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岛的文学圈子里——如果有这么个圈子的话——我跟杜帝兄是认识最早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刚大学毕业，由北京来至青岛，仿佛一下子从水草丰美的绿洲跌进了寸草不生的文化荒漠，新愁添旧郁，愈加感到孤单和苦闷。
那时候杜帝兄在广播电台工作，也是已经成名的作家了。然而我与杜帝兄的结缘却是因为音乐。某一天，作曲家、电视连续剧《虾球传》等音乐的作者马丁,和蒋大为来青岛演出，我的同事姜启云先生恰与马丁是小学同学，经过一系列接力介绍，我与前来采访的杜帝兄认识并有了交往。
后来我们联系就多了，我经常利用杜帝兄在广播电台工作的便利，去找寻翻录音乐，因为杜帝兄的关系，我与青岛的文学圈有了一些接触与瓜葛。
整个九十年代至新世纪初，我基本在做一些别的事情，期间杜帝兄去了西北大学进修。不过我仍然关注杜帝兄的创作，那时候他写诗，也写一些小说和纪实特写。据他自己说，他经常在梦中被诗歌摇醒，赶紧从床上爬起来，懵懵懂懂地写下一些只言片语，再沉沉睡去。可见此兄对于诗歌的痴迷程度。至于杜帝兄的小说，我认为这种形式不太适合他，以他诚实的性格，很难做到完全的“无中生有”。
后来，杜帝兄仿佛一下子找到了某种抒发方式，他专攻散文，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于是，一篇篇珠玉般的文字铺陈开来，颇有目不暇接之感。他研究散文理论，经常演讲；也进行散文实践，不断写作，作品也以几乎每年一本的速度出版着，递增着，向著作等身的尺度迈进。
递到我手里的这本《铁路宿舍》就是杜帝兄最新散文实践的结晶。
“铁路宿舍”是青岛老四方区的一处铁路工人宿舍，位于温州路1号，原是日本人侵占青岛时所盖。据作者描述，建筑基本是“平房，但很高，用方石块砌成，一面像刀切一样，另一面则斜下来”，“远远看去，呈东西方向排列的房子组合成整齐的锯齿形”，所以作者称之为“锯齿形的石头房子”。（以上引文见《锯齿形的石头房子》）
铁路宿舍的大院，拢共有七八百户人家，如果是在农村，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庄了，杜帝兄的记录颇有了村庄史或曰区域史的意义。
近年来，中国的散文创作正在呈现一种趋势，逐渐摆脱腐朽孱弱的伪抒情和“宏大叙事”的陈词滥调，向个人史、村庄史、区域史开掘跃进，《中国的梁庄》《出梁庄记》《大地上的亲人》《一个人的村庄》等都曾引起过不小的阅读风潮。
这一类写作被称之为纪实文学或非虚构文学。“非虚构”这一概念最早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方文学界首先提出来的，也被称为“第四类写作”，以叙事性、亲历性，并以强烈的文学性区别于纯粹的新闻报道。
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杜帝来说，文本的叙事性、亲历性不容置疑，而多年诗歌和小说的训练，杜帝的文字中又不乏文学性。翻开《铁路宿舍》，浓烈的文学语言就像浓雾一般弥漫烟煴，比如，一只猪闯进了铁路宿舍，“我们看到呼哧呼哧喘气的猪，斜楞着眼”，“受惊吓的孩子嗷嗷地往炕头上钻，有的老人跺着脚骂，不知是骂猪还是骂我们幸灾乐祸旁边看热闹的”，“我们跟在猪后面，鼓掌，呐喊，跺脚，全都笑得前仰后合，有的快笑岔了气。”（以上引文见《汽车上掉落的猪》）
一幅生动有趣的老城浮世绘呼之欲出。
再比如，建龙养蟋蟀，他要把蟋蟀养过冬天。终于下雪了，满世界找不到一只昆虫，只有建龙的蟋蟀还活着。正在大家欢呼跳跃的时候，建龙的蟋蟀却死了。
“我看见建龙用手捂着蟋蟀罐，哭了。他大滴大滴的眼泪流到手背上。”（《建龙的故事》）
其实何必到国外寻找文学的圣经，自从太史公以来，中国一直就有秉笔直书的传统。就连大鼻子老外也深受司马迁的影响，新近去世的耶鲁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就以其名作《王氏之死》，反映了在清初那个大时代的背景下，山东郯城几个小人物的命运，丰富的历史细节至今令人唏嘘。
文学的核心仍然是细节描写，有些文字所记，虽然激情滔滔豪气满怀，“时代”“历史”等大词一应俱全，但常常缺少一些更细微的部分。杜帝也以他的董狐直笔，记录下了那个荒诞年代里丰富的历史细节。
“我看到一个男人的尸体，附近一些黑红的血，男人只有身子，没有头，我接着发现了这个死亡男人的头颅，他的脖子被铁轨整齐的轧断了，一个孤零零的头颅，斜斜地立在不远处的沙地上。”（《大亮子》）
“不知道大亮子什么时候站到了那个孤零零的头颅旁，他双手掐着腰，仿佛在和头颅说着什么，周围的人指指划划，我在纳闷的工夫，只见大亮子飞起一脚，把那个头颅踢了出去！人们惊呼一声，那个头颅并没有飞起来，只是咕噜噜滚了几步，脖子立在了沙地上，面目清晰。”（《大亮子》）
他描写武斗。“有一根水管正砸在一张缓缓前行的乒乓球台上，乒乓球台顿时裂成几片，躲在下边挎着篮子的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登时脑浆迸裂，瘫歪在地上。”（《遭遇武斗》）
他写批斗会。“一个小伙子拿着根木棒子，跳上台，朝最边上的一个老头，帽子上好像是‘军统特务’的，狠狠打了一棒子！老头胳膊咔嚓一声，不知是不是断了”。（《仇恨教育》）
他不为尊者讳。他描写芳大娘，“想到芳大娘杀人，我对她应该有的慈祥印象，好象抹上了一些恐怖的东西，我大睁着眼，老想到鬼怪电影里的妖魅。”（《芳大娘》）
他写“八戒”的恶作剧，踢人家的尿罐，摔碎邻居窗台上的花盆；他写大亮子在海水中拉屎；还有邻居告状、仇恨教育、夫妻吵架、打骂孩子等。
梦境是杜帝文字中反复出现的意象。那些念兹在兹老街坊，那些念念不忘的人和事，那些温情爱恋，那些泪水血痕，常常让他在梦中惊醒。
“我做梦还看见妈妈在后面挥着扫帚撵我”，后来他猛然意识到妈妈已经不在了，永远无法打他，无法教育他了。他恨不得跑得慢一些，让妈妈追上，“狠狠地打我一顿，可是妈妈打在我身上的扫帚疙瘩，一点也不疼啊，我哭着说，妈妈啊，你使劲打吧。”（以上引文见《儿子被打成了残废 》）
“我常常梦见母亲，她的音容笑貌，弯着腰在炕前揉馒头，汗水涔涔地在切菜做饭。”（《锯齿形的石头房子》）
“于是我的梦，就常常看见妈妈在四处寻找，她神情惶惑，蹒跚地走在去我们几个兄弟家的路上，是看我哥哥还是去找我弟弟？也许是来我家吧？”（《梦与家》）
我突然觉得杜帝就像伯格曼电影《野草莓》里面的那个老伊萨克。电影也由一个超现实的梦境开始，回忆、梦境、幻觉交替出现，现实与虚拟的界限似乎不是那么重要了，时间只是当下纯然的存在。和老伊萨克一样，杜帝超然地看着一个个交织了温情与爱恋的人物依次出现，大亮子、建龙、秀玲姐、八戒、吴叔、芳大娘、爱国妈、老福、安安......
近来得知我所敬重的《书屋》杂志创始人之一王平老师出版了他的新书《倒脱靴的故事》，“倒脱靴”是长沙城里一条极为普通的古老巷子，作者娓娓道来，讲述发生在这条百米巷子里的儿时岁月、长辈记忆、邻里往事和青春爱恋。前年，著名散文家毕星星也出版了《河槽人家》，记录了山西涑水河边一个村庄的百年秘史，他的乡亲，那些高头村人的吃喝穿戴、婚丧嫁娶、物事人事、历史风俗等，当然也记录了荒唐岁月里的荒诞往事。
越来越多的作家、学者正在加入这一潮流，书写他们的个人史、私人史，就像一条条隐秘的地下暗流，必将汇成色彩斑斓的中华大历史。
去伪存真，方为信史。
2022.1.2
张祚臣，青岛日报副刊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多种文学、理论作品出版
本文是祚臣为我的新书《铁路宿舍》专门写的，书籍插图作者周川。向两位老弟深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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