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鸡汤”是近年流行的一个概念，讽刺一些看了几本书、自以为有思想、有学问的人在谈文化中用精致的语言打造的说教文章。除了梁晓声以外，于丹、蒋勋（台湾）、周国平等也都是“心灵鸡汤”文章的代表人物。“心灵鸡汤”文章在大陆很流行。制造“心灵鸡汤”的作家很走红，他们都名利双收。
周国平本来是个很有前途的学者，不知为什么，他的文章越写越精致、越时髦、越成了“心灵鸡汤”。他的文章从有见识、有思想的文笔，最后成了装腔作势的奶油小生的声音。让人读了起鸡皮疙瘩。
于丹自从把论语里的“小人”讲成小孩，在其好为人师的“不能改变环境，就改变你自己”的告诫中，被大学生轰下台去后，便成了“明日黄花”，没有了往日的风光。
蒋勋借助大陆弘扬传统文化的时风，高谈阔论古典诗词很受欢迎，似乎风头正健，有点春风得意马蹄轻！不过蒋勋在疫情期间的《做功课》，充分体现了自己“心灵鸡汤”的水平与风格。疫情期间，几乎每天都有让人揪心的消息从武汉传来，蒋勋却旁若无事地做自己修心养性的功课。做功课看上去无可厚非，但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举国忧虑、人人恐慌的疫情中安心做功课的精神境界与心理情怀，却不能不让人侧目。
“心灵鸡汤”文章的共同特点是：无视人间疾苦，无视社会问题，无视人类不可避免的以苦难为主旋律的命运。用动听的语言麻醉读者的头脑与心灵；消解读者的斗志与勇气；钝化人的知觉；卑化人的心理；俗化人的精神；矮化人的境界；低化人的情感档次。
“心灵鸡汤”文章，大都对身边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卑劣与丑恶视而不见；对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宣扬“安贫乐道”的消极思想；宣扬不思进取的“知足心常乐”；宣扬逃避问题、逃避社会、逃避苦难的颓废精神。“心灵鸡汤”文章是犬儒主义在新世纪的翻版。
“心灵鸡汤”文章，在看上去不无道理的说教中，很能忽悠读者，实际上都是些没有思想见识的废话，不少“废话”属于完全错误的说法。
这里对其他人的“心灵鸡汤”文章不做具体讨论，仅谈谈读者从梁晓声文章中摘录的几条“哲理语录”，看看这些被推崇备至的“哲理语录”，到底说了些什么哲理：梁晓声说“若生命是一只蝴蝶，何不翩翩起舞？”
且不说把人比喻为蝴蝶是否恰当；作者鼓吹人人都可以“翩翩起舞”，在实际生活中是否可行呢？现实的答案基本上是否定的：那些跑外卖的大学毕业生，能翩翩起舞吗？那些不计其数的下岗职工能翩翩起舞吗？那些面对物价不断上涨、收入却不增加的小市民，在购买商品时，那副囊中羞涩中的无奈神态，怎么可能翩翩起舞呢？挣扎在温饱线上成千上万的农民哪有心思“翩翩起舞”？稍有点头脑与良知的人不仅不会相信梁晓声的“翩翩起舞”；他们会对梁晓声这种无关痛痒的“心灵鸡汤”嗤之以鼻。绝对多数中国人，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条件、没有心思像梁晓声那样“翩翩起舞”——享受体制内利益的梁晓声这几年到处演讲，在贩卖他的“心灵鸡汤”中名利双收，他确实“翩翩起舞”了。有人说梁晓声的“心灵鸡汤”都是躲在书斋里写的文章，所以他脱离社会实际情况让别人“翩翩起舞”。这使人想起了西晋皇帝司马衷，他听说由于天灾老百姓没有粮食吃，饿死了很多人。司马衷奇怪地问“为什么不吃肉”？于是司马衷这句话，成为人们嘲笑有些人在脱离实际中变得心智颟顸的一个著名笑话。
但是，梁晓声是写过几部有影响小说的作家。小说家不是躲在书斋里搞创作的人，是了解社会、了解民情的。梁晓声不可能不知道，让老百姓像自己一样地“翩翩起舞”是不可能的。那么，梁晓声贩卖让人们“翩翩起舞”这样的“心灵鸡汤”是什么意思？跟着梁晓声“翩翩起舞”就能“乐在其中”了，还是“无忧无虑”了？
小说家的梁晓声如今变成了经常高谈阔论文化的人，俨然一副文化学者的姿态。例如，他是这样给文化定义的——“文化就是：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梁晓声这段精致的诗化语言看上去挺美，却经不住推敲。下面让我们看看这几句话都存在哪些问题：
（1）梁晓声告诫读者：文化是“植根于内心的修养”。这个说法让人匪夷所思：难道还有不植根于内心的修养？修养都是植根于内心，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常识。不“植根于内心的修养”，还叫修养吗？
既然修养都是植根于内心的，那么梁晓声用“植根于内心”来修饰他说的修养，岂不是画蛇添足？所谓“植根于内心的修养”岂不是一句废话？
再说“修养”是一个中性词，是指人的文化水平与学问造诣，并没有梁晓声所要表达的那种意思。像明朝大奸严嵩的文化水平与学问造诣，在整个明朝历史中都堪称一流，能说严嵩没有修养？即便是在皇帝身边陪伴其生活的太监，哪个不是有文化、有学问的人？
例如，晚清时，外国传教士当面批评中国皇帝“太监制度是一种野蛮的摧残人性的制度”。一个很有文化的太监在旁边听了火冒三丈骂传教士：“皇上让我当太监是我三生有幸的福分！你懂个屁！”这位太监的话，也体现了他“植根于内心的修养”；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修养？
伪君子大都是有文化的人，没文化的文盲成不了伪君子。伪君子那些骗人的谎言，绝不是来自嘴边的随便说说，都是发自内心算计出来的谎言。伪君子这种“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是什么修养？
所以说，梁晓声这句“植根于内心的修养”，等于说了一句什么也说明不了的废话。
再说修养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往往是一种奢侈的要求。梁晓声用修养这个说法向大众灌输“心灵鸡汤”的说教，说明梁晓声根本就不明白修养的原旨要义是什么意思。修养不同于教养，教养是道德意义上的个人修行。修养是人在读书中、做学问中、搞创作中，达到的思想水平、精神境界、情感档次、心理襟怀——诸方面浑然而成的人格风度。
梁晓声有所不知，思想水平有高低，精神境界有高低，情感档次有高低，心理襟怀有高低。例如村姑农夫的情感与教授学者的情感，看上去都是“喜怒哀乐”。但是村姑农夫的“喜怒哀乐”，与教授学者的“喜怒哀乐”是不一样的，是有不同档次的。这个不同档次是由文化决定的。
所以，修养不是像梁晓声理解的那么简单易行。修养不仅来源于文化，更在于人学习文化后，在思想水平、精神境界、情感档次、心理襟怀上，升华到一定高度体现出的与普通老百姓不同的人格风度。所以真正的修养岂是一句“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所能概括的？梁晓声虽然是作家，却不是个称职的学者，这从他近年的文章可以看出，他的文章是对什么都知之皮毛。
不仅“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是一句文理不同的废话，接下来的说法都是同样的文理不通：
（2）梁晓声又告诫读者：文化是“无需提醒的自觉”。
这句话连中学生也能看出是病句：凡是自觉的行为，都是没有提醒的行为。凡是提醒后的行为，都称不上自觉。梁晓声怎么连这点常识都不知道？显而易见，“无需提醒的自觉”是一句既文理不通、又毫无用处的废话。问题是，梁晓声这里说的自觉是指什么？
大家都知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一种自觉；父母呵护孩子、老师教育学生，也是一种自觉；疫情发生那年，各地医生护士纷纷报名驰援武汉更是一种自觉。但是毛贼登堂入室盗窃，难道不是一种自觉行为？希特勒侵略波兰不是自觉行为？那些贪官污吏的腐败不是自觉行为？
于是看来，梁晓声根本就不知道自觉是个中性词。用一个中性词作好为人师的“心灵鸡汤”文章，什么也说明不了，只能忽悠人了。
（3）梁晓声继续告诫读者：文化是“有约束的自由”。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梁晓声并不知道自由是什么意思。
自由在人类现代文明中是一个无条件、无前提的绝对价值理念；是不可动摇、不可让渡、不可侵犯的一道最后的为人防线。
所以北美独立战争时，北美大陆人高举“不自由，毋宁死”的大旗。法国大革命时，“不自由，毋宁死”的旗帜在巴黎上空高高飘扬。
没有人承认自由是有条件、有前提的；没有人承认自由是可以约束的。如果自由是可以约束的，那么人类自古以来所有的社会，都是有约束自由的社会。只是这种约束轻重不同罢了。即便是奴隶社会、极权统治社会，老百姓也有约束的自由。否则，老百姓怎样劳动创造财富养活统治者？不过在极权统治社会里这种约束更加严厉而已。
如果“有约束的自由”的价值成立，就没有现代文明中的所谓自由了；也不可能出现自由主义这个发达国家共同遵奉的意识形态。由于人类对自由的崇尚，所以发展出了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正是以其至高无上的神圣价值成为现代文明的精神灵魂。但不是所有的人类文化都有自由这个价值理念。自由这个价值理念源于基督教文化。
从自由到自由主义，是基督教文化向人类作出的重大贡献。在基督教的原罪说原理中，隐含着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道理：上帝告诫亚当与夏娃不要偷吃园子里树上的果实，吃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最终亚当与夏娃还是偷吃了果实。上帝的告诫意味着：亚当与夏娃可能偷吃，也可能不偷吃。偷吃与不偷吃完全取决于亚当与夏娃自己作出的决定。这说明亚当与夏娃有自己作出判断与决断的能力。这个通俗易懂的故事告诉人们：人有自我判断与自我决断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天生的，不是后天教化出来的。古罗马的神学家奥古斯丁把这种能力概括为“自由意志”，他认为自由意志是上帝赋予人的能力，于是他撰写了《论自由意志》。这是奥古斯丁对基督教文化作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贡献。
人有自由意志，其实也就是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的“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这里的思想是思考的意思。思考是一般的思维活动；思想是带着疑问的思维活动，就是凡事问“为什么”的思维活动。凡事问“为什么”是人的天性。最能说明这种天性的，是幼儿园的小朋友有问不完的“为什么”。这不是幼儿教师教的，是小朋友的天性体现。这种天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征之一。
但是这种天性没有被创建中国文化的先秦人发现。中国文化一直没有解决“人是什么”“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征”是什么的问题。所以，以维护君权统治为宗旨的中国文化没有、也不可能树立起人的教育宗旨。中国教育在向人们灌输“是什么”中不知不觉地扼杀了人的天性。这是中国文化、中国教育最严重的弊端。没有发现“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征”是中国文化的根本性缺陷。这个根本性的缺陷导致了中国文化连人的“吃饭问题”都不关注。所以历代文人把四书五经读烂了，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所以“封建社会”的人一直生活在贫穷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是一种没有人的文化。
中国文化中的人都是道德教化后的人，不是本原天性的人。由于先秦人创建文化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实质就是维护君权统治。所以中国文化与教育都是为了把人打造成维护君权统治的工具。这是无人文化导致的严重后果。无人的中国文化与无人的教育宗旨，为统治者利用教育培养听话的工具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发现“人是什么”“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征”是人类进化史上的“哥白尼革命”。所以说，对基督教原罪说原理隐含的“人有自我判断与自我决断的能力”的发现，即对自由意志的发现，是人类认识自我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基督教文化对人类的一大贡献。人类从此才认清了自我，才明白了“人是什么”“人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奥古斯丁的这个发现是自由主义的真正来源。当然从自由意志到自由主义，西方哲学经历了一千五百年的进化过程才完善起来。
下面谈谈奥古斯丁的这个重大发现是怎样被后人演绎出自由这个价值理念的：既然人会思想、有自由意志，那么这种思想的结果与自己的意志，就要用语言表达，就要付诸实践。这种表达与付诸实践需要客观条件，这个客观条件就是——人可以自由地思想、自由地用语言表达、自由地将意志付诸实践活动中。如果没有这种自由，则意味着人不能思想，不能将自己的意志付诸实践——意味着人的天性受到了蔑视，人性受到了戕害，人因此活得不像人了。
但是在基督教文化里，认为人的天性能力是上帝赋予的，上帝赋予的东西是绝对的。于是基督教文化能从人的这种天性现象揭示出：自由意志是绝对的，自由意志付诸实践中不可或缺的自由的价值，也是绝对的。这是自由在西方成为绝对价值理念的根本原因。
不难看出：人能够自由地思想，自由地体现自己的意志并付诸实践，实质上这是一种权力的表现。权力与权力运用中获得的利益，构成了人的权利。所以自由最终在社会中体现为人的一种权利。于是，哲学意义上的自由在政治上转化为一种绝对的权利——这便是“天赋人权”的由来。“天赋人权”并非像教科书说的是启蒙思想家的发现。实际上远在古罗马时期，奥古斯的《论自由意志》中已经蕴含了从自由到权利的思想意绪。
中国文化里虽然没有信仰，但人们对天怀有终极的敬畏意识。人们对自己解释不了的现象或事物，都归于天的造化。例如“婴儿为什么一下生就会吃奶”？中国人通常认为“这是天生的”。例如用“天命”概括人类不能左右的生命经历。用“天谴”表达自己无能为力的终极审判。所以对天的认识，中国文化虽然没有深入开辟出绝对的价值理念，但是，对天造化的东西涵有的绝对价值，在人们的心理中是隐约存在的。也就是说，凡是天生的东西，中国人是不会轻蛮对待的，因为那是天的造化。中国人都知道，天是神圣的、绝对的存在。不计其数的历代文人却没有发现：这种敬天意识的深处隐含着“天的造化属于绝对的，凡是天造化出的东西都含有绝对的价值”。——遗憾的是，千百年来的中国文人却没有人将这个现象深入研究，没有从这个现象揭示出绝对的价值，形成精神上的绝对的价值理念。所以中国文化原本可以创建的信仰，仅一步之遥，就在这里止步了。致使以维护君权统治为宗旨的实用主义文化一统天下两千多年。中国文化没有绝对的自由价值概念，也不可能产生自由的概念。所以梁晓声把自由简单地理解为“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他提出了“有约束的自由”这个与自由的原旨要义南辕北辙的说法。
不过凡是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人，对现代文明中所谓的自由含有的绝对价值不难理解：既然自由是从人的天性（会思想）转化而来的一种权利，那么天性因为是上天的造化，所以人的天性是绝对的；绝对的天性转化而来的权利也是绝对的；这种绝对的权利含有的自由价值也是绝对的。
梁晓声不了解自由涵有这么丰富深厚的意义，自以为是地告诫读者“有约束的自由”，不仅亵渎了自由蕴含的绝对崇高的意义；也反映了作者浅薄的学养其实没有能力谈这类问题。好为人师谈的结果，只能出文理不通的病句了。所以他误以为自由就是“我行我素”，显然是把自由——这个多么重要的哲学理念理解成人的行为方式了。梁晓声对自由作这样的理解，与那些自由地跳广场舞的大妈对自由的理解没有两样。
看来，梁晓声对人类现代文明的知识很隔膜。学养不够，即便写“心灵鸡汤”这样的浅陋文章，也会弄出常识性的错误，出现语言病句。
（4）梁晓声最后告诫读者，文化是“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梁晓声并不知道：善良不是一种文化现象，善良不是教的，而是人人都有的一种天性。说文化是“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在道理上、学理上都讲不通。
既然人有自由意志、有理性，那么人就知道“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这是善良的本质底色。所以梁晓声在善良上做文化的文章，是没有意义的。善良本身也说明不了文化的意义。梁晓声这句话也是一句没有用的废话。
但是他提出的“为别人着想”这句没有实践意义的话，很有必要指出其脱离实际的弊端：梁晓声这个说法是乌托邦思想意识中的道德理想主义说教的翻版，重复了过去流行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公而忘私”“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等陈词滥调。实际上人们都知道，只有上帝“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人世间哪来的这种人？道德理想主义的那些说教的结果，除了培养伪君子以外，毫无意义。
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是：人首先是为自己着想，才能活着；人活着才谈得上其他。但是梁晓声无视这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鼓吹“为别人着想”，可能吗？梁晓声本人能“为别人着想”而活着？拿自己都做不到的标准要求别人，岂不是伪君子的谎言？道德理想主义的说教很多年了，结果怎样？作为过来人的梁晓声其实心知肚明。他为什么还要重复这些毫无用处的陈词滥调呢？
我在有关文章中讲过了，道德的本质意义是“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这不是教出来的，是人人都具备的天性。动物都知道“跪哺”“反哺”“虎毒不食子”，何况人乎？但是泛道德主义的中国文化，把道德说教作为教育的主旋律。这是中国人喋喋不休“道德、道德……”的根本原因。历史的经验教训是：道德说教没有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道德，从来都是停留在文字上、口头上，并没有变成社会风尚。所以才有了当代学者王学泰“发现另一个中国”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带来的惊世骇俗！然而，道德学家并没有从《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得到启发：泛道德主义的中国文化为什么会出现一个不讲道德的“另一个中国”游民文化社会？
所以针对中国持续千百年的道德说教，我提出了这样一个论断：“社会道德风尚，不是说教出来的，也不是‘建设’出来的。道德的本质意义‘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不用教，人人都知道。中国源远流长的道德文化的最大弊端是没有看到：道德需要生存土壤。这个生存土壤就是正义大行其道的公正社会。公权力在公开透明中运转是公正社会唯一的特征。凡是公权力暗箱操作的社会，必定是个不公正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无法讲道德的。因为讲道德吃亏，不讲道德得便宜，谁会讲道德？
例如晚清年间的官场，送礼才能办成事，这是公开的秘密。送礼是一种不讲道德的行为。但为了办成事，只好不讲道德送礼。晚清之所以风行送礼办事，都是因为晚清官场的公权力属于暗箱操作。整个官场不讲道德，让社会讲道德，可能吗？
梁晓声谈文化的文章不少，有新意的未见。大都是泛道德主义的老生常谈。这是中国文人的老习惯了。这几年中国文人在方兴未艾的文化热中有点利令智昏了，动辄谈文化。甚至连常识都不顾了，鼓噪文化：弘扬传统文化、国学热如火如荼，好不热闹。但是这种理性缺位的文化热，容易误陷荒谬的邪道上去。
这些人有所不知：所有的人所有的做法，都不能背离常识，凡是背离常识的做法都是荒谬的，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中国人在背离常识的邪道上吃尽了苦头。——这个相去不远的教训，被一些文人忘得一干二净了。以至于出现了背离常识谈文化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吃饱了忘记挨饿的文人，连最简单的生存常识都不顾了，高谈阔论不可能解决现实问题的古文化。岂不知，人首先得吃饭才能活着，人只有活着才能谈文化。当然，这里所谓的“吃饭”是对经济问题的形象概括。不过，不顾生存常识侈谈不可能解决“吃饭问题”的文化，是中国文人千年未改的陋习了。
中国历史上的文人多如牛毛，每个文人都倾其一生谈文化。由于这些不计其数的文人都无视“吃饭问题”这个生存常识，致使中国历史上从未解决过“吃饭问题”，历代王朝都有饿死人的现象，都有“人相食”的惨剧发生。如果中国文人能关心“吃饭问题”，不可能没有人发现：遵循孔子教诲的“重农抑商”，是一条永远解决不了“吃饭问题”的民穷国弱的错误政策。但是“重农抑商”这条国策持续了两千多年，到二十世纪还挥之不去呢。时至今日，不是仍然有人把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又搬出来顶礼膜拜呢！
中国文人有喜欢历史的嗜好，为什么不能从历史中发现：四书五经不管怎样博大精深，却不解决“吃饭问题”！连“吃饭问题”都不能解决的文化，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其实今日鼓噪文化的那些文人有所不知：“吃饭问题”也是文化，而且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文化。例如围绕“吃饭问题”有很多文化问题：既然“市场经济是人类致富的不二法门”，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市场经济？为什么市场经济社会没有饿死人的现象？为什么只有市场经济才是国民致富、国家强大的不二法门？市场靠什么能有序地运转？市场赖以繁荣与昌盛的奥秘是什么？什么是勃发市场经济活力的真正源泉？
可悲的是，这些被文化热冲昏了头脑的文人们，又去翻倒出不解决“吃饭问题”、绝无市场经济的先秦文化，美其名曰“弘扬传统文化”呢！
喜欢研究历史的中国文人竟看不到：晚明的“文治响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道商品经济曙光！所以提不出这样一些多么重要的文化问题：被几十年进剿倭寇搞得国库空虚的大明王朝，为什么会在隆庆皇帝一道开放海禁的圣旨中，短短几年里：不仅国库“扭亏为盈”，整个晚明社会出现了“文治响盛”的繁荣气象？晚明人以出口主导的商业活动，为什么能创造了“晚明中国是国际贸易中心”这样空前绝后的奇迹？为什么晚明时的世界白银总产量，每年有将近一半的数量通过贸易流入到中国来了？晚明为什么会出现文学、艺术、技艺、数学空前繁荣的文化气象？
但是这些问题都淹没在中国文人喋喋不休的“晚明皇帝怠政荒政”的老生常谈中了。更没有人提出“晚明的‘文治响盛’为什么是在皇帝的怠政荒政中出现”？“皇帝怠政荒政”，社会经济竟然大发展了，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
中国文人有个千年不改的陋习：应该重视的问题看不到；应该解决的问题不解决，谈不解决“吃饭问题”的文化竟乐此不疲，以至于皓首穷经地谈文化，谈了两千多年，也没有促进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但是这种谈文化的陋习今日不是又卷土重来了？不顾常识的鼓噪文化热，这叫不务正业啊！
上述这些围绕“吃饭”的问题，其实也都是文化的问题。这样说不是提倡文人都谈“吃饭问题”，而是指出谈文化应该从现实问题出发，有的放矢地谈文化。
不应该像蒋勋那样，举国都处在疫情危机中，他还在那儿贩卖自己悠闲自得中的《做功课》。更不应该像梁晓声这样借谈文化贩卖一些不痛不痒的“心灵鸡汤”。
凡是“心灵鸡汤”作者，大都是缺乏人间情怀、社会关切、悲悯意识的人。更不懂得苦难是人类永恒的命运。这类作者的精神品质，连古代的亡国之君都不如。
例如五代南唐后主李煜是个亡国之君。但是李煜在“天上人间”后，创作的几十首词，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是不可多得的精品，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不朽的代表作之一。李煜为什么能创作出这么优秀的诗词来？这不是个创作诗词的技巧问题。诚然李煜驾驭语言，有着无与伦比的的功底能力。
主要的是，李煜在“天上人间”后，自身发生了脱胎换骨的精神蜕变，形成了别人不具备的苦难意识。这种苦难意识意味着李煜从自身的苦难遭遇，看到了“苦难是一种普遍的绝对现象，是人类命运的主旋律”。于是李煜诗词在咏叹自身苦难经历中，便涵有了人类苦难命运的普遍意义。从而使自己的诗词成了人类命运咏叹调。这是李煜诗词经久不衰地广受欢迎的根本原因。
“天上人间”后的亡国之君李煜，已经不是当年风花雪月中的那个李后主；而是有着人间情怀与悲悯意识的诗人了。所以王国维称誉李煜具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苦难的襟怀”。所以说，写“心灵鸡汤”文章的梁晓声虽然声名显赫，但在精神境界上却远不及古代的一个亡国之君。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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