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几十年，随着国家资源开发战略的实施，产生了一大批全国知名的资源型城市，而且这类城市大多聚集在西部地区。
其实，没有人不知道，任何地方的地下资源都不是取之不尽的，也没有一个矿区是可以无限期开采下去的。那么，当资源真的枯竭的时候，这些城市还能活得下去吗？
阜新：绝望中的突围
从1897年挖出第一锹煤开始，到1997年，辽宁煤炭重镇阜新市已经有整整100年的开采历史。所有资源型城市应有的惊喜与辉煌、繁荣与景气，它都曾有过。
然而，到1998年，因为资源接近枯竭、煤矿从十多年前就开始接连报废，阜新矿务局已经被亏损拖到了绝望的边缘，开始动员局内职工提前退休，退休后可领取300元退休金。
仅仅两年之后，整个矿务局只有阜新最大的海州煤矿在做寿终之前的最后清理，大量矿区职工没班可上，没钱可领，连下岗通知和待遇也没有，只有彻底失业。
“九五”以来，阜新市GDP年增长率仪有2.7%，比全国GDP平均年增长率9%低将近7个百分点，去年全市工业生产总值比全省倒数第二名朝阳市少了60个亿，全市有19.98万居民处于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占全市人口的1/4还要多。难怪阜新劳动培训服务就业公司总经理冯广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以全省1.4%的GDP养活全省4.6%的人口，你说阜新怎么过？”
对于一座几乎不再有任何经济增长能力的城市来说，负担着1/4处于生活“警戒线”以下的失业人口，真的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
经济转型，缓解压力，迫在眉睫。在阜新市的多方呼吁下，去年年底，国务院召开办公会议，研究落实转型方案。
今年3月正式实施转型方案的阜新市委，向全市下岗失业人员发出动员令∶向周边12个乡镇的农业示范园区疏散和发展。随后三年内，将有四万多工人身份的农民，也就是说，这座工业城市将成为一座农业城市。
然而，转型能否成功？现代化农业经济是否就是阜新的出路？还很难说。
大同：不敢想像的未来
任何一个人，对自己的未来都会有所设计，对自己的家园都会寄予希望和憧憬，然而，山西省大同市的居民没有，他们有的只是悲观与茫然、落寞与脆弱……因为，他们在自己居住和生活着的这座城市看不到未来和希望。
严格意义上讲，这座拥有280万人口，全球产煤量最大，年产量最高时达到8606万吨，真正堪称煤都的城市，并不像阜新那样到了彻底无矿可采的程度。目前，煤炭工业仍然是支撑大同经济的顶梁柱。只是已经摇摇欲坠、穷途末路。“调整产业结构”和“没有钱”是近年来这座城市各级领导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也是这座城市陷入尴尬和两难的关键所在。
去年，大同市民之间到处传播着一个消息：为了开采城市地下的优质动力煤，整座城市将迁址新疆。一时，笼罩在传闻中的这座城市，到处弥漫着疏离的气息、末日般的放纵和莫名的兴奋，人们的日常生活得过且过，不再对未来做任何打算与设计。
山西籍“第六代领衔导演”贾樟柯，去年在大同拍了两部纪录片《公共场所》和《任逍遥》，前者记录的正是一群面临迁徙者的状态，后者讲述的是一群失业工人子弟的生活。而贾正是凭《任逍遥》惟一入围去年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的华人导演。
尽管大同市政府被迫公开辟谣，市政府副秘书长说“没有听说过大同要搬迁的事”。其他官员也说传闻纯属空穴来风，但谈到大同未来的发展，却仍无定论与良方。
早在1985年，时任大同市市长的王玉军就曾向市委常委提出过：“煤炭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在大同煤炭产业迅猛发展的同时，作为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党委和政府，应充分考虑将来的替补产业。”如果当时调整产业结构或许正是良机，但是，当时大同煤炭正炙手可热，王玉军的提示没有引起重视，大多数人认为没有必要考虑那么长远的事情，而且，没有人会想到能源产业也有衰落的时候。
然而，今天，尽管煤炭储量尚有几十年的可开采期限，但末日般的生存危机已提前降临大同市的头顶。在新的能源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中，曾经紧俏的动力资源——煤炭已经沦为一般商品，而且随着西部地区更多矿产资源的开发，煤炭市场早已由当初的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的格局。在日渐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携带着多年来强力开发遗留下来的无法卸却的重负与后遗症，缺乏竞争力和不断丧失生存空间的大同市煤炭工业，已经无法支撑和维持这座城市的生存。
直至今天，大同市高层之间，仍然存在着“调产”和“固守煤炭”两种思路和意见。
调产，已错过了最佳的历史机遇，先不说转向何处，仅仅大笔大笔的转型投入，对于财政吃紧、银行惜贷的大同市来说，就是一个无法逾越的拦路虎。
转型无望的大同市只好继续向煤炭要饭吃。面对市场对燃料的环保要求越来越严格，传统的洗选煤工艺已经落后和濒临淘汰，今年，大同市投入8844万元的技改资金，完成了100万吨年生产能力的水煤浆项目，因为这一洁净燃料已有可靠输出渠道，大同市将最后的赌注押到了这里，正在努力实现1000万吨年生产能力的目标。
然而，水煤浆能救大同吗？它果真是大同的“新生之路”吗？或者，根本就是在做最后的疯狂透支？
如此没有办法和看不到明朗前景的城市，老百姓怎能不悲观和茫然无措？
铜川：在焦虑中寻梦
铜川，这座曾被誉为渭北“黑腰带”上一颗明珠的资源型重工业城市，与上面两个城市相比较，可谓动手较早，距老城25公里处、累计投入达十多亿元的新区建设，动工六年来，虽进展缓慢，但基础设施建设已基本完成，市政府也已迁入新址。人们梦想着、希望着弃掉那个没有了资源的破落无望的老城之后，能够在这里再创辉煌，形成一座新的现代化区域性中心城市。
然而，美梦能否成真？仍是一个未知数。
对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陕西经济来说，铜川功不可没。
铜川是陕西于1958年最早设立的地级市，面积3882平方公里，人口82.28万，煤炭储量30多亿吨。据考证，铜川产煤历史可上溯到汉代，距今2000多年，近代大规模开发也有100多年的历史。目前已探明或正在开采的矿产资源有煤、油页岩、水泥灰岩、耐火黏土、陶瓷黏土等四大类
20余种。
建国后，国家对铜川的煤炭开发和建材生产投入了大量资金，建起了西北最大的煤炭矿区和当时亚洲最大的水泥厂，成为全国重要的煤炭建材工业基地。
上个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铜川原煤产量占到陕西煤炭产量的70%以上，整个陕西省的工业发电主要依靠铜川矿区供煤。70年代开始，煤炭生产进入鼎盛时期，原煤产量占全省的85%，最高年产量达770万吨。除了煤炭之外，建材和铝业也是铜川市的支柱产业，当时铜川的水泥产量占全省的83.8%，电解铝占100%，在陕西乃至全国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40多年来，铜川累计为国家生产原煤3亿多吨，水泥5000多万吨，电解铝30多万吨，不仅为陕西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这些产品还远销东部沿海，并为著名的三峡工程、京九铁路、亚运会工程等做过直接贡献。
然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这座城市由于资源枯竭、优势弱化，而渐趋式微，经济迅速下滑。到1998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仅占全省的2.6%，地方财政收入只有全省总额的1.68%，在全省10个地市中，综合经济实力排到了最末位。
1999年底，铜川矿务局于1957年最早建成投产的、西北五省第一座现代化矿井三里洞煤矿停止生产，2000年按照国家政策正式破产。同时破产的还有史家河和李家塔两个煤矿。这一年，还关闭小煤窑273个，压缩煤产量287万吨，财政收入减少60%以上，全市有4.8万下岗工人，陷入了再就业无门、生活无着的困境中。
而到今年年底以前，桃园和焦坪煤矿两个主力矿井也将因资源枯竭马上关闭，几万名矿工和他们的家属又将加入贫困和失业者的行列。目前，铜川市有人口87万，市区37万人口中，就有近26万人是煤矿职工及其亲属。
铜川这座曾为陕西经济立下汗马功劳的城市，已经矿竭城衰。
早在十年以前，铜川市就为今天的结局忧心忡忡，不断从农业、旅游业等各条途径上探寻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探讨铜川问题时，省内外经济专家们曾提出过许多观点和看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全面提高铜川的战略地位，使其由一个矿业城市转变和提升为中心城市。
1993年11月，陕西省政府批准铜川市在远离老城的地方建设新区，并享受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切优惠政策，一座梦幻般的现代化新型城市在向铜川市民招手的时候，一般市民心中尚无概念。但是，随着铜川矿务局在黄陵县的建矿投产，90年代中期，一度关于黄陵将划归铜川，铜川将迁市黄陵的传闻很盛，人们以为那个梦幻城市将在黄陵。
不管怎样，铜川的败落景象已是大势所趋。
1997年11月，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将铜川市列入“中国21世纪议程”八个试点城市之一，这是西部地区惟一列入试点的城市。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大大增加。
1998年4月，铜川又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列入支持“中国21世纪议程”能力建设的试点城市之一，该项试点在国内只选了三个城市。
那么，已初具规模的铜川新区，是否可以使这座城市“焕发青春，重新振作”？
就目前人迹寥落、入住人口非常有限、投资企业更是寥若晨星的境况，还看不到人们期望中的景象。有城无市，同样是一件让人焦虑的事情。
有人对铜川能否担当起渭北中心城市的重任提出疑问，理由是，其辖区内只有耀县、宜君两县以及王益区、印台区两区，总人口不足百万，“充其量是一个大县城”，而且经济实力太弱，在陕西经济发展中处于“南遗北忘”的尴尬境地，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从西安的服务半径看，其城市定位只能是西安的卫星城市，很难自成“中心”；
还有人认为，花十多个亿，起一座命运难测的新城，有些冒险和划不来，不如将这些钱投入到老城改造和经济结构调整中。
而事实上，那些依旧窝居在被废弃的老城中的人们，他们并非不想住进新区，而是不能。多达26万的下岗失业工人及其家属，连生活都成问题，怎敢梦想迁居？何况冷清的新区并不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梦，近在咫尺，又何异于远在天涯？
让历史告诉未来
目前，在全国400多个单一结构的资源型城市中，跟阜新、大同、铜川情形相同或接近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多达近百家，都在焦虑不安地探索转型和救市的新路子，但就目前来看，还没有发现一例可资借鉴的成功典型。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跟计划经济时代资源开发的统一管控、环境保护、利益分配以及城市规划考虑不周都有关系，但是，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探测开采的新矿区，就一定能避免相同的命运吗？
历史，从来就是未来的老师。如果这些曾经因为丰富的自然资源而无比辉煌过、今天又因为资源的穷尽而无限凄凉的城市，仍然不能惊醒同样因为资源而正在辉煌或者即将走向辉煌的新城市，那么，当越来越多的“废城”在明天出现的时候，谁还有资格怪谁吗？
原载《新西部》2002年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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