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哥在我们整个铁路宿舍大院里，应该算是最大的官了。宿舍里的老人经常凑到一块拉呱：
“你看看前街老刘家，人家孩子怎么混的！”
“听说管了好几千人哪，不小的官啊！”
“那孩子从小就机灵，他家里就出了个他！”
“整天在电视上露面，是不是市领导啊？”
有的人弄不清科级、处级和什么厅局级，只知道媒体上经常出现名字，肯定是个不小的“官”，有的邻居还把刘哥叫成“市领导”。
刘哥长得细皮嫩肉，白白净净，他和我二哥是同班同学，记得当时我二哥那一帮哥们有些瞧不起他，嫌他女里女气，一块练拳击是“挨揍的货”，有人还嘲弄刘哥是“假大嫚儿”、“二逼”。
他和我二哥那帮弟兄玩不到一块儿，就经常跑到我们那些年龄小的圈子里来，一来二去，成了我们一帮队伍里的“老大”。
刘哥不仅年龄大我们几岁，而且确实比我们有脑子，聪明机灵。记得路灯底下有卖花生的，是农村人偷偷摸摸跑上来搞“资本主义尾巴”，赚两个外快，那时候几块钱就是个大数，工厂的工人一个月才二三十块钱，我记得买一斤面粉才一毛七分三，货币都按“厘”来算了，你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不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那就是品德有问题。传说青岛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杨葆华，造反夺权前曾经卖过花生，“一毛钱八粒”，青岛市民嘲弄杨葆华是“杨八粒”，你想想，一毛钱才买八粒，供应奇缺，来之不易啊。我们被香喷喷的花生馋的，直在路灯底下转悠。
刘哥说：“我能上去白吃，你们信不信？”
不可能吧？我们一帮孩子大眼瞪小眼，刘哥挤了一下眼，笑了笑，慢慢走到农村人跟前，在花生摊前蹲下，用手翻弄着花生，说：“买点，不过不知道炒的好不好？”
说着他拿起一个“啪”挤开，把花生仁扔进嘴里，咀嚼着，说：“嗯，不大焦，都这样吗？”
接着他又剥开一个，卖花生的农民不知道说什么好，怔怔地看着他，刘哥把花生填进口里，说一般一般，站起来转身走了。
到了黑影里，我们围上来：“刘哥，太棒了！白吃了好几个！馋死我们了！”
刘哥说：“别吆喝，我手里还藏了几个，给你们尝尝鲜。”
哇，刘哥伸出手掌，几粒花生！我们伸手就抢，刘哥马上缩回，说：“别急，一人只能吃一粒。”
说着把双粒的花生掰开，我们慢慢咀嚼着巨大的幸福。刘哥说：“就你们这些笨蛋，没钱还想吃东西，不是我，你们馋死吧！”
我们一个个点头称是。
吴大叔的小儿子虎子瞬间吃完了，歪头看着路灯底下卖花生的，吞吞吐吐说：“刘哥，我也过去说尝尝？老巴子让你尝，别人也行吧？”
刘哥鼻子哼了一声，“有本事你也过去试试，也许能行，老巴子进城，不摸潮水，你大大方方过去，别害怕，填口里就走，反正他也不能给你抠出来。”
虎子咳嗽了一声，提了提裤腰，向路灯底下走过去，我们悄悄从另一面绕过去，在暗影里偷看，虎子到底能不能赚几个花生吃，走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偷几个？我伸着脖子咽着口水，只见虎子到了花生摊前，蹲下，说：“花生焦不焦？我先尝尝。”虎子正要伸手拿，农民一个巴掌扇过来：“劲恁妈！你尝个屁！先拿钱买了再尝！”
虎子一腚坐到了地上，捂着脸，爬起来撅达撅达走了，转到远处黑影里，我们捂着嘴哈哈大笑。
刘哥咧着嘴，说：“娘的，凭你们的本事，完钱了，还是看老子的，我再去吃两个，跟着我好好学学吧！”
啊，刘哥还要去？农民已经认识他了，万一挨一巴掌，不更倒霉？我们疑疑惑惑看着刘哥，他指着我说：“老文，你马上跑回家，给我拿一条毛巾。”
拿毛巾干什么？我没动弹，刘哥揪了一下我头发：“快去！”
我跑回家，拿了一条洗脸毛巾，脏乎乎的，灰不溜秋，刘哥接过来，把毛巾扎在头上，一下子变成了在地里干活的农民，或者是“敌后武工队”。
他故意弯腰装驼背，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晃晃悠悠朝路灯下走过去。只见他在花生摊前，嗓子呼噜着，用沙哑的农村腔调说：“大兄弟，来城里卖长果了？俺王哥庄的，俺炒的比你好来。”说着拿起花生，不慌不忙地剥开，吃了一个，又剥开一个，“嗯，还中！我让俺市里的侄子拿钱来买。”
我们一帮忍不住笑了起来，可能声音大了，卖花生的农民突然站了起来，伸手要抓刘哥头上的毛巾，刘哥猫腰撒腿就跑，一边跑一边喊：“来撵我吧，后面有人抢你花生！”
农民站在那里，气的直跺脚，嚷嚷着：“王八蛋！我看着你就不是个好东西，装什么装！”
刘哥跑远了，我们跟上去，他手里还攥着几个，我们一边吃着香喷喷的炒花生，一边对刘哥说好话，刘哥确实厉害。
许多年后我从部队回青岛休探亲假，在铁路宿舍前街遇到刘哥，他已经就业，在一个不大的工厂里当工人，听说还是团支部的什么干事。他拉住我问寒问暖，问我部队形势怎么样，嘱咐我在部队上好好干，争取混到北京去。
我说惭愧啊，当兵好几年了还没入党，到北京去是不大可能了。刘哥很严肃：“千万别灰心！我看你们家里，就你还是块料。”
我提到小时候蒙毛巾尝花生，忍不住哈哈大笑，刘哥皱着眉：“过去的事儿，咱不提了。”
又过了几年，我已经转业复员，在广播电台搞新闻专题报道，突然有一天他来找我，是给他们系统团委搞的活动发新闻稿，我这才知道他已经调到上一级团委去了。后来他介绍下面企业的通讯报道员找过我多次，都是发一些表扬和自我表扬的正能量稿件，基本上是黑板报水平，他却很重视，某一篇稿子发晚了或未发，他一定打电话督促、解释，多么重要，一定帮忙云云。
不久在他们局里的一个答谢晚宴上，我又见到了老邻居刘哥，他把我拽到一边，悄悄说：“老弟，咱们是老邻居了，你无论如何也要给老哥出一次大力！”
我忙问怎么回事，我能给他出上什么“大力”？
刘哥说：“今天晚上我们局的党委书记在场，你给我们局搞过报道，有那么点关系，你过去给他敬酒，趁机说说我的事儿，我们下面一个单位刚调走了一个厂长，我很想去那儿锻炼锻炼，看组织上能不能给我这个机会，我就是从企业里出来的，抓一个厂，我还是有道道的。”
他有些紧张地转着手里的杯子，眼帘垂着，眼球却转来转去，四处撒嘛。
他压低声音说：“放心，该做的工作，咱全做了，你新闻单位的，只是给火上浇点油。”
我说刘哥，我和党委书记不是很熟，牵涉到人事安排，说话不一定管用。
他盯着我：“你就说你采访了我们行业许多人，我是最合适的，有能力有事业心，再说，用自己人，以后指挥起来也顺手嘛。是不是？特别是以后个人的事儿，谁没有退休的时候？咱年轻的能忘了他们？啊？”他话里有话，意味深长，我猜测他是想告诉我，他已经是和上面领导绑在一块的“自己人”了。
虽然咱人微言轻，但成人之美，何乐不为，何况只是敲个边鼓。于是我端着酒到党委书记那里，鹦鹉学舌般地说了刘哥告诉我的话，党委书记笑吟吟地，说你对我们单位情况很熟啊，连哪里缺一个厂长的事儿都知道。
我说哪里，刘哥是我老邻居，举贤不避亲嘛。
我刚回到座位坐下，刘哥又过来悄悄说：“哎呀！老弟，欠火候！你说话太不到位了，关键时刻掉链子！我跟在后面听了，你没说到点子上，起码你得多夸我几句，承认咱是老邻居不要紧，关键是应该趁机介绍我家家风正派，整个铁路宿舍有口皆碑……”
其实刘哥家的声誉在我们宿舍并不咋地，他妈妈抽烟喝酒不说，还经常私下偷偷聚众赌钱，在铁路宿舍借钱不还臭了牌子，有时还把农村亲戚送的土特产，高价卖给邻居们。刘哥的妈妈能说会道，站在街口骂人嘴皮子非常溜，脏话一吐一串。
“……你应该告诉我们书记，我们家，有铁路产业工人的优良传统，特别是我，从小就为人正直，善良淳朴，好学上进，我一直是学校的学生干部……”刘哥在我耳边低声说着，当他说到“从小就为人正直善良淳朴”时，我不由想起了尝花生的场面，蒙脏毛巾的敌后武工队，我一口酒差点喷出来，我怕笑出声尴尬，只好低下头，装着被酒呛着的样子，吭哧吭哧地咳嗽。
后来刘哥如愿以偿，担任了那个厂的厂长。他当了企业一把手以后，厂里搞宣传的被他指使的团团转，我也被一再骚扰，好像只要是他们单位的事儿，都应该让全市人民知道。当然也有例外，有一次他们单位职工组团上访，好像是厂里劳动服务公司搞不正之风，刘哥火急火燎，给我打电话说无论如何千方百计，坚决不能让这事传出去。群众再怎么乱不要紧，关键是别让上面知道。
我说：“刘哥，你不是刚发了报道，坚决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吗？怎么职工又无所谓了呢？”
老邻居很沉稳，在电话里说：“你怎么也那么幼稚？搞了多年新闻，你还不明白？老百姓算什么？随时可以踩死的蚂蚁！上面领导决定咱的命运，告诉你啊，考验你的时候到了，我不会亏待哥们，你放心，该花钱花钱，先把事儿捂住，灭火是第一要务，不惜任何代价，事后把单子拿来，报点发票小事儿！”
说到“把单子拿来”，我不由想到刘哥的一次请客，那回是刘哥请我们广播电台的同事，我们三番五次给刘哥单位发稿，刘哥也确实应该答谢回报一下，别忘了我们每天要处理的稿件一大堆，发谁的，报道谁，弹性太大了。刘哥还说给我们准备了小礼品，虽然上面印着他们单位的广告，但是也不便宜。
我把广播电台的主任、编辑、记者、播音员都叫上了，浩浩荡荡到了四方区一个酒店，刘哥坐在主陪位置，让我坐在对面当副陪，主宾当然是我们主任，同事们依次坐好，服务员拿着菜单过来，走到桌前问：“哪位点菜？”刘哥说：“我。”伸手拿过菜单，还没看，抬头向服务员说：“有海参吧？各吃。”服务员说：“对不起，没有海参。”刘哥说：“没有海参，那么弄个龙虾吧，大点的。”服务员说：“今天不巧，龙虾也没有，不过我们有活的基围虾，还有新鲜的黑头。”
坐在刘哥身边的电台主任赶忙说：“哎哟，老刘，这是干什么，上那些玩意干什么？咱也不是没吃过。”
刘哥指着我说：“副陪负责具体安排，他觉得靠我们单位近，谁知高档货不多，不过，这里菜做的确实不错。”
主任说：“千万别客气，咱坐一块儿就是拉拉呱，增进感情，吃什么是次要的。”
刘哥说：“主任说得很对！咱们一家人就不见外了，好好喝几杯。”刘哥转身对服务员说：“把你们有的什么活基围虾、新鲜黑头鱼，都给我上来！好好做，菜单不用看了，你给我酌量上菜，冷热搭配，荤素都有，好不好？一定让大伙吃饱吃好，这些人都是见过大世面的，青岛的无冕之王，吃不好不是我们不来的问题，是给你们曝光砸牌子的事儿！”
服务员点头哈腰，一个劲说：“哪敢？哪敢？”
我们全笑了，刘哥说：“不敢给你们曝光？他们是新闻界的大腕，拾掇你们还不是小菜一碟！”
服务员脸通红，结结巴巴说：“不是，我，对不起，我说反了，我想说我们不敢怠慢各位。放心吧，没问题，没问题！”说着弯腰倒退着走出了房间。
我有些纳闷，这个酒店明明是刘哥安排的，怎么能说是我找的呢？万一下面没弄好，质次价高，这不成了我的事了？弄不好同事们还以为我在这个酒店拿回扣呢。
我悄悄起身到了酒店前台，说看看我们房间下的菜单。前台服务员说：“你们房间啊，你们领导早安排好了，我们上去让你们点菜是根据你们领导要求，做做样子就是了。”我恍然大悟。
许多年后我在电视上看到赵本山和小沈阳演的小品《不差钱》，点菜的细节几乎完全是照搬我们刘哥的，原创在咱们青岛啊！也许是英雄所见略同，有此雷同纯属巧合，也许这类爱虚荣、巧省钱的伎俩挺普遍。
不久刘哥被提拔到了局里，好像在副局长里是分工负责工青团妇宣传之类，他把我叫到他宽大的办公室，从床底下拉出一个彩色的大硬纸盒子送给我，我推辞，刘哥有些恼：“咱们什么关系？拿着！局里专门定制的，高级床罩，机绣花边。一般的关系咱不给。”
他找我当然不是为了送什么床罩，他委托我给他召集岛城新闻界，他要和新闻界的头头脑脑吃顿饭，搞好关系，把他负责的宣传报道工作，搞的有声有色。诸如由点带面，由表及里，抓先进，树典型，掀起新一轮媒体舆论高潮，等等。刘哥嘴里说出的官方语言、会议套话，一点不隔，十分流畅自然，有时还突然降低声调，显得亲昵亲切。
我说：“刘局，这些事儿还劳您大驾，亲自出马？你们下面不是有宣传处吗？让处长办不就得了？”
“咦，那个半彪子，不行。他就知道写自己的小说，我准备下一步把他调史志办去。”刘哥放低声音，“到时候和新闻界吃饭，让处长来陪一下，给他个面子。过些天我把团委的小胡调宣传处，还是小胡写稿快，思路也活。这次请客，咱摆个大面子，你把管用的都给我请来。”
我给他列了个名单，驻青的中央级、省级新闻单位，例如新华社、人民日报、电视台、广播电台等等，本市的也有一批，当我写到“市委新闻处”时，刘哥问：“这是个什么单位？”我说：“这是岛城新闻界的业务老大，市委市府有什么活动，都是他们牵头组织报道。”
“啊哟，这个太厉害了。他们处里多少人？谁负责？你把处长的名字、电话写给我，我先请他单独坐坐。有他们出面，对内对外发稿，顺茬！”
接着刘哥又详细询问了处长抽不抽烟，酒量如何，喜欢喝什么酒，有什么个人爱好，等等，他一边往本子上记着，一边嘟囔：“把处长拿下，事儿就成了一半，是不是老弟？你是老记者了，知道内幕，我为什么找你来，咱把话可以说透，单刀直入，玩实在的，蛇打七寸，一剑封喉，哈哈哈！”
我心里暗暗佩服，刘哥真是聪明，干什么事儿总是审时度势，借势借力。不过我也知道，我这个“势”和“力”很快就过去了，等我这次给他把人召集齐了，后面基本上也没我什么事了，刘哥办事喜欢高效率，捷足先登，不讲究忌讳什么“瞒着锅台上炕”。若干年前我给他介绍我的哥们——电视台的新闻部主任，第二天他就单独去找我哥们，送礼吃饭，唱歌洗澡，很快他们就成了磕头碰蛋子关系比我还铁的“哥们”，发个电视新闻什么的，易如反掌。
过了几年，刘哥又提拔了，这次是去另外一个局当了一把手，正经八里的厅局级。这时候他出现在媒体上的频率高了，好像他也很乐意出头露面。
这时候我已经“因病离岗待退”，病症只有我自己清楚，在新闻单位呆久了，整天和些黑板报稿子打交道，跟妓女似的拉广告，写一些吹捧文章，一般人很难坚持住。我考虑过，孩子大了，绝对的经济压力小了，没有奖金无所谓，基本工资保证了温饱，咱还求什么？坚守岗位肯定能捞个仨瓜俩枣，但你得学刘哥，把一些假话套话玩溜，摆弄些冠冕堂皇脸不红心不跳，这确实是考验素质的真功夫，咱天生驽钝，只有知难而退。
自从我离开新闻第一线，见到邻居刘哥的机会就少了，他当了那么大的官，我一介散淡平民，几乎就没有见面的条件。不过，我估计就是见了面，刘哥也不一定与我打招呼，他太忙了，整天开会，据说还参加了一个国家级荣誉的评选，叫什么中华全国某某精英人物，前程似锦，可喜可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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