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败于党争，这次党争是一次没撕破脸皮的君子之争，甚至可以将欧阳修写的《朋党论》看做一次政党产生的契机，若果真如此，那中国早早会进入君主立宪，历史将会走出怎样的路径还真是难说。可是仁宗看到了其绝对权力有可能被削弱，于是果断叫停“新政”，后来的熙宁变法更是让朝臣分裂成对立的两派，保守派或主动或被动纷纷下野，变法派围绕主导权你争我夺，最终让“强国梦”成了一地鸡毛。之后元祐党人矫枉过正，脏水孩子一起泼掉，这才引来绍圣年间变法派对死去的元祐党人挖坟毁碑、对活着的几欲赶尽杀绝，终于，庙堂之上再没有板荡之臣，王朝最后的希望耗尽了，灭亡就是一种必然了。
闲读古人笔记，其中一则故事颇能引发深思，叶梦得的《避暑录话》载：
张安道与欧公素不相能。庆历初，杜祁公、韩（韩琦）、富（富弼）、范（范仲淹）四人在朝，欲有所为，文忠（欧阳修）为谏官，协佐之。而前日吕许公所用人多不然，于是诸人以朋党罢去。安道继为中丞，颇弹击以前事，二人遂交怨。盖趣操各有主也。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为翰林。苏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将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为重，其欧阳永叔乎？”不以其隙为嫌也，乃为作书办装，使人送之京师，谒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书，亦不以安道荐之非其类，大喜曰：“后来文章当在此！”即极力推誉。天下于是高此两人。子瞻兄弟后出入四十余年，虽物议于二人各不同，而亦未尝敢有纤毫轻重于其间也。
大意是：张方平（安道）与欧阳修一向不对付。庆历初年，杜衍、韩琦、富弼、范仲淹四人在朝廷，想有所作为，欧阳修作为谏官大力支持。而此前吕夷简所用的人多不以为然，于是就被当成吕的朋党逐出朝廷。张方平继任御史中丞，频频弹劾，二人从此交恶。主要因为趣味和情操各有其主。嘉祐初年，张方平当成都地方官，苏洵父子从梅州到成都，希望得到张方平知遇。张方平说：“我哪里敢自重，能揄扬你们岂不是欧阳永叔吗？”不将自己和欧阳修的嫌隙当回事，为他们写了推荐信并置办行装，派人送到京城，拜谒欧阳修。欧阳修见到苏洵父子写的书，也不因为是张方平所推荐而视为另类，非常高兴：“将来领导文坛的就是你们！”并极力推誉。天下士子从此高看张、欧二人。苏轼兄弟后来在官场四十几年，虽然政见与二人或有不同，但从来不曾在二人中间做轻重比较。
以上的记载可以见出，张方平真直率、欧阳修真大气，苏洵真识人，苏轼兄弟真持守。即便成为党争中的对立方，也因君子品行不至于毫无底线，这是可以成为政党政治的一个很好的基础。然而，后来党争却由君子之争演变成意气之争，再后来干脆成为小人之争，党争不仅没能产生政党，反而导致时局越来越乱。由此可见，个人品行的高下，不能决定政策走向和政局稳定，人品佳话也不能掩盖人性幽暗。欧洲经过漫长的中世纪终于走向政党政治，在三权分立的制衡下，不再迷信人性和人品，这是一种进步。而这种进步是多种形势促成的，有自下而上的力量，也有自上而下的必然，最根本的因素是基督教传播所产生的对民主与秩序的基本认识。
中国进入帝制后，综合看来，宋仁宗是相对开明的一位，在他居于九五之时，最有可能出现政党政治，可是终于没能形成有纲领的政党。假如，庆历新政时，仁宗能够因势利导，催生政党政治局面，熙宁变法也别那么狗血淋淋，接下来可能就不会有元祐党人之悲和更后面的靖康之祸了。历史不能假设，朋党何以不能成为政党，这是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上的帝制，很难产生富有现代意义的政党政治，缺少的就是产生政党的基本元素。清末的情形，再一次显示传统的帝制政治与现代意义的政党政治格格不入，导致中国历史只见循环往复，难见螺旋上升。唐德刚先生的中国历史三峡说实不虚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抄一段《朋党论》结束小文：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嗟呼！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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