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文友提出的问题很有现实意义：对民主与自由的理解，政治学者刘瑜都作如是观，更遑论普通读者了。所以我特地写了这篇文章，既是对文友的解答，也是与《俄罗斯为何走到今天》的作者商榷。
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作者对民主与自由的理解流于简单化了，这是目前学界的普遍现象。所以有必要厘清现代政治文明中民主的意义是什么：
（1）民主的核心意义是主权在民。主权的含义是：公民是国家（这里的国家含有政府的意义，下同）权力之源，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公民的，国家机器运转中的权力是公民授予的。行使国家权力的执政者是公民任命的；国家的最终决策权属于公民的。对于国家行政状况及其运转，公民有知情权、议政权、参政权、监督权。
（2）主权在民含有的意义是通过国家政体、政治程序、宪法（法律）等方式体现出来的：
A.在现代文明中国家政体的形式不尽一样。但设计国家政体的原则思想是一样的：“只有把执政者看成是不可信的无赖这个前提下设计的国家政体，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不出暴政、不出腐败”——这个设计国家政体的思想就是英国哲学家休谟提出的“无赖原则”。
欧洲人在推行“无赖原则”将近二百年的实践中，总结出国家政体最重要的特征是，议会体制下的四权分立：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新闻媒体权各自独立。议会体现公民意志；新闻媒体权属于公民的。四权分立的主要意义是，四权之间相互限制、相互监督，避免权力的高度集中。凡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绝无民主可言。
B.所谓政治程序就是国家机器的运转方式与政府的办事程序，是由宪法与具体法律规定的。换言之，国家只能在法律界定的范围内办事。国家如果干了法律未许可的事属于违法。
C.宪法（法律）的根本宗旨是，在限制国家的权力中保护公民的权利。规范国家权力的应用范围与应用方式，使国家机器能按照法律的要求运转。确定国家执政者的产生方式。
所以主权在民的通俗说法是：政府不可以干法律未许可的事；公民可以干法律未禁止的任何事。
以上所述主权在民的三个方面，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中民主的主要意义。不难看出，民主不仅是民选执政者的问题；现代政治文明的民主是主权在民体现为一套完整的、复杂的政权结构与政治程序。这套结构与程序的任何一点欠缺，都无民主可言。
转型后的俄罗斯三十多年来，并未完善出体现人类现代政治文明意义上的政权结构与政治程序，谈什么俄罗斯民主？实际上俄罗斯的民主离现代政治文明的民主还很远。
所以文章《俄罗斯为何走到今天》用太多的笔墨议论全民投票选举执政者云云，并未触及民主的要义。民选执政者仅是现代民主的表现形式之一，却不是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限制国家权力的政权结构与政治程序。希特勒上台也是民选的。但德国的政权结构与政治程序无法限制希特勒的权力。
所以从民选执政者的视角谈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局限，谈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失败，有道理。却不可能发现“俄罗斯为何走到今天”的直接原因与要害问题。
谈民主必须在一定范围内才有意义。人类进化到今天，所谓民主是现代政治文明中的民主，是主权在民体现为一套完整的政治结构与系统中的民主。舍此谈民主都是空谈。
那些空谈民主的人并未注意到：人类自古以来就有民主，但历史的经验教训是：民主本身没有什么积极意义。古希腊的民主不是冤杀了思想家苏格拉底？希特勒上台不也是民主选举的结果？文革中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任何一个普通群众都可以批斗当权派，都可以批斗自己的老师是牛鬼蛇神——这样的民主不是制造了一场空前的民族浩劫？
所以说，民主并不必然地含有进步的价值。民主能选出丘吉尔、罗斯福、里根、撒切尔夫人这类为市场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优秀政治家；也可能选出希特勒、穆加贝那样的人类灾星：希特勒的滔天罪恶自不待言；穆加贝搞集体化、国有化，把“非洲粮仓”的津巴布韦变成了饿殍遍野的穷国，不也是一场发人深省的灾难？这样的民主岂不是“挂羊头卖狗肉”？
何况民主即便含有进步的意义，也不是目的。民主仅是手段，是实现主权在民的手段；是保障自由的手段。自由才是最终目的。那么自由是什么呢？这个问题要从西方人坚守的政治理念“不自由，毋宁死”谈起。
“不自由，毋宁死”这样的话，中国文化不可能出现。因为中国文化压根就没有自由这个说法，不可能产生自由的价值理念。自由是基督教文化对人类的一大贡献。这个问题我在有关文章中详细谈过了，这里简要复述如下：
基督教的“原罪说”原理暗示人们：人天生有“自我判断与自我决断的能力”——人的理性是天生的。这是上帝赋予人的能力。圣奥古斯丁把这个天生的能力谓之曰“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征。当然，这个根本特征也是“人是万物之灵”的根本意义所在。
随着基督教文化的演进，欧洲的思想家发现：上帝赋予人的这种理性能力，实际上就是：人可以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做出决定、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自由地将自己的意志付诸实践——这是基督教文化产生自由这个理念的根源。但是人“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在实践中往往遭到外界的干预而不可能。于是自由因为实践的原因增添了一份凛然的意义：
自由是上帝赋予人的理性能力在实践中不受外界干预的“随心所欲”。这种“随心所欲”才是人活着的根本意义所在。如果人活着没有这种“随心所欲”的自由，便“活得不像人”了。从未受过奴性文化熏陶的欧洲人，不可能接受“活得不像人”，所以自由成为欧美人的生存底线。打破这个生存底线不仅意味着“活得不像人”，更意味着背离了上帝的意志！这是基督教文化世界万万不允许有的现象。
——上述关于人的理性能力付诸实践产生的自由理念之“来龙去脉”，便是“不自由，毋宁死”的来源。
但是，关于“不自由，毋宁死”这句西方文化中的著名箴言，中国读者仅看到了西方人对自由持有不可动摇的顽强意志。鲜有人发现这句箴言蕴含的”崇高而又神圣的信仰是不可亵渎的”——才是“不自由，毋宁死”的真正力量源泉。
既然“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征”是上帝赋予人的根本能力；既然自由是体现上帝赋予人的理性能力的不可或缺，那么，破坏理性能力赖以体现的自由，岂不是对上帝的亵渎？
通过以上所述自由与民主的意义可以发现，文章《俄罗斯为何走到今天》中讲的以下四个观念是很成问题的：
1.文章引用《时代杂志》主编扎卡利亚的“不自由的民主”这个说法，其实是一句空泛无用的废话。不仅三十年来的俄罗斯是“不自由的民主”，选举希特勒上台的当年德国又何尝不是一种“不自由的民主”？既然自由是目的，民主是手段，“不自由的民主”这个说法就存在逻辑问题了。
2.文章中说“自由是关于如何产生限制执政者的规则”。这句话也存在逻辑问题，让读者不明白：自由怎么成了规则？看来作者不清楚：自由并不直接产生限制执政者的力量。限制执政者，只能实现于按照“无赖原则”设计的国家政体、法定的政治程序及宪法构成的现代民主。舍此没有其它办法可以限制执政者。
3.文章中还说“民主与自由是社会转型的两个轮子”。但是民主是手段，自由是目的，用“两个轮子”对两者作比喻，显然很不恰当。这个比喻既不体现社会转型的关键问题，也不具体反映转型的社会形态。人类现代文明社会形态的主要特征是：民主宪政、市场经济、民间自治、文化多元、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当然自由主义作为现代文明的精神支柱，涵盖了科学精神、契约意识、妥协精神等精神元素。不过从实践意义上说，民主宪政与市场经济可以说是社会转型的“两个轮子”。只要这“两个轮子”运转起来了，转型中其它不可或缺的方方面面也就带动起来了。
4.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在任何国家，当政治制度迅速变革，它都可能与既有的政治习俗脱节，只能停下来等待文化缓慢的变迁。遗憾的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变迁没有捷径，它必须穿过千千万万人的心灵。”可以看出这段话的意思是：政治变革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必须首先转变，实现与政治变革匹配。否则很可能“脱节”，致使政治变革“停下来等待文化缓慢的变迁”。所以作者认为社会转型，首先是文化的“变迁”。否则政治制度的变革只能停下来。
文章的这个说法有道理，却没有普遍意义。因为现代文明中的那些发达国家经历的现代化，并非都是“停下来等待文化缓慢的变迁”，在“政治文明穿过千千万万人的心灵”后，才完成了社会转型、才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实际上大部分国家都是先完成了社会转型，公民的思想观念是在社会转型后“不得不这样生活”中开始渐渐地转变。
例如日本，虽然经过半个世纪的明治维新增强了国力，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但是明治维新并没有彻底完成日本的社会转型。人类现代政治文明更没有在当年的日本“穿过千千万万人的心灵”，日本民族的思想观念在明治维新中没有发生彻底的转变。日本的社会转型是在二战结束后，美国占领军首领麦克阿瑟利用威权逼迫日本“在一个早上”完成的。今天日本民族切合现代文明的思想观念，是日本人在社会转型后“不得不这样生活”中发生逐渐变化的结果。所以日本的社会转型并非是政治变革停下来“等待文化缓慢的变迁”后国民的思想观念成熟了，才取得转型成功。
例如台湾的社会转型是成功的。但台湾的社会转型是威权人物蒋经国在“一个早上”突然宣布抛弃原来的专制政治体制，推行现代文明政治体制。此时的台湾人的思想观念是否已经进入现代文明了？实际上此时大部分台湾人的思想观念，还停留在前现代文明中。
台湾转型成功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目前很多台湾人的思想观念还滞留在民国时期。传统文化笼罩的民国时期，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并不切合现代文明。基本价值观与现代文明是相抵触的。就是在今天，台湾的知识分子中，很多人并不完全了解现代文明的来龙去脉，不清楚现代文明的精神支柱自由主义是什么。也就是说，台湾人也是在转型后的“不得不这样生活”中，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思想观念转变。
例如当年的英国殖民地，大部分都在二十世纪成功地完成了社会转型，以国家独立的身份跻身现代发达国家，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英国殖民地国家的社会转型成功，也是威权推行现代政治文明的结果。殖民地人在转型后天长日久的“不得不这样生活”中，价值观才逐渐转变，思想观念开始融入现代文明社会。
当然英国殖民地的社会转型不是国家意义上的转型，而是殖民地在高度地方自治中，建立的“自己管自己”的地方政府，这些地方政府都是按照现代政治文明的原则创建的。这是殖民地独立后，能够迅速一跃成为独立的现代文明国家的根本原因。所以新加坡前国家元首李光耀晚年深情地感念英国，当年在新加坡创建的政治体制及其带来的现代文明的思想观念，从而促进了新加坡的现代化。承袭英国创建的政治体制的李光耀也是一位威权人物。
列举上述社会转型的事例，并非要突出威权在社会转型中的主要作用。而是说明社会转型不一定要等到“文化缓慢的变迁”后才能实现。实际上，大部分现代化国家都是在社会转型后，人们在新体制下的“不得不这样生活”中逐渐实现了思想观念的转变。
俄罗斯社会转型失败，早在叶利钦时代就埋下了隐患。叶利钦也是一位威权人物，但他不具有麦克阿瑟那种在社会转型中驾轻就熟的现代政治文明理念，叶利钦不懂、也不愿意懂：现代政治文明的政权结构与政治程序的宗旨是为了限制执政者的权力。他任期内创建的政权结构与政治程序的运作方式，都是有利于执政者发号施令，有利于维护执政者的权威。所以俄罗斯的议会是举手机器，并不真正体现“主权在民”。叶利钦未能在“无赖原则”下建立起现代政治文明的政权结构与政治程序，是俄罗斯社会转型失败的主要原因。但是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失败，却给人类留下了一些不无裨益的思想启示，这里归纳几条供参考：
（1）社会转型首先重要的是：国家要建立起完善的现代政治文明体制。学界津津乐道转型中的“文化是政治体制的载体”——都是没有实践意义的“书生论政”，“书生论政”并未看到：转型后的公民在新体制下“不得不这样生活”中，能够逐渐实现思想观念的转变。
《俄罗斯为何走到今天》认为，只有“现代文明穿透千千万万人的心灵”后，社会转型才能成功。这个说法看上去有道理，却没有实践意义。不难想象：等待鲁迅笔下的阿Q、祥林嫂等千千万万的“庸众”的思想观念转变后，实现社会转型，在实践上是不存在的。“庸众”思想观念的转变很难，他们只有在社会转型后的新体制下“不得不这样生活”。
文革过去四十多年了，看看那些白发苍苍的过来人在街上打着“怀念……”的旗帜，精神亢奋地招摇过市就知道了：人类摆脱思想落后与精神愚昧，实际上很难很难。
例如二十年前，官方报纸报道：甘肃省有个农村，不仅村民很贫穷，村民吃水都很困难，村里人吃水用水，不得不到离村子十里路之外的地方取水。省政府见状便国家投资在生活方便、有水的地方建了一个新村，动员村民全部迁到新村生活。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两年后，这些迁住新村的村民大都迁回了老村。记者问他们为什么迁回来了？村民的回答很简单：在老村生活习惯了，不愿意住新村。也就是说，这些农民宁愿过着到十里路外往家取水的苦日子，也不愿意过方便、舒适、卫生的新生活。面对这样的“庸众”还有信心谈“现代文明穿透千千万万人的心灵”？
（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转型并非是旷日持久的演进过程，始于1840年的西风东渐带来的中国社会转型，过去一百八十多年了，中国不是仍然在“转型”中离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社会转型实质上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但是革命需要威权力量的主导。所以笼统地批判威权是没有意义的。人类的历史彰显：既有推动社会发展与历史进步的威权；也有像汉武帝那种折腾国家与老百姓的威权——这样的威权都是祸国殃民的灾星。就像民主一样，威权不是目的。但威权却是对社会转型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不管是暴力革命，还是“光荣革命”，抑或是社会转型，都需要一种威权领导的强制性力量在“一个早上”实现。
就像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不是一直在惊心动魄的“交锋”中过来的？若无邓小平这样的威权力挽狂澜主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中国的改革开放恐怕早就夭折在你死我活的“姓资姓社”中了。但是过来人都知道，改革开放不过是在“一个早上”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波澜壮阔的三十年大剧的序幕。
所以社会转型不是像有些学者喋喋不休的“告别革命”“保守主义”那么“温良恭俭让”。李泽厚的“告别革命”是空头理论；时下的“保守主义”是食洋不化。学界近年高谈阔论“保守主义”，对社会转型既无指导作用，也无实践意义。“保守主义”的全部意义，不过是社会转型成功后和平环境中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基本常识。
（3）所以说，社会转型能否成功是一种宿命现象。就像“革命并非一种选择，而是社会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一样，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历史的轨迹、社会的演进不是一种规律现象。人类的发展史实，无法佐证“历史有发展规律”这个说法。
叶利钦也没有蒋经国那种毅然放弃专制体制，接受现代政治文明的高风亮节。他缺乏为了民族前途、为了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历史担当精神。蒋经国是在权力如日中天的时候放弃了专制体制，放弃了他一度推行的威权主义。这样优秀的政治家，就是在整个人类史上也是极其少见的。
这样说并非否定叶利钦的意思，而是指出叶利钦没有在现代政治文明意义上，秉着“无赖原则”建立起俄罗斯的政权结构与政治程序，是今日俄罗斯社会转型失败的直接原因。但是叶利钦摧毁腐朽的旧体制、放弃乌托邦意识形态，这些历史功绩是明摆在那里的。今日看来叶利钦较之后来者要光明磊落得多，叶利钦没有恋栈，没有利用自己的威权变着花样搞终身制。
读《午夜日记》可以看出，叶利钦是个主持正义、是非分明的领导人，是个承认西方先进文化、实事求是的政治家。叶利钦时代的世界远比今日世界要和平得多。对世界形势影响重大、对世界经济做出积极贡献的“八国会议”，是在叶利钦的积极支持下完善起来的。今日的俄罗斯现状，恐怕是在天有灵的叶利钦所不愿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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