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曾被看作是最有智慧的人。所以在雅典城，苏格拉底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人们的兴趣。据说有一天，他衣衫褴褛地走在街上，突然想起了一件他不能解决的事情，就站在那里不动了。从早上站到下午，直到天黑下来了，几个伊奥尼亚人打赌说，看他能不能站一晚上。打赌者搬来了铺盖，守着苏格拉底，看他会不会站一整夜。他就站在那里直到第二天早上，天亮起来了，他向太阳做了祈祷，然后才离开。
苏格拉底不承认是最有智慧的人，他经常说自己一无所知。于是他到处访问以智慧出名的人。先是访问了一位政治家，这位政治家自称比许多人认为的智慧更智慧，可是苏格拉底却发现这个人是没有智慧的。后来他又访问了诗人、工匠、手艺人，发现没有一个人能解释他们正在干的事情，没有一个人是有智慧的。在揭示他们的无知的时候，他也结了许多死敌。最后他得出结论说，只有神才是最有智慧的人。人是不可能最有智慧的，就像不可能有“至善”一样。
尽管如此，苏格拉底仍认为智慧是最大的善。他并不认为知识是不可企及的，关键的恰恰在于我们应当努力寻求知识。善就是知识，一个人之所以愚蠢只是在于他缺乏知识。只要他去认识，就不会愚蠢。恶的一个压倒一切的原因是无知。因此，要达到善，我们必须具有知识。
事实上，德行与知识的关系一直贯穿于希腊伦理之中。中世纪宗教的伦理与此对立，在中世纪宗教观的世界里，思想的纯洁是第一位的，纯洁的心灵乃是最大的善，而这些品质在无知的人当中很容易就可以找到。这里面隐含的逻辑是：上帝已经发现了一切真理，拥有一切智慧，剩下的事情就是纯洁的心灵和虔诚地皈依了。
文艺复兴的意义就在于跟古典对接，是跨越中世纪的藩篱与古希腊和古罗马传统的对接。在欧洲人看来，基督教文化乃是一种外来文化，欧洲文化的源头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科学与民主乃是古希腊文化的精髓，法治是古罗马的精髓。
有人说，中国缺少一次文艺复兴。科学与民主不是中国的传统，如何复兴？中国古人认为最大的善是“孝”，是“思无邪”。思想纯正才是根本，科学不过是器物，是形而下之物。如果一种知识不能有利于圣人之言，那就是无用的知识，甚至是奇技淫巧。
在文化革命的年代里，阶级的纯洁性被认为是最大的善，知识分子“想法太多”乃是最大的罪恶。一张白纸最好，可以行思想灌输之事。如果知识太多，则需“思想改造”，行起来就麻烦得多。
这个世界上有人聪明，有人笨些。但是我认为最大的罪恶不是愚笨，而是不去努力地寻求知识。只要寻求知识，他就不会愚蠢。善就是知识。举例说来，如果你有足够的知识，你就不会相信“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鬼话，就不会有那么多青年跨越边境，支持缅甸的“革命”；如果有足够知识，你也不会相信朝鲜的儿童一天吃五顿饭，因为不久前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瓦莱丽·阿莫斯称，朝鲜大约600万人面临粮食短缺风险，这个数字占朝鲜总人口的1/4。
现在我们认为，当年跨越边界输出“革命”的人都是些思想崇高、道德纯洁的好人，但是无知的好人也会办坏事。据我所知，这些纯洁的好人把当事国搅得鸡犬不宁，给当地人带来极大的痛苦。如果联合国相信了朝鲜儿童一天吃五顿饭的报道，可能会有更多的朝鲜人饿死，这才是最大的恶呢。
苏格拉底说，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在我周围，我没见过敢说自己一无所知的人，相反却见过许多无知而又信誓旦旦的人，妄下价值判断，仿佛他家开着“是非”实验室，用试纸一测，是非曲直便一目了然。实际上，人类的智慧之路永无尽头，追求智慧的人一代一代在这条路上走着，人不可能拥有至高的智慧，就像没有“至善”一样。在你做价值判断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你的智慧是不完善的，就应该多一份诚惶诚恐的心态。我们追求尽可能多的智慧，只是为了让我们的“善”更多一些。不管怎样，一个智慧的人总比无知的人更堪信任。
2012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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