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战略
遏制战略（英语：containment，台湾和香港译为围堵政策），特指遏制共产主义和遏制共产主义阵营，是美国在冷战的反共主义的外交战略，目的是限制多米诺效应。政策始于美国驻苏联的外交官乔治·凯南的“长电报”(long telegram)，“长电报”是乔治·凯南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发送到华盛顿的，于1946年2月22日收到。凯南在他的电报中概述了苏联的信仰和实践，认为美苏必成为敌手，而在对峙中美国实力明显强过苏联。要击败苏联就得采取坚强遏制的政策，建议美国应从政治、经济、军事及意识型态各层面遏止苏联的对外扩张。该计划受到了美国当局高层的认同，促成了“杜鲁门主义”与“马歇尔计划”。在遏制战略提出不久后，前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学院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
步入外交领域
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1904.2.16－2005.3.17），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八岁那年去德国与继母住在一起，学习德语。1925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这一年经过考试，凯南进入外事系统，他能够进入这一“有东部地区上层人士”组成的外交队伍，是源于美国政府对于这一领域的改革动机，此时美国意识到自己对世界事务不能“一味置身事外，孤芳自赏”了。受训完毕，他先被派往布拉格，在那里，他颇过了一段养尊处优的生活。后来回国参加一个新成立的苏联问题专家培训班。凯南说，他在国务院的上司凯利是培训班的主办者，其目的是培养“一个受过良好教盲的革命前的旧式俄国人”。凯利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和严谨的治学作风对这个苏联专家班的人影响极大。之后凯南选择在柏林大学的东方学院入学。这所学院由俾斯麦创建，现实政治的观点甚嚣尘上，而这后来决定了凯南自己的政治观。凯南的教授多是沙皇时代的专家，而他的几位私人教师都是有很高文化素养的流亡者。他认为这些旧式的俄罗斯人富有浪漫主义的情调。凯南回忆道，“这些人都极不讲究实际，都很可怜。他们那种不顾一切的发自内心的一片深情使我感到为难，不择时间的热情来访、赠送他们所买不起的厚礼??我同他们患难与共，感到自己仿佛也是个俄国人了。”
“冷战之父”乔治·凯南
坚定的信念
凯南到了柏林一年之后才初次遇见一个真正的苏联官员。他是正在德国访问的一个贸易代表团的团员。这时凯南对苏联人的怀疑已经根深蒂固，他对这个官员所说的话大多不信。凯南在家书中写道，“我预料有一天会看到这样的消息：此人因被发现乘坐一辆非常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化的汽车去贸易代表团的住地而被送回莫斯科并在黎明时遭枪决”。他还对他在那个星期晚些时候遇到的一位苏联政府女部长做了这样的描述：“很有才华但很冷漠无情显得苍老而疲惫，许多苏联人都有那副神情；似乎他们多年来一直生活在紧张之中——他们也确是这样”。尽管他同苏联人接触甚少，但到了1930年底的时候，凯南持强硬路线的态度已基本定型了。这位年方26岁从未去过苏联的外交官对共产主义的感受如此清晰和强烈，有的历史学家把凯南的反苏主义归因于他们在莫斯科任职时幻想的破灭，但显而易见，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的这种态度是他们在国外研究俄国时生根的。尽管后来他终于成为现实主义和缓和的鼓吹者，但在30年代初期他大力强调苏美两国制度之间不可调和的分歧。他有“一个坚定而完整的信念”，1931年1月他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苏俄的现行制度同我国的传统制度对立，这是无法改变的，因而二者之问不可能有折表或妥协的余地；通过恢复外交关系或其它办法企图找到这样的折衷点肯定是不会成功的；这两种制度甚至不可能在同一个世界共存，除非在西方中的这一国或另一国的四周设立经济封锁区；二三十年之内，不是俄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就是我们变成共产主义国家。
在莫斯科感受恐怖
婚后，凯南来到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使馆任三等秘书，使他有机会瞭望苏联。1932年夏天，他以撰写契珂夫传记的理由提出访问莫斯科的要求被国务院拒绝，但后来他有机会在美国承认苏联之后，成为第一批随大使布利特进入苏联的外交官。在莫斯科的第一年，由于一桩谋杀案及其可怕的余波使凯南认识到美苏之间根深蒂固的差异，他认识到，这两个国家不可能有真正的友谊。
1934年12月，列宁格勒党魁谢尔盖·基洛夫遭枪杀。虽然后来真相大白，是斯大林自己下的暗杀令，但他却利用这一事件举行了一系列装璜门面的审判，并着手清洗内部，搞得老百姓胆战心惊。基洛夫遇刺后数日，莫斯科日益强烈的恐惧和仇外气氛浓烈，使得凯南同苏联格格不入的心情异常激烈。从那时起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凯南轮流在莫斯科和国务院苏联科工作时，恐怖阴影一直笼罩着他们和苏联的交往。凯南在他私人札记中写道，“俄国曾经开始向西方伸出一只手，但终因缺乏自信而无法完成这一动作”。此时，一位朋友发现了俄国革命前美国驻圣彼得堡使馆的一些老通信集，并把它送给了凯南。一位公使在100年前写道，“这些人满脑子都是一种古怪的迷信思想：由他们征服世界乃是天意”。对于凯南，过去的这些信件加强了他的这一信念，俄国的苦难是它的文化传统所固有的，而不仅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他写道，“信中所写的大部分情况，一个世纪之前如此，1934年仍然如此。凯南把这些旧信件加以综合写成一份电报。布利特大使同意将这份电报发往国务院，但要注明这些信件是100年前的。凯南在他的札记中写道：“我们认为应从长远的观点看俄国这些信件对我们这一观点是绝妙的印证。尽管布尔什维主义大叫大喊进行革命，但它并非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而只是改换了名称，只是俄国徒劳地、痛告地从一个莫明其妙的起点走向一个莫明其妙的归宿的道路上的另一个里程碑”。年轻的外交官在写关于克里姆林宫采用恐怖手段的报告指出：当布尔什维克尚末掌权时他们发誓不用这种手段，但一旦上台之后就把它视为“阶级斗争的绝对合法的手段”。从此开始，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写出卷帙浩繁的报告，这些报告中最突出的一份是1936年所写，题为《俄美关系的一些基术要素》。凯南在文中阐述了他毕生坚持的决定论历史观。他指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长远说来，总是由地理和历史条件造成的某些比较长久的基本因素所洪定的”。他的结论是，因此“俄美关系的前景只能是长期发生一系列的误解、失望和互相攻击”。
“永远不可能水落石出”
凯南的第一份正式报告是关于1937年1月清洗卡尔·拉狄克的审判。报告所进行的分析内容晦涩，使后来要他作出明确回答的官员们火冒三丈。他写道，“即使本案的所有情节都已水落石出——实际上肯定没有也永远不可能水落石出，西方人的思维能否明辨有罪和无辜、真情和虚构，这也是值得怀疑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已表明，俄国人的思维是无节制的——它有时把真理和谬误都加以无限延伸，使它们像两条平行线在宇宙交叉，这时二者已经难分彼此了”。
在国务院工作期间，凯南唯一的一次被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召见是有关一些美国共产党人在莫斯科神秘失踪的案件。这位年轻的分析专家对于保证在苏联的外国人权利的条约措词不严谨仍然耿耿于怀。他按自己的一贯风格对情况作了一番拐弯抹角的分析。凯南写道，“我本来是要把苏联采取的做法说个明白，但我怀疑在简短谈话结束时他也许认为我和俄国人一样糊涂”。在一份题为《美国驻苏大使的处境》的文件中，凯南就苏联对外国人的态度和苏联同美国驻苏使馆人员的争论等问题提出了详细的指控。后来他又接二连三地写出备忘录，建议在戴维斯任满之后华盛顿应推迟任命继任的大使，以对“广泛存在的猜疑和不合作的气氛”表示抗议。这一条陈如同他提出的许多采取强硬做法的建议一样，也被束之高阁。
历史地理决定论
虽然凯南的同事们对于他自作解人大发宏论往往报以苦笑，但他已慢慢在外交政策权势集团内把自己树立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哲人。他开始被人们认为能进行抽象和直觉思维、善于洞察苏联各种复杂行为的思想家，而他自己肯定也是这么认为的。在他给布利特的备忘录中刚刚开始露头的地理历史决定论观点逐渐发展为系统的哲学理论，成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撰写的那些阐明遏制理论的极为重要的电报和论文的基础。1938年5月凯南在外交学院作题为“俄国”的讲演时对此作了最初明确的表述。在这次讲演中，他缩小了Marxism意识形态的指导克里姆林宫行动的作用，而强调了俄国国民性格的“永恒特征”。凯南以他几年前发现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时几个美国大使的文电为证，指出在革命之前和之后，俄国都有“明确的个性”包括“时刻担心外国入侵，对别国歇斯底里般的猜疑”。根据凯南的论述，这种根深蒂固的个性有一部分是由于地理原因。俄国是一块幅员辽阔、气候寒冷的大陆，这引发了“极端主义”而不是极限感；同时，由于它的边界不安全，居民们无法把自己的国家看作是一块“有限定版图和明确疆界的领土”。历史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大批亚洲人几百年的入侵形成了一个“东方专制”和仇外的制度。此外，还有拜占廷教会的影响，其特点是“偏狭和搞阴谋的专制的政治制度”。凯南的结论中的决定论几乎和弗洛伊德如出一辙：“国家，如同个人那样，基本上是环境的产物，它的许多特点、它的恐惧和神经质以及它的能力都是在我们可以称之为童年的早期的种种感受的影响之下形成的。”这是一幅阴暗的情景。
长电报
二战胜利了，包括凯南在内的美国的智囊们坚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灰烟中即将出现的全球时代里，美国不应当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在为自由而斗争的进程中退却。在空中力量和核武器时代，不能依靠领士控制或浩瀚的海洋作为安全的保障。对美国安全以及世界安全的最好保证，将是在各地建立民主的代议制政府，这些政府的本质就是爱好和平的而不是侵略成性的。
此外，他们还充满了一种关系到美国和他们本身所起作用的特殊命运感。原子时代的安全将需要某种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其中美国承担领导责任。像他们自己这样懂得需要美国的决心和入的人们必领起率先作用。在那个时代一个具有无私理想的伟大民族正是由具有同样无私动机的伟大人物来领导的。这是一种非常真诚的观点，实际上也是一种正当的值得称赞的观点。正是这种观点使这些美国精英特别难以理解为什么斯大林竟然如此不愿成为同路人。而苏联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们把这一目标看作是美国经济帝国主义的一种狡诈的形式，而不是看作信奉自由贸易繁荣。一些美国人对英国人或其他欧洲人所怀有的一种自然的亲密感似乎证明了存在着一个致力于对苏联实行敌对包围的西方联盟。由美国人领导和平的想法好像是用原子外交进行威胁。美国人认为不言而喻的政治理想在克里姆林宫看来是与其安全利益背道而驰的。屡遭侵略使俄国倾向于把安全看作是尽可能更多地支配和占有领土。在时任美驻苏大使哈里曼结束使命离开莫斯科时，他把勤奋认真的使馆参赞凯南拉到一边，对他说：“现在是你负责了，你想发的电报现在你都能发了。”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大剧院发表演说，全球引起轰动。斯大林把正统的Marxism教条与提倡新的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搅在一起。他坚持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引起的。他承认苏联与“爱好自由”的西方盟国曾为消灭法西斯这一共同事业而战斗。但是引起西方最大注意的则是他提到的“敌对的”国际关系和“资本主义的包围”。他预言般警告说，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互不相容，会导致另一场战争。
凯南一向为华盛顿对苏联人的软弱态度感到失望，他再次以辞职相要挾，可是，他并没有辞职，他决定把这些使他感到灰心丧气的看法讲出来。他曾主动提出对苏联行为进行解释说明的许多看法，这些看法大部分被放入哈里曼区其他人的档案里而得不到重视。现在，华盛顿终于要正式征求他的意见了。美国想知道斯大林和他的政权在做什么，他想，“他们征求我的看法，现在，上帝作证，他们将得到我的看法”。他打电话让秘书找来两位武官，把几个人召集到使馆楼上他的寝室里。凯南边讲边构思，把这些想法像清教徒说教一般整整齐齐地分为五个部分；他继而口授了一份5540个字的、后来被称为“长篇电报”的分析意见，凯南的分析成了美国外交界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电报。
是什么引起了苏联人在国际事务中的如此表现？凯南报告说，根据他们的Marxism宣传，他们声称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由于他们认为资木主义的固有矛盾会导致西方国家对苏联发动“干涉战争”。当然，这种“既无根据又未予以证明”的理论基础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苏联党的路线不是以对俄国境外的形势进行容观分析为基础的”。凯南论证说，俄国统治者的实际动机是一种“几百年来所持的”看法：“克里姆林官对世界事务的神经过敏的观点，说到底是俄国传统的、本能的不安全感”。那么，意识形态起什么作用呢？Marxism对俄国目前的统治者来说主要是一块“遮羞布”，是用来为警察国家策略、一个封闭社会及扩张主义野心辩护的。凯南解释说，“他们从这一以利他主义为基本宗旨的教条中，为他们对外部世界本能的恐惧并为他们的专政找到了正当理由，而没有这种专政他们就不知道如何来统治。这就是为什么苏联的意图必须总是要一本正经地用Marxism来装饰，也就是为什么任何人都不应低估教条在苏联事务中的重要性。”凯南坚持认为，Marxism并不是苏联扩张主义的原因，但“它那甜蜜的诺言”使俄国传统的本能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和狡诈”这对克里姆林官的外交政策意味着什么呢？凯南预言说，“苏联将努力扩大其势力范围。”这种扩张主义最初将在毗邻地区，例如在伊朗和土耳其表现出来。此外，一个国际communism网将试图通过对“工会、青年团、妇女组织、种族因体……自由派杂志、出版社等”的渗透来破坏西方的决心。凯南的结论是可怕的。他说，苏联人认为有必要破坏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因此，美国应如何来对付如此挑战的问题“无疑是我们所曾面临的最巨大的外交任务，也可能是美国将永远面临的最巨大的任务”。事实就像电报分析的那样，随着“铁幕”落在东欧，美国意识到他们正与世界分享了一个庞大，强大和反民主的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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