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陶渊明精神旨归的一致性，最早体现于他对《归去来兮》的反复再创作，元丰四年( 1081)九月，他第一次以集字成诗的方式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改写成十首五言律诗，题为《归去来集字》。元丰五年，他两度将《归去来兮》改编创作为可以演唱的词曲，一送失官朋友董钺（毅夫），一送落第侄婿王适（子立）。元符元年（1098）再一次创作《和陶归去来兮辞》。苏轼一生写过一百多首和陶诗，一般只追和一遍，不重复追和，而对于《归去来兮辞》，他则情有独钟。从集字诗到櫽括词再到追和文，纵观他的再创作，可以看出都写于人生境遇困厄之时。
从创作时间看，送董毅夫的《哨遍》大致写于元丰五年春，是最早的一次用陶渊明文意进行发挥创作，他在序言中详细叙述了写作过程和用意：“陶渊明赋归去来，有其词而无其声。余既治东坡，筑雪堂于上，人俱笑其陋。独鄱阳董毅夫过而悦之，有卜邻之意。乃取归去来词，稍加檃括，使就声律，以遗毅夫。使家僮歌之。时相从于东坡，释耒而和之，扣牛角而为之节，不亦乐乎！”哨遍，词牌名，词调始见《东坡词》，这篇“哨遍”也被作为该体裁的正体。《康熙词谱》谓：“其体颇近散文”。词如下：
为米折腰，因酒弃家，口体交相累。
归去来，谁不遣君归。
觉从前、皆非今是。
露未晞。
征夫指予归路，门前笑语喧童稚。
嗟旧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
但小窗、容膝闭柴扉。
策杖看、孤云暮鸿飞。
云出无心，鸟倦知还，本非有意。
噫。
归去来兮。
我今忘我兼忘世。
亲戚无浪语，琴书中、有真味。
步翠麓崎岖，泛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
观草木欣荣，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
念寓形、宇内复几时。
不自觉、皇皇欲何之。
委吾心、去留谁计。
神仙知在何处，富贵非吾志。
但知临水登山啸咏，自引壶觞自醉。
此生天命更何疑。
且乘流、遇坎还止。
此词主旨是“归去来”，从未归以前之误、去彼来此之急写起，一直写到归来游赏之趣，田园之乐，及家人相聚之欢，最后以随缘自适作结。全词写得周到而浑成，其中“云出无心，鸟倦知还，本非有意。”“委吾心、去留谁计。神仙知在何处，富贵非吾志。”等语何尝不是苏轼自己的心声？虽是檃括前人文章，却能抒写自己的怀抱，自成妙境，实际上也是一种艺术创造。
当然，苏轼的再创作并不拘泥原作，比如陶渊明的“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到了苏轼就成了“嗟旧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暗用《世说新语》中桓温“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典故，其含义不言自明。而“策杖看、孤云暮鸿飞。”中的“鸿飞”，又很容易让人想起他的名句“鸿飞那复计东西”。下阕：“噫！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还止。”“我今忘我兼忘世”体现了庄子的“出世”思想，“且乘流、遇坎还止”则用《周易》坎卦典故，意思是遇到险隘就停下脚步。这一哲学层面的思考显然带有苏轼自己的思辨色彩，正是在黄州，苏轼开始他的《易传》写作的。
苏轼与董毅夫的交集于二人官场失意时，苏轼于元丰三年贬谪黄州，刚到黄州他犹如惊弓之鸟，到元丰四年他已经从惊恐与张皇中走出来，耕种东坡让他体验到一种新的自在。董毅夫失官后路经黄州回潘阳，“遇东坡于齐安”，东坡“怪其丰暇自得”，一见如故，引为知己。董毅夫对苏轼说，自己新娶了一位夫人柳氏，三日后就罢了官。自己倒还想得开，只怕新媳妇不能适应，谁想柳氏并不以为意，甚至处忧患如处富贵，董毅夫于是越发心安。他写了一曲满江红，让家僮唱给东坡听（只可惜董作已轶）。东坡听了感叹不已，次其韵留下一阙《满江红》：
忧喜相寻，风雨过、一江春绿。巫峡梦、至今空有，乱山屏簇。何似伯鸾携德耀，箪瓢未足清欢足。渐粲然、光彩照阶庭，生兰玉。
幽梦里，传心曲。肠断处，凭他续。文君婿知否，笑君卑辱。君不见周南歌汉广，天教夫子休乔木。便相将、左手抱琴书，云间宿。
全词围绕董柳忧患与共的情缘展开，赞赏董毅夫不为五斗米折腰及柳氏不因董失官“忘怀于进退”的情志。上片以东汉梁鸿孟光比喻董柳，恰如其分。下片引用《诗经·周南·汉广》“夫子休乔木”意，以喻董毅夫有幸地得到孟光般的贤女为妻。全词情调浪漫、喻义精当，不落俗套、寓意深刻、情真意切、如道家常。
董毅夫名钺，因为韩存宝征战不力而丢官。《续资治通鉴·宋纪七十六》载：“神宗元丰四年甲辰，韩存宝坐逗遛无功，伏诛；韩永式、魏璋、董钺罪谪有差……刑部奏：“存宝逗遛不克，请行军法。”而正臣又言：“董钺随军，亲见存宝等举事乖谬，罔上不忠。又，钺贺表称存宝功效，诬罔尤甚，望特行窜斥。”而建议朝廷“窜斥”处分董毅夫的官员何正臣正是“乌台诗案”中对苏轼下死手的那位。在黄州与苏轼盘桓有日，董毅夫离开黄州时，苏轼精心写就《哨遍》送他。对这篇《哨遍》，苏轼极其看重，他在给鄂州太守朱寿昌信中写道：“旧好诵陶潜《归去来》，常患其不入音律，近辄稍加增损，作《般涉调哨遍》，虽微改其词，而不改其意，请以《文选》及本传考之，方知字字皆非创入也。谨作小楷一本寄上，却求为书，抛砖之谓也。”元祐四年（1089）苏轼在《次韵黄鲁直寄题郭明父府推颍州西斋二首》有句：“雪堂亦有思归曲，为谢平生马少游。”诗中所言“思归曲”就是这篇《哨遍》。
元丰五年春夏之际，苏轼一直沉浸在“思归”中。就在创作《哨遍》后不久，他再一次用《归去来兮辞》进行创作，这次是为了落第的侄婿、也是弟子的王适而作。诗题为《<归来引>送王子立归筠州》，诗如下：
归去来兮，世不汝求胡不归？
汹北望之横流兮，渺西顾之尘霏。
纷野马之决骤兮，幸余首之未鞿。
出彭城而南骛兮，眷丘陇而增欷。
乱清淮而俯鉴兮，惊昔容之是非。
念东坡之遗老兮，轻千里而款余扉。
共雪堂之清夜兮，揽明月之馀辉。
曾鸡黍之未熟兮，叹空室之伊威。
我挽袖而莫留兮，仆夫在门歌《式微》。
归去来兮，路渺渺其何极。
将税驾于何许兮，北江之南，南江之北。
于此有人兮，俨峨峨其丰硕。
孰居约而尔肥兮，非糠窍其何食。
久抱一而不试兮，愈温温而自克。
吾居世之荒浪兮，视昏昏而听默默。
非之子莫振吾过兮，久不见恐自贼。
吾欲往而道无由兮，子何畏而不即。
面对自己落第的弟子兼侄婿，苏轼百感交集，这位王适和苏轼有着奇缘。苏轼任职密州时，王适还是徐州的太学生，有一天，王适梦到自己成了苏轼的女婿，而当时二人并未谋面，后来王适果然娶了苏辙的女儿。元丰四年，在武昌苏轼为王适送行，也曾写诗相赠：“送行无酒亦无钱，劝尔一杯菩萨泉。何处低头不见我，四方同此水中天。（武昌酌菩萨泉送王子立）”当时送行无酒无钱，只能劝饮一杯泉水，转眼一年过去，苏轼依旧家徒四壁，而落第后王适也定然心有戚戚，这篇《归来引》便写得缠绵悱恻，伤感哀婉，他感念王适不远千里前来探视，而自己能招待他的只有清夜月辉，其中“曾鸡黍之未熟兮，叹空室之伊威。我挽袖而莫留兮，仆夫在门歌《式微》”几句，读来尤其伤怀，鸡黍未熟，空室伊威，挽袖难留，徒歌式微。其中连用论语、诗经典故，感到一种深厚和沉重。鸡黍指饷客的饭菜，语本《论语·微子》：“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伊威是一种虫名，出自《诗·豳风·东山》：“伊威在室，蠨蛸在户。”陆璣疏曰：“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妇，在壁根下瓮底土中生，似白鱼者也。”唐韩愈孟郊《城南联句》：“暮堂蝙蝠沸，破灶伊威盈。”《式微》是《诗经·邶风》中的一篇：“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一唱三叹，颇为伤感，《毛诗》将此诗解说成劝归，历代学《诗》者都以毛说为主，所以“式微”一词逐渐衍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归隐”意象。苏轼自己被贬，连带苏辙也被贬，侄婿不第岂不伤怀，一般人都觉得苏轼达观，可是这份达观多半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表演，觉得苏轼超越现实，那是对其内心并不关切的肤浅之见。《归来引》的后半章书写了对苏辙的感念，也用苏辙的淡定与超然激励安慰落第的侄婿。这篇《归来引》是苏轼写给亲人的心声，既不是驰骋才情的篇什，更非应酬之作，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苏轼自己在两年后的《陶骥子骏佚老堂二首其一》中写道：“我歌《归来引》，千载信尚友。”自注云：“余增损渊明归去来以就声律，谓之归来引。”足见他对这篇《归来引》的重视。
王适终生未仕，于元祐四年冬英年早逝，年仅三十五岁，他去世后，苏轼痛心不已，写了三首挽诗哀悼，还为他写了墓志铭：“子立讳适，赵郡临城人也。始予为徐州，子立为州学生，知其贤而有文，喜怒不见，得丧若一，曰：‘是有类子由者。’故以其子妻之。……余得罪于吴兴，亲戚故人皆惊散，独两王子不去，送余出郊，曰：‘死生祸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而子立又从子由谪于高安、绩溪，同其有无，赋诗弦歌，讲道著书于席门茅屋之下者五年，未尝有愠色……知性以为存，不寿非其怨也。知义以为荣，不贵非其羡也。而未能忘于文，则犹有意于传也。呜呼！百世之后，其姓名与我皆隐显也。”苏轼晚年还在回忆这位知大义明是非不妄求的侄婿，他在《东坡志林·卷一》中回忆道：
仆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馆于官舍，而蜀人张师厚来过，二王方年少，吹洞箫饮酒杏花下。明年，余谪黄州，对月独饮，尝有诗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对月酣歌美清夜。今日黄州见花发，小院闭门风露下。”盖忆与二王饮时也。张师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复为古人，哀哉！
元符元年（1098）春，苏轼再一次追和陶归去来兮辞，并在诗引写下创作背景：“子瞻谪居昌化，追和渊明《归去来辞》，盖以无何有之乡为家，虽在海外，未尝不归云尔。”
归去来兮，吾方南迁安得归。
卧江海之澒洞，吊鼓角之悽悲。
迹泥蟠而愈深，时电往而莫追。
怀西南之归路，梦良是而觉非。
悟此生之何常，犹寒暑之异衣。
岂袭裘而念葛，盖得觕而丧微。
我归甚易，匪驰匪奔。
俯仰还家，下车阖门。
藩垣虽缺，堂室故存。
挹吾天醴，注之洼尊。
饮月露以洗心，餐朝霞而眩颜。
混客主而为一，俾妇姑之相安。
知盗窃之何有，乃掊门而折关。
廓圜镜以外照，纳万象而中观。
治废井以晨汲，滃百泉之夜还。
守静极以自作，时爵跃而鲵桓。
归去来兮，请终老于斯游。
我先人之敝庐，复舍此而焉求？
均海南与汉北，挈往来而无忧。
畸人告予以一言，非八卦与九畴。
方饥须粮，已济无舟。
忽人牛之皆丧，但乔木与高丘。
警六用之无成，自一根之返流。
望故家而求息，曷中道之三休。
已矣乎，吾生有命归有时，我初无行亦无留。
驾言随子听所之，岂以师南华而废从安期。
谓汤稼之终枯，遂不溉而不耔。
师渊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新诗。
赋《归来》之清引，我其后身盖无疑。
开篇即云“归去来兮，吾方南迁安得归”，绝望至极，情难自已。但是，苏轼在“迹泥蟠而愈深，时电往而莫追”的情形之下，依旧找到了归途和归处，“我归甚易，匪驰匪奔。俯仰还家，下车阖门。”他终于彻底放下，以垂老之余力，喊出“归去来兮，请终老于斯游”“已矣乎，吾生有命归有时，我初无行亦无留”。读此诗句，心伤难捱。
苏轼最后一次被贬海南，是抱着必死之心跨过琼州海峡的，当时朝廷也确实有赶尽杀绝之意，这年的年号由“绍圣”改元“元符”。二月“诏差河北路转运副使吕圣卿、提举荆湖南路常平董必并充广南西、东路查访”，谋起大狱，悉诛元祐臣僚。亏得曾布上奏：“升卿兄弟与轼、辙乃切骨仇雠，天下所知，苏轼、苏辙闻其来，岂得不震恐，万一望风引决，朝廷本无杀之之意，使之至此，岂不有伤仁政？”吕升卿是吕惠卿之弟，这哥俩和苏轼兄弟势同水火，如果不是曾布这一番陈词，苏轼在海南的命运如何真不好想象。这一背景下，读《和陶归去来兮辞》就不再轻松了，这是向亲人、政敌、君王的宣示，其中有几分真情流露，也有若干障眼法道，苏轼到了这个岁数，经了那么多事，岂不知人生的险恶！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做好了不再从政的准备，一个政治人物誓言不再从政，就像被拔了牙的老虎，其危险性大大降低，也就不成为被防范的对象了，苏轼再写《归去来兮》未必没有此意。当然，苏轼将人人视为畏途的儋州用庄子的“无何有之乡”作比，是对眼前的遭遇的消解，客观上表现出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与陶渊明的归隐心态形成了深层次的契合。
《和陶（归去来兮辞）》是苏轼晚年被贬儋州之作。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步韵追和《归去来兮辞》的人，对《归去来兮辞》的传播有开创之功。苏轼在保持原文精神内涵的基础上，从更深的精神层面上追和《归去来兮辞》。文章开篇就叙写自身的遭遇，“归去来兮，吾方南迁安得归。卧江海之澒洞，吊鼓角之凄悲。迹泥蟠而愈深，时电往而莫追。怀西南之归路，梦良是而觉非。悟此生之何常，犹寒暑之异衣”。这段文字与其说是追和陶渊明，不如说是自诉苦难命运，感慨人生无常，比陶文更沉郁苍凉。较之于櫽括词《哨遍》，追和文中蕴含的哲学思辨色彩更浓。如第一段中“混客主而为一，俾妇姑之相安……廓圜镜以外照，纳万象而中观”，第二段中“畸人告余以一言，非八卦与九畴。方饥须粮，已济无舟。忽人牛之皆丧，但乔木与高丘”，第三段中“我初无行亦无留，驾言随子听所之”等句，运用了《庄子》和《楞严经》中的典故，体现的是道家和佛家精神旨义，这与《归去来兮辞》原文思想感情是有差异的。苏辙在《和子瞻（归去来词）并引》中说：“盖渊明之放与子瞻之辩，予皆莫及也。”一“放”一“辩”，正是二者差异之所在。尽管如此，苏轼总是努力从精神层面上与陶渊明相契合，正如文章结尾所说“师渊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新诗。赋归来之清引，我其后身盖无疑”。苏轼以“渊明后身”自许，既是对陶渊明品格和心态的认同，也是对自己砥砺晚节的鞭策。
苏辙在《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中援引苏轼的话说：“吾于渊明，岂特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吾今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苏轼于陶渊明，不仅仅是喜爱他的诗，而是一种心理相同的感应。黄庭坚写《跋子瞻和陶诗》，诗曰：“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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