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日本第二次占领青岛。旋即，日伪青岛市治安维持会成立，火柴工业在历史的进程中便打上特有的战争印记。2月，伪青岛商会成立，出现日本人担任商会顾问的行政格局，这为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创造便利条件。
动荡时局下，青岛市全市火柴企业一度全部停顿。不久日资火柴厂慢慢开工，中国企业在观望后陆续恢复生产。然而，日资企业想到的不只是扩大生产规模以弥补市场断层造就的需求空间，依恃军事干预去收买与合并华商火柴厂成了日方的当务之急。
对照日本第一次占领青岛，二十四年过后的1938年又是个农历虎年。如果说局势咄咄逼人，那么现实就是虎视眈眈。在殖民当局庇护下，1938年9月青岛燐寸、山东火柴、华祥燐寸强行入股华北火柴厂，改称“株式会社华北燐寸工场”。后来信昌火柴厂又被肆意加入日本股，成为中日合办企业。1939年版的《青岛指南》一书，“化学工业类火柴业”列表显示，华北火柴厂已是中日合办企业。其中，中资企业包括振业火柴厂、鲁东火柴厂、明华火柴厂。完全的日资厂是山东火柴厂、华祥火柴厂、东华火柴厂。“附注”言及，“原有兴业、信昌、华盛、青岛火柴厂等四家现尚未复业”。
此处“青岛火柴厂”，即为青岛燐寸株式会社。还未复业的中资厂可以理解，但连日资厂也“尚未复业”倒是稍有费解。因日本全面侵华而陷入瘫痪状态的“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1939年再次获批续办，成为华北、鲁豫、华中地区的新的火柴联营组织，而联营社的负责人则完全由日本人把持。
日占时期推行的统制，与日本的国内政策如出一辙。在日本，1932年火柴工业实施生产统制，1936年开启销售统制，1938年火柴开征物品税并实行定价管理，1939-1940年火柴作为生活物资推行配给制。在中国，1939年12月，青岛对已纳统税的火柴业开征营业税。1940年开始，日本人实际控制的“联营社”对火柴原料实行集中采购、统一分配，从而完全把控生产和销售，达到对占领区火柴工业的统制。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加速日本国内经济的军事化程度。从1943年起，日本占领当局将火柴原料征做军用，迫使部分火柴厂再度停产。此间日方控股的华北火柴厂，也处于半停产状态。作为日资大厂的山东火柴工厂，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企业不失时机地改做军用。全市的火柴销售，受到日军和日商的严密控制。1944年，青岛的火柴供给实行配给制，中国人每户每月仅有两盒的限量。
战时统制经济之下，火柴生产所需的进口原料自然受到更严格的限制。火柴大厂分配所得尚可勉强开工，小厂配给的有限原料往往无法单独生产。有鉴于此，“共同制造”的运作方式出现，即多个火柴小厂依托于一家中等规模厂，使用各自分得的原料生产，按照投入的比例核算，形成临时性的联合与协作。
在1939年6月划归青岛管辖后的即墨地区，几家火柴厂中，金口的振东、牛齐埠的福来、蓝村的中亚以及海滨火柴厂等，就在1940-1945年间、借助临近沧口的明华火柴厂，先后三次完成这种“共同制造”，这成为此段时期火柴生产独有的奇特做法。
在火柴原料极度短缺、生产又断然不能停顿时，1942年下半年，青岛燐寸、华北火柴、振业火柴，包括京津地区的几家火柴厂还各自出产商标图案完全相同的“硫磺火柴”。这种因缺乏自日本进口的石蜡、而使用硫磺替代得以助燃的火柴，在擦划点火时发出刺鼻的气味，民间称之为“阴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国内也生产同样的硫磺火柴，而且中日两国使用的火柴商标在图案上完全相同，只是国内的硫磺火柴使用中日两种文字对照。在中国生产的火柴商标上出现日语字样，虽易理解却颇为罕见。
战争期间的华北火柴厂，由青岛取引所理事长安藤荣次郎担任董事长，而曾为华北火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邹道臣，则在1942年9月至1945年3月担任“青岛特别市商会”的会长。由此不难看出，华北火柴厂在岛城逐渐发展并被培植为众多火柴厂家之中的行业领导者，这为十几年后华北火柴厂在新政权下走向国营青岛火柴厂奠定雏形。
第二次占领青岛的近八年间，火柴生产同其他行业一样，除去日本工业资本延续其在青岛的经营并最大可能地攫取收益外，殖民统治和军事干预不仅对民族工业造成致命打击，来自中日两方管理层的大小头目更是对广大民众和辛勤劳动者带来双重的剥削和压迫。仅以军事管理下的华北火柴厂为例，日本人的蛮横引发血案、封建把头的倚强凌弱、工厂管理的非人待遇以及对大量女工和童工的虐待等等，都是在不平等的国家关系和不对等的人际境况下引发雇佣冲突和劳资矛盾的核心因素。
以振业火柴为代表的民族企业，虽然竭尽全力得以保全其组织框架的独立性，但在经营管理方面明显受制于人、屡屡碰壁。1936年左右振业公司受到华北火柴的剧烈冲击后，加上随之而来的日占青岛的外部环境和负面影响，火柴生产遭受创业以来的重大挫折。其他的火柴生产厂家，大多都面临萎缩和困难的境地。
总而言之，日本全面侵华期间，民族火柴工业始终处于管控和压制的阶段，企业的发展更是完完全全地从属于殖民统治和战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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