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哥的岳父母和大孙子在铁路宿舍前街家门口
“大翅子，怎么个子又高了？”
“俺的个娘来！认不出来了！”
“恁妈挺好的？恁弟弟怎么样？”
……
七嘴八舌，老邻居们有些沸沸扬扬。
在侄女的婚礼上，我见到了许多老邻居，我二哥的女儿都结婚了，我们的下一代已经成家立业了，俗话说，看孩子才知道我们老了，一点不假。
在侄女艳艳热闹的婚礼上，我见到哥哥邀请的许多邻居、我儿时的伙伴……恍惚间，我似乎又回到了生我养我的老房子，那些刻骨铭心的面孔和童年难以忘却的事件，在人声喧腾的酒桌上，又悄无声息地飞回我大脑里。
老福，还是一副阔嘴，咧着憨厚的笑，只是脸上、额上皱纹多了、深了。他大名叫“福新”，我们都习惯叫他“老福”。就像我们上小学一二年级，同学间全在姓氏前加老，无一例外地称“老王”、“老李”、“老苏”一样。
过年的时候，老福特别受欢迎，家家要讨吉利口彩，“福”字必不可少，一见老福，家家都喊“老福来了，老福来了！”争先恐后拽他进屋。
此时的老福，煞有介事，慢吞吞做出“接见”的样子，挥挥手，像慈祥的大佛，笑吟吟地挨家作拜。
老福名字里有福，可家里却不太有福。他父母是解放军入城的老干部，没文化，入城后分到工厂里，当一般的干部，子女多，家庭生活十分困难。
老福的爸爸不到60岁就患病去世了，死了以后还发生了很蹊跷的事儿：收到爸爸病故电报从潍坊赶回家奔丧的老福姐姐，刚到青岛家里就神志不清，嘴里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仔细听听，原来是刚病故爸爸的口气：“我躺在太平间里，腰上衣服硌的慌，也不来给我整理整理！”
家里人一听，忙赶到医院太平间，一看老福爸爸的腰上，衣服确实缠了个大疙瘩。这时候，老福姐姐还未见父亲面呢，她是怎么替已死去的父亲说话的呢？这成了老福询问我们的疑窦，我们也是大眼瞪小眼，百思不得其解。
当时是文革时期，破除迷信，破四旧、立四新甚嚣尘上，全社会谁敢散布死人托魂还灵之类迷信？但老福是我们从小光腚长大的伙伴，他亲眼目睹，又从不说慌，我们对他的疑惑也是更加疑惑。
1967年，我嫂子（右后）和弟弟妹妹在铁路宿舍大树下
在侄女的婚礼上，我还见到了明明。明明已经是个中年人了，他的女儿漂亮清逸，个头比明明还高。明明从小就跟我一块玩儿。明明两三岁的时候，见我们偷着抽烟，也笨拙地模仿，竟把烟顺利地抽到口里，吐出来。这让我们一帮七、八岁的孩子非常新奇，愈发撺掇明明抽烟。
明明从此就抽上了瘾。
这可能是中国年龄最小的烟民。几乎可以说明明年龄多大，他的烟龄就多大。
我记得很清楚，幼小的明明为了讨个烟蒂抽两口，趴在地上给我们磕头。
不知为什么，我对以往我们少年团伙的恶作剧式的许多行为，心里有些隐隐的难过和内疚。
在婚礼上见到明明领着他的上高中的女儿，我紧紧握着明明的手，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挺好，接着递给我一支烟，我一抽，呛嗓子。我习惯了抽烤烟型的，劲小。而明明抽的是希尔顿牌，混合型烟，劲大。
明明说：“抽别的烟像喝风，没感觉。抽烟袋最好，烟叶子劲大，不过太麻烦。”他说着咧嘴笑笑，脸色仍然像他婴幼儿时候有些白，但这时的白却夹了黄，掺了黑，掺了皱纹和憔悴，也掺了沧桑。
我搬离哥哥仍住的老宿舍许多年了，如果没有这次侄女的婚礼，我很难见到这么多的老邻居，这么多的沉淀下去的童年记忆。
我在酒桌上向老邻居们敬酒，大家无意中谈到了死去的朋友，啊，竟是那么多！谁谁……得癌症，死了；谁谁……车祸；谁谁的儿子，败血病，死了没几天……
大家很快煞住了口，意识到在婚礼上谈论死亡是不太好的事儿，大家面面相觑，有些人眼里就含了泪，低下头。
我看见建龙的媳妇用筷子蘸了杯子里的酒，悄悄洒到地下。我知道，她是在祭奠死去的丈夫，我们从小最好的哥们——建龙。
在侄女的婚礼上见到了那么多老邻居，唤起沉埋已久的记忆一万。看到建龙哥的遗孀洒酒祭奠，我当然也想到了建龙。
建龙在我们宿舍大院是公认的“才子”、“运动健将”。
他唱歌好，记忆力也好，听过几遍的歌，即能高声唱出来，大差不差。我家的小屋，是宿舍里玩伴的天堂，也是建龙个人演唱会的舞台。他唱“克拉玛依，我悲伤地离开你……”声情并茂，手里作拉马缰绳、回头依依不舍状，让我们在场的人鸦雀无声，心情随着他柔妙高亢的歌声上下起伏。
建龙还是个短跑选手，100米跑11秒7，总保持着铁中的学校纪录。
他最擅长的是踢足球，足球在他脚下，像是粘了胶，见谁过谁，射门刁钻、有劲。1970年安徽省足球队来青岛选拔队员，看中了他，带他到了合肥，训练了几个月，又退回来了。建龙自己说是他水平不够，被“涮”下来了，而青岛市体委的一个老师说，建龙水平没问题，是建龙家庭出身有问题，人家安徽省队不敢要……那时候，建龙的爸爸因为收听台湾广播，犯了“收听敌台”的“反革命罪”，被判了好几年刑，正在监狱里关押着。
建龙怪了，一样行，样样都行，可能身体条件和脑子溜到。他还擅长打乒乓球。当时青岛铁中有室内乒乓球馆，木地板上摆着十几台乒乓球桌，建龙矫健俏耍的身影从这个台到那个台，专找高手对打，他几乎没有败阵的时候。在我的记忆里，看建龙打球是个享受，他左挡右削，还凌空大力扣杀，动作优美潇洒。
建龙还养蟋蟀。他爱到深山老林里去捉蟋蟀，在宿舍里比着“斗”，最后总是建龙的蟋蟀取胜。宿舍里捉蟋蟀的人多了去了，那么多铁路“禁区”，单位大院，仓库货场，特别是荒无人烟的铁路沿线，我们宿舍里的职工都能长驱直入，“近水楼台先得月”嘛，他们连刺猬、蝎子都能逮到，个头大的蟋蟀当然不在话下。
可是建龙不惧。
后来我们知道了，建龙斗蟋蟀有个窍门，他藏了几个一模一样的蟋蟀罐，如果斗输了，他说让蟋蟀“歇息”一会再斗，其实他回屋里换成另一个蟋蟀，罐子依旧，斗士已易，以逸待劳，焉能不胜？
有一年秋天，建龙要试验把蟋蟀养过冬天。他说人能过冬，鸟也能过冬，长虫、狐狸甚至连草、树都能过冬，为什么蟋蟀不能过冬？
到天气渐冷的时候，建龙用棉花、布做了套子，把蟋蟀罐包了起来，家里还生了炉子，蟋蟀罐里是青菜叶、黄豆等蟋蟀爱吃的东西。
我们都关注着这只“蟋蟀王”的命运，盼望它能安全过冬，看看过冬后的蟋蟀是什么样。有人说蟋蟀也要冬眠，不能打扰它，要密封放好；还有人说蟋蟀不会像蛇、熊一样冬眠，要成活全靠通风，吃新鲜菜叶，得每天伺候好它。总之各种说法。
结果建龙的蟋蟀进入冬至后不几天就死了，死得莫名其妙。当时是入冬以后第一场雪，满世界找不到一个昆虫，建龙的蟋蟀还活着，我们别提有多高兴了，安安还从家里偷了一毛钱，买了盒“葵花牌”香烟，我们每人抽了一枝庆祝。可是第二天不知怎么蟋蟀的身子僵了，用柔软的草须去触它，它一动不动，嘴边的青菜叶也未吃。
我看见建龙用手捂着蟋蟀罐，哭了。他大滴大滴的眼泪流到手背上，一句话也没说，我们全在边上站着，屁也不敢放一个。
过了几年，建龙终于哪儿也没去成，只好“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下乡是最无可奈何的选择。凭建龙的条件，他完全可以到专业的文工团当独唱演员，或到体工队当运动员。那些年我们每个人都毫不犹豫地相信：建龙迟早会被专业队要走的！这样的人才，全青岛数不出几个，上哪找？
可就怪了，许多专业队来看过建龙，有的甚至还带他走过，到头来建龙总是灰溜溜回到我们铁路宿舍大院。
一次我私下悄悄问建龙，我说：“龙哥，怎么了，老走不成？”
建龙说：“命不好。俺爹进了监狱，我这一辈子也毁了，人家谁敢要咱这样出身的人？”
现在说来青年人不会相信，那个年代，家庭出身至关重要，直接决定一个人一辈子的命运。建龙的爸爸因为收听过台湾广播，关进监狱前还挂着大牌子游街。建龙和他姐姐、弟弟惨了，就业、参军、上专业队等等一律绝缘。建龙的弟弟建虎后来在青岛即墨路上卖皮鞋，成了岛城大款，后来又被公安局枪毙，这都是后话了，得空再说。
也有替建龙圆了出人头地梦的，那是我另一个邻居,“烟袋李”的闰女李小梅。李小梅喜欢唱歌，建龙就辅导她。我们看建龙教小梅，练发音，让小梅用手触摸耳后，试共鸣，然后示范，声音如何从腹腔有控制地发出，“啊……啊……啊……”
小梅唱“啊……啊……”的时候，声音尖、高，我们在边上忍不住笑了，小梅脸红了，对建龙说：“到我家去吧，守着人多我唱不好。”
好多天，他们在小梅家院子里唱，我们一帮就趴在外边墙上听。建龙说：“注意颤音，要有感情，你只有理解了歌词，才能唱出味道。”
有一首朝鲜电影插曲《美丽的南江》，小梅唱得真好，我们在外边听得悄无声息，我的邻居爱国哥哥还流下了眼泪。
这一年的年底，小梅被武汉军区一个部队文艺宣传队要走了。
我们一直希望“烟袋李”的女儿能和建龙“有一腿”，俩人结个“师生缘”什么的，可是没有。李小梅嗓子好，人也长得漂亮，到部队不久就提了干部，听说被一个部队高干儿子看中了，要调到北京去。
我听建龙的弟弟建虎说，他哥哥晚上拿着李小梅寄来的穿军装的照片，呆呆看了半宿，抽了半盒红金烟。
后来建龙在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中被动员下乡，几年后知青返城，建龙被分配到青岛汽车运输公司开车，跑长途。开着个带拖兜的大货车，天南地北的跑。建龙整天开车跑长途，吃饭没准点，得了胃病，他对自己的身体不在意，连医院也不愿意去，就那么拖拉着。工作累，他足球不踢了，乒乓球也不打了，歌也不唱了，人也老了许多。
我当兵的时候，建龙拍着我的肩膀，说：“老文弟弟，到部队，好好干，别回来了。唉……”他叹了口气。
有一年我从部队回家探亲，到建龙家玩，这时候建龙已经结了婚，他妻子知道我和建龙是一起长大的“哥们”，就向我发牢骚：“哪有你建龙哥这样的人？人家托他从外地捎鸡蛋，在路上破了几个，他花钱买鸡蛋给人补上。里外自己赔钱！”
建龙在边上说：“人家托咱捎，不就是为了便宜嘛。别瞎叨叨！”
我想，如果建龙的媳妇知道建龙活不多长时间了，她一定不会埋怨建龙。我回到部队不久，就听说建龙被查出患了胃癌，住院不到一个月，建龙就去世了。
建龙本来是一个优秀的文体人才，他没有走进专业大门，除了时代因素，恐与他的生长环境有关。
最近我读到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人丹尼尔·麦克法登回答“为什么有贫穷和富裕”时说：“你是数学奇才或者是足球奇才，但你生活在非洲，你的才能可能永远被埋没……和你生活在德国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是的，环境，包括运气，能造就不同的人生。
在侄女艳艳的婚礼上，我还知道，当年的大部分铁路工人或干部，都已经退休了，他们的孩子，就业时基本上在铁路系统，子承父业。说到当年四方铁路宿舍大院曾“出息”过那么多文艺、体育人才，众人感叹，像建龙这样的杰出人才，恐怕像恐龙一样绝迹了，九斤老太说得好，一代不如一代啊！
现在的孩子不大出息，你看老刘家孩子学提琴，练了那么多年，最好的成绩是只参加过区文化馆的演出；胡家的孙子踢足球，连青岛海牛三线预备队都没踢上，等等。
大院当年的“孩子”分析原因，有的说：“现在的孩子，娇生惯养，不能吃苦。”
还有的说：“学习太累，都忙着考大学。”也有人分析：“越是调皮放松玩乐，越能出类拔萃，巴西足球就是街头踢出来的，科班不一定行。”
我想，城市不断变迁，许多老房子不在了，但许许多多的人还在，许许多多的记忆还在，这，也是一个城市的财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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