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振业倾心慈善
采访者：您爷爷在1925年之前，是不也很多次到过青岛？
丛兆桓：对。
采访者：他对青岛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丛兆桓：他觉得那是一个属于外国人的地方，等于跟在日本差不多。到这里之前，他还去了一个地方，就是旅顺口，我就是在旅顺口生的。1925年之前，他需要进口的材料，比如说木材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像钢材、钢铁等，进口都是航运海运，海运那时候的码头就在青岛，都需要从青岛走，就是东北、黑龙江的森林里面的木材，也是通过海运到了青岛，然后通过青岛再到济南去。
所以他觉得总厂在济南不方便，就把重心从济南挪到青岛，最后青岛这个厂建的规模、设备、产品质量都还是最好的，就把这个总厂从济南挪到青岛来了，这是1928年以后。1928年到1936年吧，振业的主要生产经营都在青岛。到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就没法干了，日本人进来以后，工厂已经没法办了，他就转向慈善事业。日本侵华以后，他就不是跟你竞争了，那就是不许你这么样，让你得停产，就得停产、半停产，或者是只能维持工人吃饭，甚至连饭都吃不了了，日本人来了以后就有一个很困难的时期了。
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因为不跟日本人合作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后来那些年就通过红卍字会，转到做慈善事业上。红卍字会属于宗教性质，教会就是让人行善，就是不单我要拿出钱来，而且所有有钱的人都拿出钱来救济贫困的人，因为在日本侵占华北的时候，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非常非常苦的，穷人上不了学，他那个时候办了慈济院。慈济院里面，有慈济医院、慈济小学、慈济第一小学。现在从青岛档案馆里面看到，那不止一个学校，有第一小学的档案，那肯定要有第二小学。有保育院，就是婴儿那种，把没有人管的也得管起来。还有有劳动能力的成立服务队，就是可以去劳动的。
我小的时候，几岁的时候，上学了，八九岁的时候我去过这个，在西镇，西岭，这当时都是贫民窟，那个地方的学校和医院我都去过，我有病了，家人就说：“你到咱们那个慈济医院去吧，那不要钱。”那些都挺好。1945年以后，慈济院曾经在现在大学路那个红卍字会的前头一座楼里有一层楼是医院，四层楼有一层是医院，有一层是学校，商业职业学校。
采访者：丛良弼先生在青岛也是建了振业火柴厂以后，规模很大。
丛兆桓：对，一千多工人。
奖勤罚懒工人安居
采访者：那管理上有现代企业的那种雏形了吧？
丛兆桓：我小的时候，暑假里都到工厂去，有两个暑假，我几乎一个多月的暑假在工厂里过的。常说资本家虐待工人，我在那里待了一个月，从没看到有虐待工人的。工人工作生活很好，因为这个工厂区是曹县路29号，隔一个胡同，曹县路31号就是工人的宿舍，工人宿舍一排一排的宿舍房子，一千多工人在那里，住的一家一家的，跟现在差不多。工人家庭里面有的人挺阔的，存了不少小元宝、金子。那时候平常人家温饱都难，肯定是先得吃饱了，穿暖了，住好了，才能够有钱买小元宝。所以火柴厂有些好的工人，就说技术比较棒的收入就高，和别人也有距离了。但那时候不分几级工几级工，就是按照你的成绩。
我每天都到工厂的住宅区，为什么去住宅区呢？工人住宅区的后面有一块空地，里头有篮球场，我们这些等于是职工的家属，包括董事长、经理还有科长什么的孩子们，有一些差不多大小的，十几岁的，都是男孩，女孩不让去，到工厂都是男孩去，在那里打篮球，打乒乓球，去工厂的大澡堂洗澡。
在那个时代，70年前，我今年80多岁，那我10岁的时候在那个工厂里头过，我觉得住在工厂里面过得挺舒服的，当时工厂专门给我们这些孩子，在暑假里头一共来了有十来个孩子，就给这些孩子们请了一个老先生，老先生专门讲国学，补充普通的学校里头不学的东西，他讲的《古文观止》我至今记得，一个暑假里头，《古文观止》里面大概10来篇都背下来，还写毛笔字。
暑假也可以玩，在工厂里你愿意去看，就去看，我没事了，早晨、下午就到包装车间，包装车间里，工人一大排在传送带前坐着，也是半机械化了。火柴蘸完头，晾干了，都是一根一根的，乱七八糟，一大堆的火柴在上面，底下是盒，再底下是每个人一个木盘，工人把这火柴得装到这盒里面。装盒有什么规矩呢？就是每盒装95根到105根之间，多了少了都不行，这个多么严格啊！而且这乱七八糟的这些火柴，你要把所有的头都弄出来，如果有一个头翻过来的话，这也是违规的。那么一盒一盒装，这一排是20盒，这一个木盘是10排，是200盒。工人装够了，装好了200盒以后，送到检验职员那里，这个检验的，像一个栏杆里头发钱的那种地方，我就坐在那里面，看着人家检验，一边一个，工人拿好了送到这来，他是一行一行地看，经验到什么程度？就说看这个火柴，必须要鼓起来，露出四五根，或者是五六根这样，他从露出来的这火柴，能够断定你是合格的，就是95根以上，105根以下这一盒，里头没有头冲这边的，没有杆冲这边，没有错杆的，这20盒就过去了，这个检验员技术就那么厉害，第二排，第三排，眼睛一看就过去了，这里头要是有一个不够的，或者多了支出来的，或者是头朝下的，这20盒，人家那个手指头打个咯噔，弄得满地都是，工人赶紧地再捡起来，捡起来以后重包，就是有一盒不合格，这20盒都给你弹出来，就是这行不合格。这10行都合格，到那去领一个牌。到了晚上下班的时候，凭牌领钱，一天一结，日工资，所以这个它技术性很强，有的人可以一天挣到2块2大洋，一天从早晨到晚上，2块2什么概念呢？2块5一袋洋面，一天挣一袋洋面，不得了，那是最棒的。也有的老不合格，老返工，到了晚上他挣1块钱，跟人差一倍也有。我就在那里，很小嘛，十来岁，我来发牌，我知道了合格的，搁这，给他一个牌，五个小牌换一个大牌，最后大牌是一块钱，给一块银元。到了临下班，就出厂回家了，下午五点多钟，铃一响就出厂，都回了家，出了这个门进宿舍大门。晚上就没事了，工人也可以有业余活动。我参加了他们春节的晚会，灯节的晚会，清明节的体育运动会，这就是我对这个工厂的印象，是相当好，就是管理得很好。
采访者：对工人的管理，对工人的待遇，让企业有了凝聚力。
丛兆桓：奖勤罚懒，要不好好干的话你肯定就不行，管理得很严格，但是很合理，都服气。包装，有男的高手，也有女的，女的干这个是可以的，因为是手工，就是把这个火柴倒在手里头，就感觉眼都不用看，一盒两盒，就那样的，看着简直就好像是一个舞蹈表演似的，我就在那看，觉得非常有意思，那个时候的生产就是这样。当然有一些是用机器的，比如说是切杆，斩头，整个的一个池子，这个东西就把那些杆，有多大个空，过来一下蘸上了，它是那种胶质的嘛，多少个车间，多少个工序，最后是包装，装成盒以后还要打封呢，一封10盒，一封10盒，还得装箱，整个工序是半机械化，半手工化。
采访者：那时候对员工也有技术培训吧？
丛兆桓：关于员工培训，肯定你来了以后得拜师傅，要不然你上不了岗，工人都是些附近的农民，农村里面的，到了工厂里的时候，生活有了保障，吃、住、穿这些东西都有了。
民主管理用贤不避亲
采访者：刚才咱看到有股票，当时他们董事会，这样的会怎么开？有什么管理方面的制度？
丛兆桓：因为当时我比较小，没参与。据后来听说，这个董事会还是比较民主的，选举董事长、理事长、监事长，跟现在我感觉是差不多，而且很民主，“头”，这个人一定是在各方面很出色的，像我的祖父。
爷爷有很强的家乡观念，他在济南办了一个蓬莱同乡会，凡是蓬莱人，到了济南，到了省里来，没有吃的管吃的，没有住的地方管住的，没有衣服给衣服，没有工作给你找工作，可以做到这样。他第一个学校是在蓬莱搞的，在家乡开的，在蓬莱建了这个学校以后，这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最好的就是珠算，就是那个算盘打的特别特别棒，培养出来的学生，就在他这几个工厂里头当职员，或者现在叫白领或者什么领，蓝领都不够用，虽然它当时叫个小学，实际上那学的东西都超出小学了，很多东西就是毕业以后就都到这个企业里面来。
那么各个厂里面最后的，什么会计主任、技术主任，各个中层的干部，一直到经理、副理、襄理，大部分一个是乡亲，一个就是学校毕业的学生，良弼小学毕业的学生，几乎都是企业里面的。还不止这些企业，还有如像潍坊的，还有其他一些地方。我记得在东镇，台东五路还是几路，把口的地方有一个“一文行”（音），里面是卖笔墨纸砚的。另外还有两家贸易公司，就是管运输，像这种叫德聚东，还有个叫信诚东，两家等于是贸易公司吧，或者百货公司，我也搞不太清楚，都是乡亲或者自己学校培养的人。包括我父亲上班的地方，就是振业火柴公司。
振业公司发行的股票
丛家一门“三国志”
采访者：对您父亲一辈，您有什么印象？
丛兆桓：我父亲应该是1929年到振业上班的，他是1925年在日本上的东京帝国大学，四年，1929年就毕业回来了，那个时候我祖父已经将近70岁了，所以他赶紧回来。我的伯父，就在良弼小学做校长，培养学生。爷爷的三个儿子，他也很有培养计划，大儿子名叫“政门”（字超杰，以字行），搞教育，我父亲名叫“通门”，通门就是经商，财源通四海，他要继承父亲的事业，他名通门，字贯一，号承志，继承父志。我的三叔喜欢玩，他从美国、英国到了法国，法国巴黎大学，学农，他叫“柳门”（字树五，以字行），柳树的柳，他们的名字都跟他们的职业和爱好有关，柳门，他是在农学院学园艺，青岛中山公园很多树都是他种的，他从法国回来以后别的不会，就研究动植物，有很多公园里面的动物，是他弄来的。
我还挺小的时候，他有一天坐飞机，晚上才到青岛的飞机，提溜一小箱子回到家里头，这个小箱子里面，是两个刚生下来不到几天的小狮子，是用20头梅花鹿换的，不知道从哪换回来的。这个小狮子很小很小，一个小箱子放两个小狮子，他就那么提溜着回来。家里头有一个看家护院的大狼狗，那个时候不安定，有小偷、强盗什么的，有一大狼狗，这个大狼狗是专门训练的狼狗，特别好，看家护院，但是当它看着小狮子，闻见小狮子的味，吓得那个腿往后跑往后缩，怎么拽都拽不进来，这就是动物的天性，一物降一物，小狮子刚生下那么小的东西，这个大狼狗见了什么人都不怕，但是闻着狮子的味，听见那小狮子一叫，就怕得要命，特别奇怪。第二天早晨，我的叔叔就把这两个小狮子带到中山公园去了。
我叔叔从法国回来，他有一个小吉普车，也经常带着我上中山公园去玩。那个时候公园还不成规模，有很多树种从法国引来的，青岛当然有很多街道，都是法国梧桐，法国梧桐树最多的，法国梧桐树引进早，我叔叔还没去的时候，法国梧桐已经引进了，那时候因为德国提督，德国人，他们建设青岛的时候，那时候当然我叔叔还没回来，我叔叔回来的时候也是1934或者1935年，从法国回来的。解放以后我叔叔在农科所当过所长，他研究那个大苹果嫁接，就是研究杂交什么的，转基因，因为他是学园艺的，他还弄花，他在中山路上开过一花店，他就喜欢玩动物植物，这些挺在行的。我这个叔叔活到97岁才去世，在青岛疗养院。
主持人：那您父亲当时回到振业厂都做什么？
丛兆桓：我父亲回到振业厂，爷爷就让他从基层做起，当然不是做伙计，比如说在生产科，就当见习副科长，这样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的，先从火柴生产工艺开始，然后整个运营都掌握了。尽管实质上他没有做厂长，厂长的本领都有了。他在董事会选为董事，在底下做一个中层干部，指挥这一个部门的，以后很快，实际上接了我爷爷的董事长，因为我爷爷到70岁身体不太好，尤其是日本回来的时候就不行了。
我爷爷这老头他净干帮助别人的事，或者帮助穷人，或者帮助有困难的人，很多人都愿意跟着他干，没听说他跟谁打架，吵架，从没有。至于跟日本的企业竞争，他不管别人的，你那个厂怎么管的，你弄你的，我干我的，我这个厂里面就得有图书馆，有医务室，有大澡堂子，这些东西都有。
另外，我刚才讲了，这个工厂，我愿意去，过年的时候我上工厂去。工厂的那些职员手都很巧，做的各种的灯，我就跟他们学做灯，买那种通草纸，蘸着那个颜色，一弄就成了荷花瓣，大白菜切下那根来，大白菜根，根上头就能够插上这东西，做一个莲花灯，很简单，我都会做，可以做好多种。因为冬天那个厂里头存着上万斤的大白菜，当时冬天都存大白菜，工厂里头也存大白菜。到过年的时候吃了菜，白菜的根能做好多东西，像莲花灯，可以点着点着突然掉出一个来，可以变好几种的灯，跟着他们这些职工搞这个东西。到春节，正月初一的时候，职工的表演队就到家里来了，齐东路2号，那时候还有个济阳路17号，家庭很大，因为一个地方住不下，就先买的人家盖的一个房子，在济阳路，文德女中下面，济阳路17号，在济阳路17号之后盖了齐东路2号，现在听说成为一家大酒店了，这个房子叫石头楼，房子大部分都是石头，就地取材吧，墙都是石头的，非常结实。
到了正月初一的时候，高跷队、秧歌队、旱船队、耍狮子的、龙灯的全来，简直就是现在的专业文艺团队，那时候哪有专业，都是工厂的职工啊，就是这一千多个职工里面就有好手，就有会的，有教的，那个技术特棒，我觉得他们那个高跷队，踩那么高的跷，能劈叉，能翻跟头，穿着各式各样的打扮的，扮成男男女女，当然都是男的了，来给董事长，那时候管我爷爷叫老总办，因为他年纪大了，70多岁了，给老总办拜年兼拜寿，因为我爷爷是正月初一生的，所以又拜年又拜寿。每年过年都是早晨一起来，有时候还没起呢，小孩爱睡觉，外头一听，锣鼓一响，拜年的人就来了。
采访者：您在青岛度过了一个很快乐的童年。在您眼里，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
丛兆桓：觉得他很和蔼，我的印象里头，我见他的时候，他那胡子已经很长了，像那个照片。他照片很少，没有玩的照片，哪都没见过，我就见过这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可能是标准相了，我看这个照片是70多岁的，胡子那么长了，都白了，胡子也蛮好看的。但是我看到他在日本照的那张，接待孙中山的，小伙子特漂亮，那应该是40岁，我没见过啊，他40岁时我还没出生呢。
他小的时候没怎么上过学，却写一笔蛮好的毛笔字。我上江苏路小学，有时候回来不跟他住一起，他住齐东路2号的时候，我住在济阳路17号，为什么呢？我兄弟姊妹6个，加上父母8个，再加上我的奶奶，就是爷爷的原配夫人这个奶奶，一直跟我们在一起。爷爷在日本的时候跟日本奶奶，到了青岛以后又在济南娶了一个姨奶奶，我们管她叫姨奶奶，这是一个天津人，好像是一个艺妓，她会说书唱戏，有文化，这几个奶奶里面只有她会看小说，她能够给我们讲小说，也逗着我们玩，给我们讲故事，还能唱，她唱那个男旦，唱老生唱得很好听。晚年的爷爷就跟姨奶奶在一起，底下还有些佣人丫鬟，下面是司机，开车的什么都有，所以他是这样住的。我家庭很复杂，我的三叔，三叔从法国回来带一法国婶，所以他们戏说，说你们家是“三国志”——中日法。
齐东路2号丛家老宅
采访者：实际上振业火柴厂到青岛以后，在台东也带动了其他的民族资本吧？
丛兆桓：对，它有比较啊，工人也会互相说话，说这个厂里头我们老板好啊，所以对别的工厂也会有影响。台东区当初就是一个工业区，西镇、团岛那边渔民什么比较多，好的地方只有那么一点，从中山路开始。我的父亲从东京回来，我爷爷说：“你自己搞点什么，你除了干这个以外，你还可以搞点什么？”父亲说：“我还有很多想法。”爷爷问：“那你搞什么？”父亲说：“日本有一种企业叫公共汽车公司，中国还没有，我想在青岛办一个。”爷爷说：“可以啊。”他就办了一个。可以说青岛第一个公交公司，是我父亲办的。当时给他钱买了几辆福特，美国的福特小卧车，那样圆圆乎乎的小卧车，买了那么四个吧，或者是六个，我记不太清了。只有一条线，就是从中山路到东镇，就走这一条线，凑够4个人上车，完了以后开到东镇，再从东镇凑够4个人上车回来，一条线的公交公司，这是青岛的第一个公交公司。从来没有啊，过去哪有这东西，青岛那时候车也很少，最早的三辆车，德国提督的，青岛市长的，丛良弼的，这是青岛最早的三辆私人卧车。还有三个东西，德国的金星呢子大衣，三件，也是，德国人一件，市长一件，我爷爷一件。当时黑呢子上面有金星织在里边，当时在纺织界没有，德国进口的三件大衣。应该说在那个时代来讲，从我这个家庭带有那个时代的特色，它不像大宅门，或者山西的晋商，人家或者是跟皇族有联系，跟西太后干什么，还有红顶商人的标记。我爷爷纯粹的民间商人，但是他带有他那个时代的特点，已经有了跟国际上的交往的经验，反映在这个家庭里头，又有日本奶奶，又有法国婶。我小的时候，弄不明白，怎么这么乱啊，这家庭怎么这样，我小的时候不知道，就觉得是这样子。但是日本奶奶几乎就等于没有见过，10年的合同婚姻完了以后，我的叔叔两岁，我的大爷5岁，送回蓬莱，交给爷爷的元配、我的奶奶，交给她抚养，上学、教育完全是中国的教育，没有什么日本痕迹了，我的叔叔两岁就回来了，大爷已经五六岁。等到伯父结婚的时候，日本奶奶回来过，到蓬莱看她自己的亲生儿子，还带来一些日本的礼物，结婚的时候，据我母亲说都是塑料用品，脸盆、梳子，也是一些日用品，有穿的东西，毕竟是生母。传说在抗日战争中间她到过一次青岛，也是看她的亲生儿子，或者是说她已经有孙子的时候，她来看一下孙子，日本奶奶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待续）
于学周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