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1月，一个挺冷的日子，参加工作刚刚四个月的我接到一个任务：采访青岛海域的大小海岛，制作一部专题片，在次年全国第二次海岛会议上播放。派给我的搭档是一位来台学习的海军宣传干事，姓徐。部门主任在给我安排任务时，强调了这次采访的重要性，并带我去市委办公厅见了一位副秘书长（后来知道这位曲副秘书长原来是我们单位一把手），副秘书长一口胶东话，我没怎么听明白，打小第一次见“大官”，接受“重要任务”，紧张是肯定的。我的部主任看出了我的紧张，就想了很多话来安慰我，此刻我只记住一句“重担压快步”，意思分明是让我体会领导对我的“器重”。安慰的话对于被安慰者一般都是无力的，更何况我隐隐觉得既然其中有玄机，那么重要的采访为什么让我一个初出茅庐的生手来做？我和搭档之前从未谋面，他也是生手，在电视行当里我们两人加在一起的从业时间还不足一年。那时候年轻，没想太多，不知道前面的坑有多深，就上路了……
怀着半是忐忑半是兴奋的心情，我开启了当记者以后的处女行。第一站是胶南，接待我们的是县政府农工部一位姓从的部长，从部长看上去比我父亲年龄要大一些，很厚道的样子，见面后说了很多客套话，还说，本来县领导要来看望我们，因为都有会议，他就替领导们抱歉了半天，之后就把我们二人安排到政府招待所，是一排平房中的一间，房间里两张床，一台黑白电视机。从部长说，县里条件不好，让我们多包涵。我连声道谢，这样的房间比我单身宿舍的条件不止强了多少倍。安顿好拍摄设备，我拿出了临行前市委办公厅给开的介绍信，从部长接了介绍信，先是一愣，这一表情瞬间即逝，说了声先休息，就出了我们的房间。很快到了午饭时间，从部长和另一位领导来到我们房间，经介绍，知道这位领导是县委办公室的彭副主任，彭主任和我们寒暄之后，当即让服务员给我们换房间，这一次，给我们换的是楼房，门楣赫然写着“贵宾楼”。贵宾楼的条件又比平房不知好了多少，走在软绵绵的地毯上，我的心情和脚步同样轻飘飘的。难道这就是无冕之王的体现？其实不然。后来知道是那封介绍信起了作用，曲秘书长在信中专门叮嘱接待方要关照好我们的生活。
在胶南，我们先后采访拍摄了灵山岛、斋堂岛、沐官岛等大小几座岛屿。在这些与陆地隔海相望的一座座孤岛上，我们走进渔民家里，与他们交谈，真像是置身世外桃源，海岛有丰富的资源，有广阔的开发前景，岛民渴望富裕幻想幸福，我们一一用镜头进行了记录。海岛的原生状态，与陆地完全不一样的自然风光，让我大开眼界。岛上居民淳朴乐观，安闲和善，也让我感动不已。记得上斋堂岛时，先是在岛外的海滩上点上火堆，岛上看到烟火派船接我们进岛，真没想到，八十年代了，还在用着烽烟传信的手段，这一幕很多年后我还清晰记得。
顺利结束了胶南的采访，第二站是黄岛区，就是在这里，我遭遇了工作之后的第一次挫折，这次受挫几乎要改变我的人生轨迹。到黄岛后，接待我们的是一位郭姓官员，这位郭官员貌似很周到，其实很矜持，很像一个“干部”。吃饭的时候照例是频频劝酒，还“顺便”打听胶南是怎样接待我们的。印象中，饭局很热络，我和搭档没说什么出格的话，饭后，我昏昏入睡，搭档和郭官员又聊了会天，说什么我不得而知。一夜休整后，我们被送到目的地——竹岔岛。竹岔岛离青岛不远，可是和青岛仿佛是两个世界。岛上曾有一支女子捕捞队，是农业学大寨的典型，通过岛上一块块不大的梯田，能想象到岛民是如何战天斗地的。就在我们置身孤岛，冒着严寒采访拍摄时，厄运降临了，我们被黄岛区告到了市委办公厅，原因是“摆架子”。
以下的事情是以后从不同渠道听来的。
在接到市委办公厅的通报后，薛局长一大早就召开了电视台中层干部会，严辞批评“摆架子”的采访作风，会后即和办公室主任驱车前往黄岛，当时青岛市区到黄岛很麻烦，没有隧道，没有环海高速，甚至还没有轮渡，有“青黄不接”之说。薛局长一行到了黄岛已是中午饭点，他和王主任以及司机在一家路边店吃了点东西，等到下午上班的点到黄岛区委给人家道歉。这些我们当时都不知道。
竹岔岛的拍摄还在进行中，我们被告知结束拍摄，立即返回青岛，从竹岔岛搭船到薛家岛，然后再坐船回到小港码头，此时冬意已浓，经过海上颠簸，头晕眼花，身体疲乏极了，下船后，没有人接，我们带着拍摄设备，寸步难行，我找了一部公用电话向台里要车接我们回台。回到台里，我分明觉得投向我的目光比冬天的寒风要冷。我刚来台不久，很多人其实不认识我，可是我不知道此刻我已经成了“名人”。
部主任问了我采访的情况，我一一如实汇报。他含含糊糊说了我们被举报的事情，我的火蹭得窜到了头顶，寒冬腊月，在孤悬海外的岛上干活，还没表扬竟落一个“摆架子”的臭名，我百思不解，我一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从没有经历过被招待，何来“架子”可摆？回青岛后第二天，我到局里找到薛局长，要求与举报我的官员对质，我还提出让局里把我退回学校重新分配。我表示自己必须承担责任，薛局长没有给我多说什么，只说了一句，“你承担不了责任，如果有责任也是我来承担。回去好好干！”后来听说，市里要求给我们处分的，薛局长自己做了检查，没有给我处分。或许他心里清楚，我们可能被坑了，果真对质，又能怎样？事后，黄岛区委狠狠批评了那位郭姓小官，区委书记带着他的办公室主任专门到局里表示了歉意，这是很多年后，我有幸和这位后来调任四方区委书记的领导同桌吃饭说起这件事才知道的。
黄岛事件之后，活还得接着干，我们又去即墨，拍了田横岛。岛上有田横五百士的墓，我们去的时候，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女士和画家吴作人刚离开不久，我在住的渔民家里看到廖静文的书法，沉浸在田横五百士的气节之中，黄岛那一幕里种种不愉快淡化了，心想多大点事，老子不CARE，就连那位给我苍蝇吃的官员的名字我都懒得去记了，时过多年更是忘得一干二净。
临近年关，完成了采访拍摄任务，片子编好后，拿到市委办公厅审看，当时分管的市委领导对我们冒着严寒下海岛采访拍摄给予表扬，当时听了这些表扬的话，我心里五味杂陈。
这是我电视记者生涯的第一次独立采访，就像一个穿了一双新鞋的人，一出门就踩了狗屎，也像一个兴冲冲准备赏花的人，还没凑近鲜花就被蜂子蛰了脸，更像一个食客，刚一口进嘴里就被砂石硌坏了牙。这件事尽管自己是当事人，可很多环节其实自己也说不明白，后来因为工作关系，和黄岛的很多干部都有接触，也试图了解被举报的真相，突然发现几乎没人关心这个。原来，对一个人看似很重要的一件事，对别人根本算不得什么。但是，我时刻记得这一件让我感到耻辱的事，后来的岁月中，我犯过很多错误，但从未“摆谱”。
一首歌里唱到，三十以后才明白，今天，年过三十的我对很多事情依旧糊涂着，这件人生第一次，让我明白，不是所有的青春都值得赞美，不是所有的“栽培”都能成就人，第一次未必就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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