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爷中等身材，稍有点胖，方形脸，戴一幅眼镜，人非常和蔼。晚上回到我家，与我们家挤住在一起。除了在我们学校门口摆摊，他可能也到周边其他学校修钢笔和卖点小文具，挣一点钱。
记不得他来青岛待多长时间，也许最多20天左右吧，然后就回家乡去了。文革前他来过二或三次的样子。我小的时候，不知道他的情况，只是觉得他有点奇怪。他说话、待人的方式等，像是有文化有好的工作的人，衣裳虽旧但整洁，与那些做小意的人有很大的不同。
除了修理钢笔，他还会在钢笔杆上刻字刻画。用他特制的刀，一般是刻上人的名字，或者再画上简单的花草图案，在凹处涂上不同的颜色。他给我的几枝笔（用的和用坏了的）分别刻上名字和图画。我眼看着他刻过，一会儿功夫，就在笔杆上刻上字和画，很神奇。还有他用的颜料也很特别，像是一团带颜色的泥。我把孙大爷给我刻的笔和笔杆，保留了很长时间；甚至有一段时间，我也很想学习这一门技艺呢。
但这种行当，估计也赚不了多少钱。
文革兴起和此后，他就再也没来过青岛。我们与他就失去了联系，直到八十年代我师专毕业，分配到家乡的一所师范学校教学以后，才从学生那里得到他们一家的消息。下面再说。
到我大了以后，问起我父亲他的情况。父亲告诉我：他与孙大爷是解放前在教会认识的，也是因为老乡，所以来往的多。孙比我父亲年龄大10岁左右。前面说过，孙是河北景县的，那里民间有习武之风，所以孙大爷从小习得一身武艺。他年青时来到青岛，也做过一些别的工作，后来被警察局招了进去，担任青岛市警察局的武术教官，一直到解放。他的名字，父亲也说起过不止一次，但我没用心记。现在也没有机会问父亲了。
他在旧警察机关时，有“巡官”的警衔，但实际上从来没有干过警察的业务。他只是教警察武术、格斗和防身。解放之初，他还是留用在警察队伍里，但在50年代肃反或其他运动时，被从警局开除，强迫他并全家注销了青岛户口，拍卖了家具等物品，遣送回老家农村。
我们家在文革期间，曾两次被遣送回农村老家。原先我以为，把所谓的坏人全家强制送回农村是文革才有的发明。从孙大爷的例子知道此事五十年代就有。不过还不像文革时期那么普遍。
孙大爷与他的太太是在青岛结婚的，离开青岛时家中大小有二男一女三个孩子，大的孩子大约10岁左右，小的几岁吧。他们在青岛时，从解放前到解放后，生活应该是不错的。回到农村后，就一落千丈了。
孙大爷像我父亲一样，年青时就离开家乡，对于农村早已不熟悉，体力上也不适应繁重的农业劳动。他太太与他一样，城市女性，没有干过农活。几个孩子没有成人。再加上接踵而来的人民公社、大跃进、成立大食堂、“三年自然灾害”等，生活越来越困难。
为了生活，孙大爷只好自己摸索着学习修理钢笔的技术，到处找点活挣点钱补贴一下家庭。但修理钢笔，能挣几个钱呢？
六十年代以后，更强调“阶级斗争”，孙大爷来青岛后，我父亲就必须到派出所给他报临时户口，受到盘问。再加上孙大爷修理钢笔也挣不到多少钱，家里还有数口人，吃饭是大问题，这样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父亲就为这位生活陷于困境的老朋友出了一个主意。此时我的大姑全家已经到了东北农场，落了户。来信告诉我们那里的情况。我们知道，那个地方黑土地里出产粮食多，东北人少，吃饱饭是没有问题的，不像河北农村，风里雨里劳累一年，往往不能使全家人得以温饱。
我父亲就对孙大爷说：“你到东北去吧。拿着我的信，找我大妹妹，看能不能落在那里。”按当时的情况，农场缺人，可能允许关内人去落户。父亲建议，孙大爷也像我大姑父当年那样，自己先去看一下，如果可以，把全家带去。在那里至少可以解决全家的吃饭问题。
可能有他自己的情况和考虑，孙大爷没有接受和实行我父亲的建议，想是后来农村搞阶级斗争的形势也紧了，像他这样被管制的人，不会再允许他到处做小生意，他也就没有再来青岛修钢笔。父亲与他也就失掉了联系。到了文革，我父母挨整，阶级斗争不断升级，造成的恐怖和恐惧无以复加。我们家与孙大爷两家，为了避祸，更不敢与对方联系了。
文革结束后，我考上大学，毕业后当了老师。学生来自衡水地区各个县，自然也有景县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父亲想到了孙大爷。
有一年，我回家探望父母。父亲对我说：“你还记得景县的孙大爷吧？”
我说：“记得啊。不是我小的时候，他到青岛修理钢笔的那个孙大爷吗？胖胖的圆脸。”
“是，”父亲说，“他是景县人。从最后一次到青岛，回去后就不知道他的情况了。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我是1980年分到冀县工作的。父亲与我说这话，应该是1981或1982年。父亲说：“他家是景县城南十里铺村。你能不能找学生打听一下孙大爷的情况。”
我听了父亲的话，有些怀疑父亲的记忆。这么多年了，你记得他是景县人，我相信。但还记得准是十里铺村，我就有些半信半疑了。有这个村吗？即便有，孙大爷就是这个村吗？要知道，我们那一带，叫十里铺、二十里铺的村，有不少呢。
尽管有些怀疑，我回到学校后，还是马上找了班上的一位景县来的男生，问他是不是知道十里铺村，能不能帮忙打听一下孙大爷家的情况。我给他说了，孙大爷是我父亲的朋友，原先在青岛，他有几个孩子等情况。这时候已是文革后，八十年代，敢说这些事了。因为，文革结束，中央通过了决议，否定了文革，也把江青等所谓“四人帮”审判入监。父亲和我们都认为，不会再搞阶级斗争了，所以才敢跟过去挨过整的朋友联系。
这位学生告诉我，确有十里铺村，他自己虽然不是那村的，但离十里铺村不远，也有同学是那个村里的，可以帮老师查一下。
这位同学非常热心，几天后他就专程回了一趟老家。回来以后，给我带来了一封信，是孙大爷的大儿子写给我父亲的。
他告诉“苏叔叔”，他的父亲母亲，即孙大爷和他的太太已经先后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去世了。他还大致说了一下他们兄弟姊妹的情况。总之，父亲的朋友孙大爷夫妇多年前就在故乡去世了。
我把孙大爷儿子的信转寄给了父亲。父亲来信，只是说总算知道了他的情况，得了一桩心事。再后来，父亲到我这里来，说起这事，父亲伤感地说：“他要是听我的话，投奔你大姑，不至于这么早就死了。”
我理解父亲的意思。孙大爷早年和他的家人在城市生活，被强制送回农村，农村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搞得越来越穷，有病也没钱治。再加上被管制。多种逼迫，生活又困难。长期挣扎在这样的环境中，早死也是顺理成章。
父亲还说起他的太太，娘家是青岛附近某县人，跟着孙大爷回到农村，种种苦难可知。
找到孙大爷的家人，我才知道，父亲对于孙大爷家乡的记忆是非常可靠和准确的。也可见，虽然几十年不联系，但父亲对这位命运多舛的朋友和教会的弟兄，一如当初的挂念与深情。
2022年1月29日
世说文丛总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