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我们温馨幸福的书香之家骤然遭到灭顶之灾——人到中年谦谦君子的父亲突然被剥夺了为人子当尽孝，为人夫当尽责，为人师当尽职，为人父当尽爱的权利！
我是家中长女，时年11岁，大弟9岁，小弟6岁。我母亲是中学语文教师，父亲是中学数学教师。我姊弟仨自幼在良好的读书环境中成长，准备长大了接父母的班，当一名光荣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一切如飓风突袭，中华大地上的知识分子被最高指令“向党交心，整风给党提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感动，开始忘乎所以地响应号召交心、提意见。谁知天有不测风云，转瞬之间最高指令变成了“引蛇出洞、关门打狗”。那些交心提意见的人都成了罪证确凿的右派被打翻在地。我们家庭是那个大时代风暴中的一粒尘沙，受尽践踏却莫名其妙，不知所措。父亲性格懦弱内向，一贯言行谨慎，平时只知认真教学，从不多说话，领导号召整风他一言不发，此举并非有先见之明而是性格使然。谁知陷阱早已挖好，名额也已内定。因父亲年轻时曾加入国民党，在劫难逃，最终以历史反革命兼右派定罪逮捕——那天晚上警察给父亲戴上手铐出门时，我和弟弟抱着父亲大哭，父亲说孩子不哭，我还会回来，教你们数学题。父亲含泪对母亲说好好照顾孩子，先别告诉咱娘（乡下我奶奶），再苦再难也想着给咱娘寄点钱，难为你了。父亲被开除公职，判刑七年，去了广饶农场劳改。
一年后的1958年，山东省搞了“整风补课”运动，将漏网的右派补了进去。当时中央民盟主委章伯钧（章怡和之父）、罗隆基、葛佩奇等人已被御笔钦点为大右派，我母亲因是济南市民盟盟员，也被“补课”株连进去打成右派，由原来的月工资65元降到23元，被发配到济南南郊林场劳改，所幸每两周能回家一次。我们的家就这样几近毁灭！我们的父爱母爱就这样被摧残践踏，使我仨个孩童日日夜夜处在惊恐想念哭泣之中……我进了街道工厂干童工：糊火柴盒、纺麻线绳、蹬缝纫机累得死去活来，但每月能领到18块钱和弟弟在街道食堂买饭票勉强糊口度日。
1961年冬，52岁的父亲因胃溃疡提前出狱回来了，他满头白发，瘦骨如柴，站在门口老泪纵横，不敢进来，直到我们扑上去喊他拉他进来……啊，1961年，那是自1958年大炼钢铁，亩产万斤放卫星之后全国饿死了3600万人的年代啊！我的母亲全身浮肿之后消瘦、乳房生疮化脓，此刻奄奄一息躺在床上；我两个弟弟也因饥饿腿肿，我的手脚和脸上长满了冻疮惨不忍睹。
父亲不顾自己病体，以赎罪的心态拼命打理家。父亲的生活经验很丰富，不让我们吃食堂。我和母亲每人的20多元工资交给他，每月把计划粮买回来自己做饭。父亲在劳改农场学会了用碎砖砌炉灶，用煤末掺进黄土打煤饼，把炉子烧旺，蒸粗粮豆渣菜窝窝、熬胡萝卜地瓜粥，从此我们能比以前吃饱。父亲每天一早下河挑水，回来给母亲熬药洗疮洗衣，每星期买一块钱的骨头肉皮反复炖汤喂母亲喝，母亲的身体渐渐康复。父亲还为我弄了一个猪胰臓和肥皂捣在一起，分成十几个油乎乎的猪胰丸子，不管我下夜班还是上早班每天必定备好温水让我用猪胰子洗冻疮，不久我脸上和手脚的冻疮好了，弟弟腿上的水肿也消失了——这一切父亲都是在默默地做，然而他的胃痛发作了却躲在一旁偷偷吃止痛片……不久弟弟去了边疆兵团，我和母亲涨了工资，家中日子渐渐好了起来，父亲也能隔三差五炒个鸡蛋喝点小酒，有时还晕乎乎地劝说我们不要忘了读书用功，以后等机会考大学，考前还能给我们讲数学题。我们不愿打断他难得的好心情，也只有苦笑着随声附和——那几年是我们家平安温饱亲情团聚的日子。
文革来了，父母遭到比五七年反右更惨烈的抄家、批斗，挂牌子游街示众。母亲被她学校的红卫兵们剃头殴打、罚跪，背诵红宝书语录之后被关进牛棚，我几乎每天去学校给母亲送饭，安慰劝说母亲一定活下去。父亲在街道上被批斗之后赶回了乡下老家，孤独地住在当年奶奶遗弃的一间破房子里。房子里冷灶破锅，坍塌的土炕上老鼠出没。多亏两个弟弟轮流去看望父亲，他们每次去都是肩挑扁担，两头挂着被褥衣服、粮食，或油盐酱醋，锅碗瓢盆。去后给父亲做几个菜摆上酒，召集乡邻、村干部以及父亲当年的几个老学生一起吃饭，恳求他们照应……
1976年10月，我们去乡下接回了父亲。那时父亲已患肺结核、食道癌，身心交瘁，行走困难，他心心念念痴痴盼望的就是能在有生之年和亲人团聚，可他又怕“反革命兼右派”的戴帽身分、病残难以自理的身体连累我们，而口是心非、呜呜咽咽地说不回去了，只要你们想着我死后把我的骨灰和你妈合葬我死也瞑目了。
我们给他讲那个万恶的四人帮完蛋了，形势变好了，许多冤假错案开始平反，我们会为您老人家讨个公道！父亲终于听明白了我们的话，他哭了又笑笑了又哭，说别看我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教个高中数学一点也没问题！唉，廉颇老矣死矣！
父亲回来后透视肺结核严重，低烧咳血。我用母亲的公费医疗想了办法为父亲开药，吃饭加强营养，父亲的结核病多少得到控制。但食道癌却日益严重，医生说需交一千元做手术。当时我们工人的月工资才几十元，但只要能手术做好就住院交钱。父亲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做手术，他说白花钱遭罪，自己这把骨头上了手术台都不一定能下来。我们默然。
父亲开始吃流质饭，后来连米汤、冲鸡蛋都吞咽困难了。
1978年春天的一个早晨，父亲过了70岁的生日，带着折磨他一生的深爱安详地走了。
留下的是我们愧对厚地高天、受尽折辱冤屈苦难的父爱母爱！
爱你们的儿女庚子年清明于济南龙泉公墓叩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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