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两篇文章都存在一些错误的说法。这些错误说法因为来源于教科书，所以在学界与读者中都很流行，有必要予以纠正。本文从两篇文章中梳理出三个流行的错误说法，指出它们错在哪里，以正视听。
（一）金属活字印刷术奠定了现代文明基石？
文章说“德国的古腾堡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术，奠定了现代文明的基石”。这个说法不妥。
古腾堡的发明是一个重大贡献，促进了欧洲近现代文明的发展，是事实。由于欧洲现代文明就是人类现代文明。所以古腾堡的金属活字印刷术，也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这样说，并不为过。
但是说“古腾堡金属活字印刷术奠定了现代文明的基石”，就言过其实了。这样赞誉古腾堡金属活字印刷术的贡献，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这个说法也没有逻辑根据。因为构成人类现代文明的那些重要元素，与古腾堡印刷术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逻辑关系。
例如，现代文明的精神支柱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与古腾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术扯不上什么关系。
自由主义并非通常认为的仅是十七思想家洛克贡献的；自由主义不是哪个人创建的，而是西方哲学演进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成果。从古罗马奥古斯丁的《论自由意志》开始，历经一千多年，到中世纪阿奎那用科学论证上帝的存在，到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世纪几个思想家作出的不同思想贡献，再到二十世纪哈耶克的《通往奴役的道路》与罗尔斯的《正义论》，才形成并成熟起来自由主义——这个西方现代哲学思想体系。纵观自由主义的演进过程，应该注意到：基督教文化既是自由主义赖以产生的土壤；又是自由主义的精神底色。自由主义成为现代文明的精神支柱，成为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不是设计的，也不是刻意推崇的。更不是借助国家力量建立的。而是社会自身演进的结果。
毋宁说，自由主义与古腾堡金属活字印刷术之间没有因果逻辑关系。
民主宪政、市场经济、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法治思想、民间自治、文化多元、契约意识、妥协精神等，都是人类现代文明大厦的文化柱石。这些支撑现代文明大厦的柱石与古腾堡印刷术之间也没有因果逻辑关系。
所以，说古腾堡金属活字印刷术奠定了现代文明基石，是缺乏逻辑根据的夸张说法，不可当真。至于古腾堡印刷术普及了现代文明，那是印刷术发挥了媒体传播的工具作用，这种工具作用怎么能理解成基石的价值？
过分地夸张一种技术对于文明发展的作用，是实用主义文化中的人才有的一种不实事求是的思想观念。脱离历史事实、无端地夸大古腾堡发明印刷术的作用，犹如教科书鼓吹四大发明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一样，都是言过其实的说法。反映了中国文化中的人凡事从实用主义视角看问题的陋识。
技术再了不起，毕竟是技术不是科学，其影响历史进步与社会发展的作用极其有限。中国历史上娴熟、精致、美观的技术不计其数，为世界各国惊叹！但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技术，并没有给中国历史与社会带来任何进步与发展。中国一直在农业文明社会停滞不前两千多年。
文章鼓噪“古腾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奠定了现代文明基石”，说明作者就不了解：现代文明的基石是什么，构成现代文明大厦的精神支柱是什么，这些基石与支柱是怎么来的。
缺少通过读书才有的知识储备与文化修养，仅凭一知半解作危言耸听的文章，是没有说服力的。
（二）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前处于蒙昧中？
文章说“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前处于蒙昧中”。这个说法显然来源于教科书的误导。教科书的说法来源于十九世纪乌托邦思想家的理论。这个理论为了突出文艺复兴的意义，把文艺复兴前的欧洲说得一片黑暗。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里对教科书的错误说法仅点到为止，不作渊源分析。但是必须澄清以下这些历史事实：
文艺复兴开始于十四世纪初叶，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的诗句“我要过凡人的幸福生活”，表达了对教会推行禁欲主义的不满。彼特拉克的呼喊迅速传遍欧洲大陆，使长期遭受禁欲主义之苦的欧洲人感到振奋，社会各界热烈响应、积极支持彼特拉克。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运动由此爆发。文艺复兴运动看上去突然爆发。实际上这个“突然爆发”经历了十四世纪之前长期的孕育过程：
像著名的学者盖博在教会的支持下，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介绍与传播，打下了欧洲人的知识基础；卓越的神学家阿奎那用科学理性证明上帝的存在，坚定了教会与信徒拥抱科学、发展科学的信心；十字军东征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对古希腊文化在欧洲重见天日，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些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都对后来文艺复兴运动的爆发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前期孕育作用。
教科书一直掩盖文艺复兴前的这个历史事实，以便突出文艺复兴运动之前的欧洲是“反动的、落后的、黑暗的”。
实际上，中世纪前期的欧洲并非“洪洞县里无好人”；教会也并非万恶不赦。那时欧洲自然科学知识还是靠教会传播的。那时的教会都是文化的中心，是自然科学知识的集散地。
至于教会垄断了科学的解释权与终审权，这属于教会僭越了上帝。教会毕竟是人不是神，是人就不可能是真理的化身。教会对科学说三道四显然是不自量力。不过这是另一题目的文章了，这里不赘。
欧洲最早的大学，是在文艺复兴前由教会创办的。后来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欧洲大学也是教会创办的。没有中世纪教会，哪来的大学？大学是科学的摇篮。没有欧洲大学，哪来的欧洲科学革命与科学日新月异的大发展？没有科学的大发展，能有欧洲近现代文明的发展？
所以，中世纪的欧洲并非像教科书上说的，处于教会统治下的“反动、黑暗、落后”的时期。自然科学知识在中世纪前期的欧洲广为传播，说明中世纪前期的欧洲各国已经接受了自然科学。这一点足以说明，欧洲人接受自然科学知识要比中国人早了一千多年。中国人接受自然科学知识是十九世纪晚期、接近二十世纪的事了。此时的欧洲已经完成了科学革命、完成了工业革命，完成了近代化，进入现代文明了。
欧洲的近代化完成与文艺复兴密不可分；文艺复兴与文艺复兴之前长期的孕育过程——文化知识、特别是自然科学知识、阿奎那思想的广为传播密不可分。蒙昧时期的人类最重要的特征是对自然科学知识一无所知。自然科学知识在文艺复兴前的欧洲已经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自然科学知识普及到民间。这样的社会，怎么能说是“处于蒙昧中”呢？
文章作者不了解欧洲历史的基本状况，仅听教科书的一面之词，就付诸笔墨成文，高谈阔论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前是蒙昧时期——这种有违历史事实的说法，容易误导读者产生对欧洲历史、特别是对欧洲近现代文明史的错误认识与理解。
谈历史上的问题不能从教科书的视角出发，更不可以照搬教科书的说法。要从历史事实着眼，要读历史书、研究历史资料。既要有宏观的历史眼光，又要有微观的具体学术功夫。这个具体的学术功夫是在长时间的不厌其烦与呕心沥血的学术研究中造就的。从而有可能出现学术成就。
例如，近现代史专家李洁的《晚清三国》是中国汗牛充栋的近现代史著作中一部正本清源的出色力作。受到了海内外学界的高度评价。但作者李洁写这部书用去了十多年的时间！显然上述文章作者是没有李洁这种“学术功夫”的。所以不了解欧洲历史，就写涉及到欧洲历史的文章是很不负责任的。
文章作者没有考虑：难道蒙昧时期的欧洲人在十四世纪初叶的某一天突然不蒙昧了，提出“我要过凡人的幸福生活”？文艺复兴运动突然爆发了，可能吗？
历史的进程并不是教科书说的那样泾渭分明。历史是个演进的过程。这个演进过程是一条没有规律的曲线。也就是说，所有的历史阶段之间看上去是“前因后果”现象，但是这种“前因后果”并非通常的逻辑关系，因为，历史每一个新阶段的出现，又是以偶然因素的出现为条件的。例如吹响文艺复兴运动号角的彼特拉克的出现是个偶然现象。但是不存在这样的道理：没有彼特拉克，会必然地有另外的人吹响文艺复兴运动的号。
再如，邓小平结束了“文革”的一套思想做法，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但是邓小平的出现是个偶然因素。不存在没有邓小平必然地会有其他人来搞改革开放。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由偶然因素决定了它的社会走向！但是偶然因素的出现是没有规律的。所以历史是没有规律的。
所以历史阶段并非像教科书说得那么简单，那么单一。何况历史现象没有普遍性。例如中国持续两千多年的皇权中央集权制，在西方从未出现过。西方持续一千多年中世纪的教会与国王“双套马车”（分权）统治社会的体制在东方也从未有过。东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西方从未有过。西方的市场经济至少有近千年的历史了。东方直到二十世纪仅有个别国家实现了市场经济。规律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普遍的、绝对的。东西方有着不同的历史演进过程，哪来的历史规律可言？所以教科书的历史规律说是不成立的。至于用欧洲历史的五阶段论套中国的历史，则是包括民国史学大师在内的中国史学界一个严重的学术错误了。
教科书有太多违背历史事实的说法。例如北美独立战争，教科书说是北美大陆人为了反对英国政府的殖民统治，为了民族独立，所以发动了独立战争，所以北美大陆人在战争中打出了个新国家——美国。这个说法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缪哲的《美洲三书》。这里仅指出：北美独立战争是因为税权之争爆发的。美利坚合众国是北美大陆人与英国政府的税权之争导致战争的结果。
显而易见，文章轻易地引用教科书的结论，说“文艺复兴前的欧洲处于蒙昧中”，是有违历史事实的错误说法。
（三）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摇篮？
文章说“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摇篮”。这个说法也来源于教科书。这个说法流行很广、很久了，是中国学界的定论。但是这个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教科书的这个“定论”向人们传播了错误的知识。
如前所述：欧洲文明就是指欧洲近现代文明。欧洲现代文明就是人类现代文明。这个说法是实事求是的。搞清楚这一点，有利于下面的分析：
欧洲近现代文明范畴含有的全部价值，都是中世纪欧洲人贡献的。也就是说，欧洲现代文明是基督教文化世界创建的，是基督教文化发展的逻辑结果。这是铁板钉钉的历史事实。教科书说“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摇篮”，源于十九世纪乌托邦思想家的理论。乌托邦思想家敌视宗教、敌视基督教。他们不愿意承认“欧洲近现代文明是基督教文化创造”的这个事实。所以乌托邦思想家编造了欧洲文明来源于古希腊的说法。这个说法误尽天下苍生！
古希腊文化早在公元前三百年就消亡于战火中。古希腊文化在欧洲重见天日，是十字军东征以后的事！十字军从阿拉伯世界带回古希腊的文化典籍。此时的欧洲已经是基督教文化的一统天下一千多年了。古希腊文化的流风余绪仅是充实了博大精深的基督教文化，哪来的“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摇篮”一说？
中国人凡事找祖宗，是两千多年尚古思想的“谬种流传”，是与“我祖上阔多了”的阿Q一样的心理。
事实上，跨越历史阶段的古今历史之间是没有因果关系的。如果说文明就是人类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形态，那么，远古时期只能产生中古时代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形态。中古时代只能产生近代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形态。近代则产生现代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形态。跨代产生生活方式与社会形态是不可能的。所以学界有这样一个说法：
近代史最重要。因为现代史是从近代进化来的。研究现代史必须了解近代史。研究现代社会必须从近代开始。远古时期不可能产生现代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形态。说欧洲现代文明源于古希腊，既不是历史事实，也没有理论根据。这种说法没有什么道理。欧洲现代文明阶段与古希腊时期前后相差了两千多年。在如此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欧洲经历了很多历史阶段的变迁。说古希腊“摇篮”了欧洲现代文明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欧洲现代文明实际上与古希腊文化没有任何关系！
研究过欧洲历史的人都会看到：欧洲近现代文明是基督教文化世界一代又一代人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这是明摆在那里的历史事实。下面让我们从构成欧洲现代文明的几个最重要的元素着眼，看看基督教文化是怎样创造了欧洲现代文明：
（1）自由主义是现代文明的精神支柱。如前所述，自由主义是在基督教文化世界经历了上千年的进化才形成的哲学思想体系，集中地概括了西方文化的思想精粹，成为西方文化的灵魂，成为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认为，人天生有理性，有自我判断与自我决断的能力。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征。这个“根本特征”体现在生活中、社会上，就是人要有运用自己的理性、进行自我判断与自我决断的自由。这个自由是“天赋人权”的首要意义。也就是说，人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征，也是人最重要的权利。这种权利便是自由的核心意义。
如果没有这种自由，则意味着被剥夺了这种权利，人便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征”，形同会说话的工具。何况欧洲人很清楚：
人活着就要吃饭，就想致富，希望过上富裕的生活——这些只有在市场经济中才能实现！市场经济只有在自由中才能生存，才能发展。所以，“不自由，毋宁说”这个著名的精神理念，在欧洲人眼中意味着自由是关乎生死存亡的人生底线。所以欧洲人誓死捍卫自由。他们十分清楚：不自由，很可能像中国人一样连吃饭都成问题。如果说国家的富强是以民间老百姓的富裕为条件的；那么欧洲的政治家都清楚：只有推行市场经济，民间老百姓才能致富；只有维护民间老百姓的自由，才能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繁荣昌盛，才是税收的滚滚来源。国家才能富强。
正是源于这个民富国强的基本常识，西方社会形成了官民都推崇自由主义的思想理念。这个共同的思想理念被誉为现代文明中“伟大的官民共识”。这个“伟大的官民共识”才是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个“伟大的官民共识”是欧洲人经历了漫长的社会实践的经验总结。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使欧洲人明白了“致富是对上帝的荣耀”。从而获得了发展市场经济的思想解放。亚当·斯密揭示的“市场经济只有在自由中才能生存与发展”这个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坚定了欧洲人对自由的信念。
通过上述可以看出，现代文明的精神支柱自由主义，产生于基督教文化，也只能产生于基督教文化。与古希腊没有任何关系。
（2）民主宪政是现代文明大厦的重要支柱之一。民主宪政是中世纪的英国人从八百年前开始创建，历经十三世纪的大宪章事件、十七世纪的光荣革命、十九世纪的三次议会改革，到二十世纪才完善起来的政治体制。创建期间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与休谟的“无赖原则”思想，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民主宪政的中心意义是：通过议会这种组织形式，通过立法、司法的独立、新闻媒体自由等法定形式，分散政府的权力。实现“主权在民”——达到人民能控制国家这个“利维坦”的目的。世界上各国的民主宪政形式不尽一样。但中心意义与目的是一样的。
英国人的民主思想与古希腊的民主不是一回事。古希腊的民主是“人人都说了算”；英国人的民主是从“税权属于纳税人的”开始，从而明确了“限制政府的行为、限制政府的权力才是民主赖以存在的首要条件”这个思想。
作为人类现代文明大厦的柱石之一，民主宪政是怎样来的呢？研究过英国历史的人就可以发现：英国早在八百多年前，就有国王收税与纳税人商议的习惯。后来出现了国王不与纳税人商议就要收税的做法，这让英国人意识到税权问题十分重要。也就是说，英国人的税权意识在八百多年前就有了。可是在一些东方国家里，至今崇奉“皇粮国税天经地义”！
英国历史上的战争大都是税权之争。最著名的税权之争是八百年前的大宪章运动。从大宪章运动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英国人历经六百多年的与国王较量、乃至付诸战争的较量，才彻底剥夺了国王征税的权力。尔后又经过二百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才逐渐成熟完善出二十世纪的民主宪政。
1688年的“光荣革命”，教科书上说是不流血的革命。实际上“光荣革命”并非“不流血的革命”。“光荣革命”之前，英国人与国王打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仗，是一场重要的英国人与国王争夺税权、实质上是争夺民主的战争。“光荣革命”不过是这场战争的逻辑结果。所谓“光荣革命”之“光荣”的真正意义是：英国的统治者是理性的，接受了英国人的民主要求，即接受完全限制国王权力的要求。所以英国人的经验是“民主是争来的，不是赐予的”。民主宪政是英国人对人类现代文明最重要的贡献。这个贡献成为基督教文化创造了现代文明的一大著名显例。这个贡献与古希腊没有任何联系。
（3）市场经济是现代文明大厦的柱石之一；是欧洲人的致富欲望付诸实践的必然结果。致富是人的天性。市场经济是一种“自发秩序”，不是哪个人设计的；更不是国家安排的。是市场人在致富欲望的驱使下，都“心照不宣”的交易中自然形成的。市场经济在中世纪已经遍及欧洲各国。但是市场经济在欧洲得到大发展，是宗教改革之后的事。宗教改革的伟大成果之一是：“上帝不喜欢贫穷的人，上帝喜欢通过自己努力奋斗艰苦创业致富的人”。从而在至高无上的信仰上确立了人的天性——致富欲望付诸实践取得成果涵有荣耀上帝的崇高意义。这是欧洲人一个划时代的思想转变。
研究欧洲历史的人都知道：欧洲没出现过大面积饿死人的现象。即使在教科书批判的“反动的、落后的、黑暗的”中世纪一千多年里，也未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的现象。这与欧洲的市场经济出现较早有关。欧洲历史上的战争没有像中国历史上的战争——老百姓因为吃饭问题“活不下去了”，被迫揭竿而起出现农民起义。欧洲国家的国内战争大都是因为权利之争，特别是税权之争。
但是中国历史上一直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历代都有大面积饿死人的现象，历代都有“人相食”的惨剧发生。即使在“康乾盛世”时也出现过大面积饿死人的现象。事实上，中国农民在两千多年的农业文明时期一直处于没有解决吃饭问题的贫困状态。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发展出市场经济。为什么没有出现市场经济？原因很简单：因为两千多年的历代王朝都推行“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杜绝了市场经济的出现。为什么推行重农抑商的国策？因为这是圣人的教诲。在中国文化中圣人是真理的化身。
所以说，在两千多年的重农抑商国策中，中国人一直没有致富的自由。致富是人的天性，谁都想致富。重农抑商的思想要害是：在剥夺了致富自由的同时，扼杀了人的天性！
我在多篇文章中一再谈过：“中国文化是一种戕害天性的文化”。从重农抑商国策也可以看出“此话不谬”。当然中国文化戕害人的天性是全方位的。不过这是另一题目的文章了，这里不赘，还是回到市场经济上来：
所以，若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市场经济？”实际上没有什么复杂的原因，就是中国人没有致富的自由。由此可以看出：没有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是中国文化、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大弊端。
欧洲在宗教改革后出现的市场经济大发展，并非像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讲得那么复杂。马克斯·韦伯没有看明白：宗教改革后市场经济所以大发展，唯一的原因是：宗教改革不仅解放了欧洲人的致富思想，释放人的致富欲望；而且将个人致富升华为荣耀上帝的崇高境界。
马克斯·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受十九世纪乌托邦思想家的影响：凡事总要“上纲上线”，与政治挂钩。历史都是政治斗争史，是阶级斗争史。岂不知政治在任何时候仅是历史发展的条件，不可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更不可能产生持久支持经济发展的力量。马克斯·韦伯把欧洲人从宗教改革后出现的用致富荣耀上帝的精神理念，置换成带有政治含义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对欧洲人的轻蔑，是对宗教改革的无知，是对上帝的亵渎。但是中西方学界至今仍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视为研究西方近现代社会的必读经典。
所谓“资本主义精神”涵有的那些信用、诚实、勤俭、进取、创业、创新、双赢、妥协、盈利、成本、效率等精神元素，是所有商品经济社会人人皆知的常识。并非马克斯·韦伯眼中的资本主义专利。晚明“文治响盛”时期的中国人，在从事国际贸易中，难道不懂信用、诚实、盈利、成本、效率？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经济大发展，难道是学习了“资本主义精神”后才出现的？改革开放三十年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大批企业家，是经过“资本主义精神”培训后才成功的？可以肯定的是，晚明的国际贸易盛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大发展，与欧洲在宗教改革后的市场经济大发展，都是一个道理，一个原因，都是人的致富欲望带来的，可谓人的致富欲望在新形势下得到了充分释放罢了。
于是想到：览遍人类所有的民族文化，只有基督教文化是最重视人、最珍惜天性的文化。所以基督教文化世界产生了自由主义；所以市场经济能在基督教文化世界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地迅猛发展起来。 有人可能说近代欧洲后的市场经济大发展与亚当·斯密有关。确实是这样。
十八世纪亚当·斯密把市场经济作了理论概括，揭示了市场经济的全部奥秘在于“那只看不见的手”。形成了欧洲人关于生存不可动摇的思想理念。这个思想理念的核心意义是：市场经济是人类致富的不二法门。市场经济只有在自由中，即在市场人不受外界干预的“自行其是”的致富欲望实践中才能繁荣发达。市场靠“那只看不见的手”正常运转。国家对市场的任何干预都是对市场秩序的破坏，必定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必定酿成经济灾难。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真理。虽然这样，国家干预市场还是经常出现。二十世纪出现的几次世界经济危机，都是国家干预市场的结果。
中国学者看到了亚当·斯密的伟大贡献；却鲜有人看到亚当·斯密固然是不可多得的天才思想家，但是亚当·斯密却是有神论者，是基督教文化世界的人，是只有基督教文化土壤才可能产生的思想家。中国文化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思想家。
显而易见，作为现代文明大厦的重要柱石之一市场经济，是基督教文化世界的人在宗教改革之后发展起来的，与古希腊没有任何关系。
（4）科学是现代文明大厦的重要柱石之一。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涵有的意义，是指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中固有的、在凡事问“为什么”的思维过程里——
a.讲究实事求是。
b.讲究逻辑根据。
c.讲究逻辑推理。
d.讲究因果关系。
e.讲究“认识、解剖、分析、综合、总结”等程序中的细致入微、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等精神元素构成的的意志力。
f.讲究实践中不厌其烦、不辞艰辛的实验方式与方法。
g.讲究不墨守陈规、不循规蹈矩的勇于探索、勇于创新。
这一丰富多彩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在古希腊时，还未出现。某些方面即便出现萌芽，还没有成长，就毁灭在战火中了。
欧洲文明中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经历了文艺复兴前的“准备过程”，从阿奎那的用科学论证上帝的存在，到文艺复兴运动，到哥白尼革命，到布鲁诺的誓死捍卫哥白尼学说，到培根的实验科学，到伽利略全面创立近代自然科学体系，前后经历了将近四百年的时间，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才逐渐成熟完善起来——与古希腊没有关系。
中国读者对这个科学精神与方法的进化过程大体上是了解的。但对文艺复兴运动之前阿奎那的卓越贡献，大都不知道。所以有必要说说这个问题：阿奎那是基督教文化史上与奥古斯丁并列的两个贡献巨大的圣人。阿奎那一生不遗余力地要证明上帝的存在。他最终找到了证明上帝存在的途径与方法——
宇宙间、自然界、尘世与人类，其本源都在上帝那里，除此之外，人类所有的哲学都不能解释这个“本源”是什么。科学是通过对宇宙、对自然界、对尘世的研究与探索，证明上帝存在不可替代的方法：每一次科学研究的成果，例如发现了某种规律，得出了某种定律或法则，都足以说明上帝的存在——这些规律及定律、法则是从哪里来的？谁设计的？除了“是上帝的安排”这个答案以外，人类目前所见的所有哲学，都未能给出让人信服的其它解答。
不是吗？人类探讨这个问题数千年了，除了“上帝的安排”难道还有别的答案吗？
进化论创立者达尔文说人是猴子进化来的，假设进化论成立，那么猴子是从哪里来的？达尔文无语！
何况人猿同祖的进化论根本就不成立！为什么其它猴子没有变成人？人就是人。猴子就是猴子。怎么能出来人猿同祖呢？人猿同祖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科学家发现自然界宇宙间固有的和谐有序运动。都指向一个本源问题：谁设计了这种有规律、有序的运动？答案只有一个“上帝的安排”。
正因为上帝的存在，所以才有了冬去春来，夏去秋至；才有了潮涨潮落；才有了生老更替、发芽落叶等万物的有序运动。所以科学家这样赞叹：“越是深入研究自然界、宇宙间的现象，越是感到它们和谐有序运动的奇妙！越是感到万能的上帝的存在”！
历代科学家的成果都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这些规律及定律、法则都是暗含在上帝设计的自然界、宇宙间的有序运动中，只是人类能否发现罢了。于是科学家的工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涵有了无与伦比的崇高意义——科学研究的每一次成果，都是对上帝的荣耀。对于科学家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自己的成果，证明了上帝的存在，从而荣耀了上帝，让他们更感到骄傲与自豪的呢？欧洲科学家那种对科学精神坚守的意志力，都是源于他们对上帝的虔诚。
于是科学工作在欧洲人心目中变得愈发庄严神圣起来！这是中世纪教会的神职人员大多是科学工作者，教会不遗余力地创办科学的摇篮——中世纪欧洲大学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根本原因。
阿奎那认为，人天生就有的理性是人类所以能从事科学研究最不可或缺的主观条件。中国文化不讲理性，也没有理性这个概念，中国文化不认为人天生就有理性。
阿奎那发现的科学是证明上帝存在的唯一途径与方法，是基督教文化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正是这个原因，中世纪教会全身心地拥抱科学！教科书说教会敌视科学、反对科学，属于意识形态的造假说法。当然教会是人不是神。教会拥抱科学的同时也垄断了科学的解释权与终审权。这是一种僭越上帝的荒谬行为。最终导致了宗教改革的出现。这是另话了，这里不赘。
所以，欧洲科学实际上是在中世纪教会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欧洲文明中的科学及科学精神与方法，都是在基督教文化世界形成的，与古希腊没有关系。
由上述可以看出，构成现代文明的四个主要元素——自由主义、民主宪政、市场经济、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都是基督教文化贡献的。教科书说“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摇篮”，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理论根据。“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摇篮”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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