义。“我思，故我在”暗含的怀疑一切这个精神原则，是包括科学在内的所有学术研究不可替代的视角与方法。但是在中国学界，“我思，故我在”长期未能得到正确的理解与阐释。所以中国学者也就不能理解笛卡尔在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不能理解为什么西方哲学界推崇笛卡尔为“近代哲学之父”。更不能认识到笛卡尔对自由主义思想的独特贡献。
关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涵有的重要思想贡献，我的以上表述可能与教科书对笛卡尔思想的定论不尽一样。但是我相信自己的上述阐释，是最接近笛卡尔的思想原貌与精神原则的。因为我读过圣经、研究过基督教文化——离开基督教文化认识笛卡尔的思想，只能流于肤浅。我多次讲过：没有读过圣经，没有研究过基督教文化的人，是不可能正确认识、正确理解西方文化的。
3.霍布斯贡献了“国家是维护国民生存、保障国民生活安定而不得不有的利维坦”。
但是国家拥有巨大无比的权力，国家（政府）是由人来操纵的。人都利己，都有私心，都可能利用国家政权这个条件以权谋私，甚至作恶，给人类带来灾难。所以设计国家政体，必须是如何限制国家（政府）的权力。
如果说人的自由可能受到威胁与破坏，那么这种威胁与破坏，首先来于拥有巨大权力的国家（政府）这个“利维坦”。
所以霍布斯提醒人类：人与国家的关系，不应该是个情感问题，而是个理性问题。爱国主义是个非理性的情感产物。霍布斯无法理解人们怎么能对国家这个不得不有的“利维坦”产生情感？“利维坦”除了让人恐惧、警惕、忧虑中，小心翼翼地接受“利维坦”必须提供的服务外，不应该对“利维坦”有什么情感。
当然，让霍布斯更感到匪夷所思的是：中国文化怎么会把家国情怀尊为至高无上的伟大精神？霍布斯不明白：家与国一体化了，什么都听国家这个“利维坦”的指挥，还有个人的生存空间吗？
4.亚当·斯密贡献了“市场经济是人类致富唯一的康庄大道”“自由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市场靠‘那只看不见的手’指挥运转”等卓越的思想理念。
“那只看不见的手”意指，市场运转中透露出的以价格为主导的各种信息。市场人都是根据这些信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谓“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信息，所谓“看不见的手指挥市场运转”就是市场人根据信息采取的市场行为，构成了市场有序的整体活动。
亚当·斯密特别告诫人们：市场有序运转，是个自发现象。国家干预市场的做法是对市场秩序的破坏。亚当·斯密的这个告诫，为后来的世界经济市场屡屡出现的经济危机证实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因为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是国家干预市场造成的。
目前国内流行的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并非这部书原来的书名。这部书的本来书名叫《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国富论》与《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这两个不同的书名，体现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国富论”意味着研究国家怎样富裕。“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意味着研究国民怎样才能致富。亚当·斯密不可能关心国家怎样致富。在他看来，国家致富很简单：老百姓富裕了，纳税必然多了，国家自然就富了。何况亚当·斯密肯定知道霍布斯指出的“国家是不得不有的利维坦”。亚当·斯密怎么会考虑“利维坦”怎样富？
所以说，亚当·斯密的这部代表作，中国人把书名翻译错了！这个翻译失误，说明中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国家观念。这种观念反映了文化的落后，以及人的思想之不成熟。
5.孟德斯鸠贡献了国家政体的最佳形式：三权分立。
孟德鸠斯发现霍布斯之所以将国家比喻为“利维坦”，主要是国家（政府）拥有了巨大无比的权力，这个权力是由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三部分构成的。这三部分权力如果不集中于国家（政府），国家（政府）的权力便会削弱了很多；如果这三部分权力分别由三个部门掌握，三个部门的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各自独立的关系，于是三个部门的互相监督便成为可能。有了这样“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拥有各自权力的三个部门想谋私作恶，就很难了。何况三个部门都是议会产生的，议会是常设机构，议会随时可以罢免三个部门的职权。可以说“三权分立”是孟德斯鸠对人类政治文明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是自由主义内涵中最重要的思想元素之一。
由此想到：在皇权中央集权制国家里，各种权力集于皇家一身，皇家的权力比天大。皇家不管怎样折腾、不管怎样荒唐、不管怎样作恶，老百姓都无能为力，只有接受折腾、接受荒唐、接受作恶。
6.休谟贡献了“无赖原则”：只有把“政治家看作是不可信的无赖”、这个思想前提下设计的国家政体，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政府不出暴政、不出腐败。”
显而易见，休谟的思想受霍布斯的影响，他把霍布斯提出的问题明晰化为一条设计国家政体的原则——“无赖原则”暗含的道理，犹如现代人乘飞机：只有把每位乘客看作是不可信的危险品携带者，都必须接受安检，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飞机不因乘客携带危险品而出现严重的后果。明白了休谟的“无赖原则”思想，就明白了中国文化里的仁政、以德治国推行了两千多年，为什么从未成功过：在政治上讲道德是没有意义的；与统治者讲道德无异于对牛弹琴。只能用体制、用制度限制统治者的权力、监督统治者如何使用权力。这是把官员腐败降到最低点的唯一办法。
7.维特根斯坦贡献了“宇宙间、人世间能说的，肯定能说明白。不能说的，怎么说也说不明白，只有沉默”“语言是思维的载体”“苦难无处不在。失去自我后的空虚感带来的，是最大的精神苦难”。
这里的沉默实质上是指不说话、只思考。语言贫乏的人，必定思维也不活跃。苦难是永恒的普遍。精神苦难是最能摧毁人的意志的消极力量。
所以有理性的人，对不能言说的事——例如大自然，只能思考，不会说“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有理性的人自信，不会失去自我。失去自我的空虚感，都是理性缺位时心理不健康的表现。一个时时刻刻理性在场的人，相信自己会思考，会作出正确的判断与决断，会有办法应对生活中出现的变化。于是理性人坚信：只要人在，就是希望！毋宁说，基督教文化发现人天生有理性。
但是中国文化里没有理性这个概念。中国文化不相信人天生就有理性。那么人天生的理性哪去了呢？中国人的理性被教育、被社会、被中国文化扼杀了！
8.哈耶克贡献了“自由是个人不受制于他者强制的状态”，“所谓政治自由，就是个人对选择政府、对立法、对行政有发言权与参与权”。
哈耶克认为：自由不是“天赋人权”，而是文明的产物，即自由在不损害他人前提下的自行其是。所以自由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制度。政府不可能提供自由。政府只有维护社会正义、维持社会公正秩序、干法律许可的事。否则都是违法的，都必定破坏了自由。例如，政府的道德建设、政府的“治国”、政府的发展经济、政府以“少数服从多数”名义剥夺少数人的发言权，属于“不务正业”破坏了自由。所以现代文明社会中的个人自由，最主要的还是个政治问题。远古时期没有政治、也不可能有人的自由。
哈耶克认为古典经济学中的论断：“市场经济在自由中运转”是永远的真理。计划经济是低效益、低效率、低产量、高成本、高消耗的落后经济体制；是必定造成全社会商品短缺、经济匮乏、老百姓贫穷的劣质经济。国家干预市场的任何做法都是破坏了市场秩序，都是经济灾难。例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停滞不前”，新世纪初期的金融危机……无不都是国家干预市场的恶果。
有观点认为：美国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是罗斯福新政挽救了美国经济，罗斯福新政是国家干预市场成功的显例。
其实这个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美国之所以能从三十年代大萧条中走了出来，很快恢复经济的正常运转，恢复经济繁荣的局面，是二战出现的全球市场的军火生意发挥的巨大作用！罗斯福新政不过是审时度势中作出了正确的应对政策罢了。那些推崇罗斯福新政挽救了美国经济的说法，都是崇尚凯恩斯主义者编造的国家干预市场成功的神话。
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是劣质经济，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更严重的方面是，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是通往奴役之路。没有个人财产权的人也必定失去了权利与自由。剩下的只有被奴役的份了。所以哈耶克认为，财产权是自由最重要的物质保障，人若没有了财产权，便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没有个人财产权的社会，不可能是自由的社会。
中国历史学家雷海宗在其代表作《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中有一段话可谓惊世骇俗：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社会里，贵为万人之上的宰相，与无立锥之地的贫民一样，都是皇家的奴婢！
这段话的要害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是农业文明社会最重要的财产，是人们安身立命之根本，是最重要的财产权所在。但是在皇权统治社会里，除了皇家，所有人的财产都不受法律保护，即便是宰相家有万贯财产，都会在皇帝一句话中化为乌有。没有财产权的人，只有老老实实接受皇家的奴役统治。
哈耶克认为“法不禁止即为自由”。所以人可以干法律未禁止的任何事，这就是自由。同理“政府不可以干法律未许可的任何事”。否则是违法，破坏了自由。
（4）问：《自由主义的价值判断》与《科学与宗教问题》、及《怎样判断文化的先进与落后》，都贯穿着“基督教文化是先进文化”这样一个思想。这个思想暗含着您的一个重要结论：只有基督教文化才能产生并完善出自由主义。为什么中国文化不可能产生自由主义？
答：“为什么中国文化不能产生自由主义”与“李约瑟难题”（为什么中国文化不能产生科学）一样，都是不成立的伪命题。由于是不成立的伪命题，所以“李约瑟难题”国际学术界众说纷纭了半个多世纪，也没有答案。但是没有答案，并不等于这两个伪命题毫无意义。
香港中文大学陈方正教授的专著《继承与叛逆》，以科学在西方文化中两千多年的发展史实，佐证了这样一个结论：科学出现在西方，是西方文化发展的逻辑结果；科学没有出现在中国，是中国文化的必然现象。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不管存续多少年，哪怕是一万年，也绝无可能产生科学。这个结论将“李约瑟难题”终结为不成立的伪命题。当然讨论伪命题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国际学界围绕“李约瑟难题”白忙活了五十多年。
但是《继承与叛逆》的作者与读者都忽视了书中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并没有讲清楚：西方科学发展，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一路下来，经过中世纪前期的“停滞”，迎来了十字军东征后的西方科学复苏，至哥白尼革命，西方科学进入了持续不断的大发展。这个过程不能认为西方科学发展，是一条线性发展史。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包括科学在内的古希腊文化，早在公元前三百年就已经随着古希腊的灭亡而消亡了。大批承载古希腊文化的书籍毁于战火。也就是说，古希腊文化并没有在欧洲直接延续下来！欧洲人承接古希腊科学的发展，是十字军东征后的事：十字军从阿拉伯世界带回了承载古希腊科学的书籍，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科学，才得以在欧洲重见天日。此时的欧洲已经是古希腊文化消亡一千四百多年后、基督教文化的一统天下了。科学在欧洲停滞了一千四百年这个事实说明，开始于十六世纪的欧洲科学大发展，并非古希腊科学香火的延续与发扬光大这么简单；欧洲科学并非个直线发展过程。《继承与叛逆》忽视了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科学在中世纪后期的欧（美）洲开始了持续至今的大发展，是在基督教文化中实现的。实质上科学的发展史实证实——欧洲科学的发展，是在教会创办的大学中出现的！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教会创办的大学，便没有欧洲科学的发展。
指出这一点对中国读者特别重要，因为大部分读者误以为科学与宗教是对立的。
我在这里有点“离题”地谈了这个问题，在于说明基督教文化的先进性不仅发育了自由主义；也发展出了科学！好了，打住。回到正题上：我在这三篇文章中，都谈到了基督教文化最好地解答了“人是什么”的问题——这是自由主义赖以产生的根本前提。中国文化一直没有很好地解答“人是什么”的问题，怎么可能产生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目的、以人为本的自由主义？
所以在中国文化里，讨论“为什么中国文化没有产生自由主义”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这三篇文章，实际上是讨论了“自由主义为什么出现在西方，为什么出现在基督教文化中”，这样的问题在东西方学界没有文章谈过。这个问题暗含的重要意义是：不从基督教文化史讨论自由主义，是不可能真正了解自由主义的。就像不从基督教文化史讨论科学，不可能把握科学的思想精粹、不可能看到科学的精神原则一样。
（5）问：我曾经以为您是个基督教信徒。后来从您的文章中看到“我不是受过洗礼的基督教信徒。但我是个有信仰的人”。于是有个问题很想搞明白：
您的多篇文章都表达了：自由主义是在基督教文化中产生发展起来的。严格说是基督教的产物。但是为什么那些中国基督教信徒学者，对自由主义并不很了解，有的甚至对自由主义很陌生？我读圣经多年了，对原罪说原理的真正理解，却是听了您的一堂课后才茅塞顿开。于是感到：入教的信徒并不见得会比未入教的人，对基督教理解得深刻。这个现象说明：信仰并非仅仅是一个“信”字的问题；其中还有“信”的深浅问题。诚如您在一篇文中所批评的：中国基督教信徒未入教前还有点理性；入教后连原来的那点理性都没有了，凡事动辄“神啊！”再也没有话说。变得很愚昧，当然这不是基督教的问题，而是信徒自身的问题。这个很普遍的现象，说明“信”的深浅问题太重要了。这种“信”的深浅问题与什么有关？
中国学界对自由主义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主要与中国人的功利思想有关。大部分人只看到了与自己切身相关的世俗生活中的自由含有的那点内容。未看到自由主义是精神层面上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是“人之所以为人”这个思想结出的硕果。中国学者研究问题的视野往往缺乏宏观精神与历史眼光。不能从整个人类现代文明的高度鸟瞰自由主义的广泛影响。不能从基督教文化史纵观自由主义的来龙去脉。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一个学者的精神境界与文化素养怎样。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我批评过的：中国学者研究西方文化、谈西方文化，都脱离了基督教，都未能看过圣经。这是他们最严重的学术短板。实际上是他们学术思想造诣上的一个不应该有的缺陷。说实在的，一个不了解基督教文化的人，谈得什么西方文化啊！
关于信仰中的“信”，确实存在个深浅的问题。这个深浅问题并不为中国的信徒所注意。凡是停留在浅表层上的“信”，由于其功利思想作祟，上帝成了他实现功利目的的唯一依靠与保障。就像某信徒商人，他发财了，说是上帝保佑自己发财了。那么他亏本了呢？也是上帝保佑他亏本了？这些把“心想事成”都寄托在上帝保佑的人，与那些动辄只会说“神啊”的信徒一样，都是停留在浅表层上的“信”。这些人一看就属于愚昧无知。这些信徒的共同毛病是，带着功利主义的思想入教：入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功利欲望。这是他们入教后变得愚昧无知的根本原因。
不过“信”的深浅问题与信徒的文化素养直接相关。文盲可以入教成为信徒。但肯定不是合格的信徒。合格的信徒一定要有文化。所谓有文化不是识几个字的问题。而是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即起码具有中学文化素养。否则读圣经是读不出太多太深意义来的。
但是中国当代的过来人，大部分没有完成中学学业。文化水平比较低是个不必回避的事实。我本人上中学的时候，函数与解析几何还没有学，“文革”就开始了，在“停课闹革命”中结束了中学阶段。我的函数与解析几何知识，都是“上山下乡”后在煤油灯下自学的。我没有上过大学。后来工作中的高等数学，都是自学的。所以我是我们这代人中“补过课”的人。但是多数过来人没有“补过课”。
针对文章强调信徒应有起码的文化素养这个说法，有人曾经这样问过我：基督教在欧洲最初传播时，还没有出现后来这种完整的中学知识，难道那时的欧洲人读不懂圣经？
这个问题提得好！借机在这里作如下解答：
了解西方历史、了解基督教文化史的人都知道：欧洲人对圣经的理解，对基督教的认识，对信仰的虔诚，有个逐步深入、日臻完善的过程。例如，为什么欧洲文字的圣经在欧洲传世数百年后，才有奥古斯丁从原罪说原理中揭示出“人天生有自由意志”？毋宁说，这个论断在基督教文化史、西方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奥古斯丁的一个重大思想贡献。西方近代哲学是从奥古斯丁的这个“贡献”开始的。
上过中学的人都知道，哥白尼革命是欧洲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哥白尼革命开辟了欧洲科学日新月异的大发展。如果说科学改观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改变了人类的精神面貌；促进了人类现代文明的成熟与完善。那么，近现代科学是从哥白尼革命，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发展，谱写了一页页辉煌壮丽的科学史。可以说，没有哥白尼革命，则不会有欧洲近现代科学的大发展。
但是，教科书上讲的哥白尼革命，只是天体物理学上由“地心说”到“日心说”的一次重大变化，刷新了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宇宙观，并没有道出哥白尼革命更伟大的意义在于：科学是科学家的事业。任何人没有资格对科学说三道四，更没有资格对科学结论作出裁判。教会对科学发言，只能站在科学的立场上说话。这个结论暗含的更进一步的重大意义是：
上帝不管尘世的科学；上帝也不管尘世的其它俗事。尘世的所有俗事都有尘世人自己解决。
哥白尼革命的这个伟大意义具有深远的影响。使欧洲人的信仰从过去的浅层次，进入了一个更深广的精神世界。如果说，宗教改革从对圣经的深入理解中进一步明白了“人人都可以直接与上帝通话，接受上帝的启示，更好地干好尘世的事业”；那么，哥白尼革命则用生动的科学事实证实了“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涵有的伟大启示：上帝不管尘世的事，尘世的事有尘世人自己解决。否则，上帝让人来到尘世干什么？
以上列举的两则历史事实，有力地说明了：“信”确实有个深浅的问题；圣经存在读懂与未读懂的问题；信仰又因为对教义理解的不同而使信徒的虔诚含有了愚昧与智慧的不同。明白了这个道理，便明白了我为什么一再强调信徒的文化素养太重要了。
把握了上述道理后，便会明白我为什么提出“基督教文化是先进文化”这个论断。不难看出，基督教是人类所有宗教中，最看重知识、最看重科学、最看重人的一种宗教。
（6）问：看了《自由主义的价值判断》后不能不感慨：西风东渐以来，鲜有文章对自由主义做过全面的介绍。您的文章补了这个不足。您为什么能这样全面深刻地概括了自由主义？
答：不仅在国内未见有专著系统地讲过自由主义；就是国外谈自由主义的专著也不系统全面。有的专著仅就某个方面表达了自由主义的价值与意义。大部分谈自由主义的文章都属于政治、经济意义上的。未见有专著谈过自由主义是包括哲学、教育、文学、艺术在内的整个西方文化的主导思想；没有文章指出自由主义是西方文化不同领域共有的思想灵魂、是现代文明的共同的思想理念、是所有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也未见有人从西方哲学史、基督教文化史，谈自由主义的萌发与演进过程。
诚然，谈“自由主义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思想体系”，涉及到各个学术思想领域，不是一般的专业学者所能胜任的。《自由主义的价值判断》虽然涉及到了哲学、政治、经济、法治、社会、教育、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但应该看到这篇文章都是“蜻蜓点水”，点到为止。未能做全面深入的阐释与论证。文章虽然洋洋洒洒一万多字，对博大精深的自由主义，文章仅做了抽象的摘要，仅能供读者参考。仅能为有兴趣、有信心创作“自由主义是人类现代文明的思想体系”这样专著的作者，提供可资借鉴的纲要。我很想写这样一部专著，但年事已高，不可能完成这样工程浩大的专著了。
显而易见，完成这样一部专著，需要各方面的知识储备；需要通才学者。但我不是通才，仅是个通识学人，而且是个乡野学人。能提供这样一个不很成熟的关于自由主义思想的“纲要”，已经筋疲力尽。
不过，我之所以敢斗胆谈自由主义是“不同领域共同的思想理念，是发达国家共同的意识形态”，一来这是我多年研究西方文化的重要体会。二来与我几十年的“看杂书”、使我拥有不同领域的知识储备有关。所以我在研究西方文化中，很容易发现，自由主义在不同领域的主导作用。所以我才认为：自由主义是西方文化中各个学术领域永远勃发生机的思想灵魂。自由主义是基督教文化对人类的伟大贡献。
祁萌之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