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商出身的茨威格晚年写回忆录，念念不忘自己是一个犹太人，所有居住在维也纳的犹太人一样，热爱这座城市。当时奥匈帝国高位是世袭的，犹太人从没想过跻身其间，而是服服帖帖遵从传统。茨威格对那个层次分明、泰然自若、秩序井然、从容不迫的世界赞不绝口，慢条斯理是那个时代的标志，这是晚年的他对匆匆忙忙的一种变相谴责。在他的回忆中，早年“匆忙不只被看做不礼貌，况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因为市民阶层生活在稳定的世界里，生活有保障，行动上有措施，从来没发生突然事件，所以没必要匆忙”。
然而，匆忙却无处不在。一战结束二战前有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苏联搞了社会主义，自从列宁的党登上俄国政坛，俄国对一切有知识的人都富有吸引力，“有人热烈赞美它，有人疯狂反对它” ，没人知道那里的真实，宣传和反宣传同样激烈，“但是人们都知道，那里很可能正在进行一次全新的实验，不管这种实验是善是恶，他们很可能决定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形式”。1928年夏天，茨威格受邀参加纪念托尔斯泰诞辰二百年纪念活动，这使得他的俄国之行淡化了政治色彩，茨威格欣然前往，有机会走进了这个红色国度，在那里呆了十四天。“我又看、我又听、有时赞赏，有时厌倦，有时欢乐，有时生气，就像不冷不热的交流电的电流一样。”茨威格看到，莫斯科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那里有壮丽的红场，旁边是宫墙和洋葱头形屋顶的建筑，有一点鞑靼人的、东方的、拜占庭的奇特风格，这也是古老俄罗斯的风格；在红场的另一端矗立着现代化、超现代化的高层建筑，犹如一群陌生的美国巨人。”“被蜡烛烟熏黑的古代希腊正教的圣象和镶嵌宝石的圣坛在暗淡的教堂里影影绰绰地放金光，而离教堂百步远的地方却是一口水晶棺材，里面躺着穿黑色西服的列宁遗体。”红场的一边是疾驶的小汽车，一边是瘦马拉着的马车。大剧院依旧是皇家气派，而郊外则是一片凋敝。但新生的苏维埃“现在想要一下子变成现代化，超现代化。”因为急于求成，反而造成了混乱，莫斯科人满为患，“由于机构臃肿，所以办事效率很低，到处是等着办事的人群。本应该订出各种‘制度’来，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结果把一切事情都耽误了或者错办了。”总之莫斯科矛盾错位无处不在，拨苗助长无处不在，自以为是无处不在。茨威格记述了一次参观工厂的经历：“他们让我参观那些中型的工厂，并且期待我们会赞扬他们，好像在欧洲和美洲还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工厂，我们不得不装出一番笑容。一个工人曾非常自豪地指着一台缝纫机对我说：‘这是电动的。’然后以期待的眼光看着我，似乎我应该大大赞扬他们一番，因为工人们都是第一次看到这种产品，所以他们虔诚地相信，是革命，是革命之父列宁和托洛茨基设计和发明了这一切。于是我强打精神赞扬一番，而在赞扬的同时又暗自觉得好笑。”茨威格怀着同情说道：“俄罗斯国家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并且像一个有才能的心底善良的大孩子。我们总是这样想而且反问自己：这个国家真的会像它打算的那样迅速地改变就面貌吗？也许宏伟的计划会变得更加庞大，或者在俄罗斯人原有的奥勃罗莫夫式的怠倦中变成泡影？我们有时候觉得可信，有时候觉得怀疑：我越看得多，心里就觉得越糊涂。”在去拜谒托尔斯泰墓的途中，茨威格与陪同的卢那察尔斯基有一番讨论，茨威格把自己看到的矛盾和心中的疑惑说了出来，他好奇托尔斯泰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的心中是否也有这样的矛盾，俄罗斯人究竟是怎样的民族，卢那察尔斯基说了这样一番话：“他（托尔斯泰）作为一个真正的俄国人想把数千年世界上的一切在他手中来个翻天覆地。”紧接着补充道：“完全像我们现在似的，想用一种方案改变一切。如果有人把我们称之为有耐性的人，那么这是把我们俄罗斯人看错了。我们的身体，甚至我们的心灵都是有耐性的，但是我们的思想却比任何民族都没有耐性。我们总是立刻想知道所有的真谛，即‘真理’。结果这位老人就是因此而心里备受痛苦。”
在俄罗斯，茨威格一刻也没有停止思索，他强烈感觉到“他们内心急于求成和有点朦胧的陶醉感”。作为一位洞彻历史与现实的思想者，茨威格很快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因为他们是人，而人总会有热情的冲动。而他们所有的人全都抱着这样的信念：他们不得不忍受物品的匮乏和短缺之苦，都是为了一个更崇高的使命。过去他们在欧洲人面前的自卑，现在变成了高度的自豪，好像他们超过了所有的人，走在了别人的前面：‘光明来自东方’，他们是未来的救世主；他们想的就是这样诚恳和正直；这就是他们所认识的‘真理’，别人只能梦想的事情将由他们来完成。”在俄国，茨威格遇到的几乎都是“我们”而不是“我”，到处受到来自“我们”的隆重欢迎，这会很容易丧失自我，不由自主赞颂这个新政权，茨威格也不得不承认，“我自己在俄国有时几乎也大唱赞歌，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我的头脑近乎发昏”。
仔细想想，世界上好多事情都是因“我”失去独立思考，而由着“我们”着急忙慌而搞砸了的。一个国家、一个社区、一个家庭、一个人都是如此，曾几何时，“大跃进”把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推进大饥荒的陷阱，始作俑者并没有忏悔，而是把责任推给了老天，说是“自然灾害”。作为犹太人，茨威格当然知道《圣经》对秩序的强调，一定熟读过《传道书》，知道万物有时，懂得谦卑的重要，这个谦卑不是在人前装君子，而是在神的里面不犯罪。
茨威格终于没有跌入苏维埃魔术般的迷境之中，“与其说是归功于我内心的克制力量，倒不如说是一位不知姓名的陌生人的提醒”，这位陌生人是谁，成了茨威格终生的谜。在俄国的每时每刻，茨威格身边总有人陪伴，其中一位女大学生兼着翻译，更是须臾不离，在一次与大学生热情会面之后，有几个人把他送回旅馆，这是十几天来难得有的一个属于他一个人空间和时间，茨威格在脱外衣时，听到衣服口袋里有纸张的沙沙声，原来有人趁他不注意塞给他一封用法文写的信，信中写道：“您不要相信他们向您说的一切，请您不要忘记，他们向您展出的让您看到的一切，他们还有许多东西没让您看。您要记住，跟您交谈的那些人，他们没有把真心话告诉您，他们也不敢，只是讲了允许讲的话。现在我们大家都受到监视，恐怕您受得监视更多。您的女翻译每天都向上级汇报您说的每一句话。您的电话被窃听，每走一步都有监视。”按写信人的要求，茨威格烧掉了这封自始至终也不知道来路的信件，自己也陷于更深的迷茫。茨威格不懂俄语，无法与民众交谈，其实即便他懂俄语，能接触到民众的机会也会很渺茫的。“更何况只有十四天时间，就所看到的，也不过是一望无边帝国中非常小的一部分！”但他自己也坦承“如果我不欺骗自己也不欺骗别人，那么我一定要说，我得到的印象，在细节上是相当动人和鼓舞的人的，但从客观上讲，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很多作家从苏联归来都很快出版了书籍，或赞或骂，而茨威格只写了几篇文章，“我认为我采取的这种保留态度是正确的，因为三个月后，俄国发生的事就不像我看到的那样；一年之后那里发生的剧烈变革，当时说的每一句话却被斥之为谎言。”总之俄国暴风骤雨式的变革是茨威格一生中极少经历的。基于常识的判断是正确认识事物的基础，茨威格能够如此清醒，这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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