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不知您读过台湾学者龚鹏程教授的著作没有？”
答：这两年看了他的几篇文章。但他的书我未看，也不想看。
问：您认为龚鹏程的文章写得怎样？
答：不怎么样。
问：为什么说不怎么样？龚鹏程是台湾来的国学大师。在大陆很走红。
答：他的文章有个共同特点：行文杂乱无章，满天抹浆糊，东扯葫芦西扯瓢中，不知他要表达什么。他虽然推崇“文以载道”，他的文章到底说了什么“道”，让人摸不着头脑。我怀疑他写文章时心里就没有个明确的“道”。不过是喜欢对什么都发言，表现自己无所不知的学问罢了。
问：您说得有道理。龚鹏程喜欢对所有的文化问题都发言。说得多了反而露出自己的浅薄与无知。例如他说哲学不是西方文化的核心。说明他不了解西方文化的发展史。您在有关文章中多次讲过：整个西方文化的发展，都是哲学思想主导的结果。不过您所说的哲学包括宗教。“西方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这是您近年多次强调的一个论断。龚鹏程教授的书我读过几部。读后感到，他对西方文化连一知半解也谈不上。对西方文化的基本常识都不清楚。他不知道“西方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更不知道宗教是个哲学问题。所以他把哲学与西方文化割裂开说事，什么也说不明白。不知我这个判断是否正确？
答：你说得不错，宗教是个哲学问题，并为哲学提供终极答案。这一点我在《人类为什么需要信仰》中有详细的论述，你可以看看作为参考。谈西方哲学，离开了基督教文化是说不明白的。西方近代哲学实际上就是在古罗马奥古斯丁的《论自由意志》开辟的道路上发展出来的。都知道《论自由意志》是部宗教书。其实是奥古斯丁用宗教语言谈了个哲学的根本问题——人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这个主要特征就是上帝赋予人的自由意志。在无信仰的文化世界，自由意志是指人天生的一种思维能力。例如幼儿园的小朋友，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问不完的“为什么”。这不是家长与老师教的，是孩子的天性。这种天性就是一种思维能力。这种能力是人的主要特征之一。
问：我看过《论自由意志》。但书中没有“自由意志就是人天生有理性，有自我判断与自我决断的能力，有凡事问‘为什么’的思维能力”——这样的文字是您从《论自由意志》中揭示出来的。所以我认为：如果说自由意志是奥古斯丁从原罪说原理中，揭示出来的一个关于人的根本特征的命题；那么，您对自由意志的阐释，则是对《论自由意志》创造性的发挥了。不知我的这个看法是否正确？
答：奥古斯丁在《论自由意志》中，仅是提出了人有上帝赋予的思维能力——自由意志。但他并没有对这种能力涵有的深邃意义作全面的阐释。可以说奥古斯丁当年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对自由意志做出全面的阐释。实际上欧洲人对自由意志的认识，经历了一千多年才完善为一种哲学理念：即广为人知的自由主义。但自由主义也不是一步到位就涵有今日这种丰富的意义的。而是自由主义这个概念被欧洲哲学家提出二百年后，才由欧洲的历代思想家逐步完善出来的。今日自由主义的丰富内涵，我在谈自由主义的专题文章中有详细的解析。
至于“人天生有理性，有自我判断与决断的能力，有凡事问‘为什么’的思维能力”——这个体现了“人的根本特征”的论断，是我从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精神支柱的自由主义内涵中揭示出来的。当然，对自由主义贡献过思想的十七、十八世纪几个欧洲哲学家，由于受时代的限制，不可能对自由主义涵有的这个关于“人的根本特征”作出今日这样明确的论断。这个论断对中国人有着重要的思想启示意义：发现中国文化的缺陷不仅仅是五四先贤所批判的那些东西。中国文化没有解决“人是什么”“人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才是最根本的缺陷。
问：所以您多次讲过：自由主义历经一千多年才完善出来。但是这些关于西方文化、西方哲学、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基本知识，龚鹏程在谈西方文化的文章里没有丝毫痕迹。说明他对西方文化并不了解。例如他断言古希腊没有史学，他为什会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
答：龚鹏程这个说法，连中学生也会问他：“难道哈佛大学、剑桥大学出版的那些举世公认的欧洲史学经典著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龚鹏程所理解的史学是《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中所体现的“封建社会”的史学思想。这是一种陈腐的史学观念。这种史学观念的意义就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资治通鉴》与二十四史就是帝王将相史，王朝轮番上演史。这种史学实际上仅是为历代统治者提供维护君权统治的经验教训——这就是龚鹏程眼中的史学价值。
但是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讽刺了“以史为鉴”的思想价值：前朝垮台的教训，从来没有为后来的统治者提供稳固王朝千秋不变的力量。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没有实质性变化的王朝更替史。这样的历史无法佐证“以史为鉴”是真理。只能说“以史为鉴”在中国史学中不过是个自欺欺人的伪命题。
龚鹏程之所以嘲笑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不是史学书，原因就在于这部《历史》不是帝王将相史，不是王朝更替史。
实际上，中国历史与社会在王朝更替中没有丝毫的进步与发展，中国人不仅受尽王朝更替之苦；还蹒跚在农业文明社会里两千多年中备受贫穷的煎熬。所以龚鹏程的史学观不仅陈腐，也说明他史学见识的孤陋寡闻。
常识告诉我们，史书意义上的历史包括两大部分：一个是史料；一个是史识。希罗多德的《历史》主要是叙述了古希腊人的生活。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怎么能说《历史》不是史学？再说，国际史学界都知道：希罗多德的《历史》与修昔底德的《战争史》、色诺芬的《长征记》，被誉为西方文化中的史学经典。三人并称古希腊三大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还被公认为西方的“史学之父”。龚鹏程说古希腊没有史学，简直是信口开河。
问：龚鹏程的文章确如您说的“杂乱无章、满天抹浆糊”，洋洋洒洒数千言，看完后不知他说了些什么。例如看了他最近写的《中西历史观的交锋与竞进》，说了太多不说大家都知道的“历史”，等于讲了半天的废话。看完后也不知道他所谓的“中西历史观”是什么。文章根本就没有谈到中西历史观是什么。所谓“中西历史观的交锋与竟进”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一个吸引读者眼球的招牌罢了。这样的文章实在是不堪卒读。这篇文章我“推荐”给您看，主要是让您看看这个享誉两岸学界的“知名学者”，就是这等水平。不知您看了没有？
答：因为是你特地让我看看，我不得不看。否则，我不会看龚鹏程的文章，浪费时间。
的确像你所说的，这篇文章要谈“中西史学观的交锋”，却没有说出中西史学观是什么。至于“交锋”的焦点是什么文章也没有谈。这样的文章属于“文不对题”罢了。让人奇怪的是：龚鹏程从哪里看到了“中西史学观的交锋”？
广州的袁伟时，上海的茅海建，青岛的李洁，北京的雷颐，都是目前在史学上卓有成就的学者，他们的著作我大都看过，未见他们提出“中西史学观交锋”的问题。我不是史学家，但我研究中西文化比较几十年了，我自信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比龚鹏程要多得多，二十四史我读过，但我没发现西风东渐后，在东西方学界出现过“中西史学观交锋”的问题。
龚鹏程恐怕不知道，考古学是与史学密切相关的一门科学。可以说没有考古学的史学，不可能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史学。中国在西风东渐以前没有考古学。中国学界出现考古学，不过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民国时期的事。这个事实在史学意义上说明了什么？
都说民国时期史学家灿若群星，这是中国学术界的自我感觉良好。实际上民国时期真正有成就、有建树的历史学家极其罕见。无一人称得上国际史学大师，因为他们的史学观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中国传统史学。他们的那点史学贡献鲜有普世价值。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
何况，既然“以史为鉴”是个从未发生过作用的伪命题，谈什么中国史学？龚鹏程扬言的中国史学观还有力量与西方史学观交锋？
钱钟书生前有句话广为人知：“东海西海，四海攸同；南术北术，道术未裂”。钱钟书认为学术与科学一样，是没有国界的。例如：“加在密闭液体上的压强，能够不变它的大小，向各个方向传递”，这是法国人帕斯卡尔发现的流体力学定律。但这个定律本身并无法兰西性质，而是具有超越国界的普世性质，有普世价值。法兰西也没有人把这个定律据为己有、说这是法兰西的。再如“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是意大利人克罗齐的一句含有普世价值的史学名言。但在意大利没有人认为这个传遍国际史学界的卓越思想属于意大利民族的。
可以肯定地说，所有在学术上、科学上含有普世价值的思想都不具有民族性质。这是常识。但在中国学界知道这个常识的人很少。
凡在学术上、科学上强调自己的成果含有民族性质的人，都体现了民族主义者才有的狭隘、短视、落后、愚昧的思想意识。中国人少有发明创造，与这种渗入骨子里的思想意识不无关系。所以民族主义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进入现代文明的最大障碍。
问：您的这番话让我突然感到龚鹏程提出“中西史学观的交锋”，就不仅仅是个反映他知识缺陷的问题了；更严重的是，暴露了一个学者不应该有的民族主义思想意识！于是我明白了：钱钟书的“东海西海，四海攸同。南术北术，道术未裂”的目的在于，批评中国学界存在的民族主义思想意识。只是钱钟书不习惯明言批评罢了。不知我这样说是否正确？
答：钱钟书文章中有冷嘲热讽语言，但几乎没有思想学术上的批判说法。这与其个性及经历有关。不过他的这段话确实如你解读的，意在批判学术界的民族主义思想意识。龚鹏程的著作我没看过，但我相信你说他有民族主义思想意识属于事实。所以他的著作不看也罢。我为什么不提倡年轻人看钱穆的书，原因也是这个道理。钱穆的民族主义思想意识十分浓厚。贯穿在他的全部著作中。钱穆这几年在学界又风光起来，与学界的民族主义思想意识很有关系。
问：龚鹏程的这种民族主义思想意识源于什么？是否与其对西方文化不了解有关？
答：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想意识由来已久，根深蒂固。这种思想意识与民族心态、与教育有关，与牢不可破的传统文化情结有关；与长期的闭关锁国有关。
闭关锁国限制了中国人的视野，看不到世界有多大；看不到西方有多先进、有多发达。1844年鸦片战争后，西风东渐以不可阻挡之势持久地席卷中国大地。但是西风东渐至今一百八十多年了，学界还存在民族主义思想意识，这个现象不是很发人深省吗？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年轻时也有民族主义思想意识。我彻底抛弃民族主义思想意识、并认为民族主义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是在1980年代开始研究中西方文化中逐渐形成的观念，前后经历了二十年的时间。在新世纪初，我基本上看明白了西方文化是什么，彻底认清了传统文化的根本缺陷是什么。于是我提出了“西方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中国文化的根本缺陷，是没有解决‘人是什么’的问题”。这两个论断是我批判民国大师的根本原因。灿若群星的民国大师，既没有看清中国文化的根本缺陷是什么；更没有认识到“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虽然那代文化大师都有留学欧美的西学背景。
问：您讲的这番道理让我有种耳目一新的感觉。龚鹏程的书中是没有这些道理的。所以我觉得国学大师龚鹏程并不了解中国先人的箴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或者说他不清楚“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深邃意义。
答：应该看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句箴言，在今天有了这样的新意：
不了解现代文明，不要谈中国文化。即便谈，也不可能谈出有价值的新东西。也就是说，没有现代文明社会的文化修养，是不可能看明白中国文化的。非要谈中国文化，只能像前人一样在中国文化圈里转悠。看不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个方向就是现代文明社会。
例如，“无代表不纳税”是现代文明社会的税权理念，意味着纳税人纳税，是花钱买政府为纳税人服务。不了解现代文明社会这个常识的人仍然认为“皇粮国税天经地义”。无法认识到“皇粮国税天经地义”是一种愚昧的文化思想。类似这种不从现代文明出发，看不明白中国文化的例子多多。足以说明：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句箴言，批评国学家高谈阔论传统文化，不仅仅是批评他们未读过先秦诸子与四书五经；还批评他们，不了解现代文明不可能看明白中国文化——这就是“不仅只有汉无论魏晋”今日的含义。
目前多如牛毛的国学家其实大都没有读过先秦诸子、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仅从民国学者对传统文化典籍的“今释”中得到了一知半解，就高谈阔论国学。属于“不知有汉敢论魏晋”！这是文人的无知与狂妄；但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不了解西方文化，便在世人面前沾沾自喜地高谈阔论中国文化，又何尝不是一种无知与狂妄？
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谈中国文化，永远走不出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怪圈。所以不了解现代文明，就不要侈谈中国文化。
问：您对“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赋予的新意太重要了！记得您曾经谈过：那些如雷贯耳的美籍华人学者，虽然长期生活在西方文化世界里，却大都不了解西方文化，不清楚自由主义是什么，不明白人类现代文明是什么，不承认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既然这样，他们都以中国文化大师自居，岂不是与龚鹏程一样“不知有汉敢论魏晋”了？
答：是啊！这些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里的美籍华人学者，没有能力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实在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他们还不如大陆的语言学家周有光明白：“从世界看中国”。
例如，余英时晚年在访谈中竟告诫大陆学者：“中国应该有中国的现代化”。这个说法反映出他对现代化的常识都不知道。余英时的著作我以前系统地看过。如今除了批判他的“文化嫁接”论需要翻翻，我不可能再看他的书了。
有人说余英时对中国文化梳理出了富有现代价值的内涵。实际上看过余英时的书就知道，这种“梳理”不过是并不高明的牵强附会，没有说服力。就像陈方正的《继承与叛逆》中对“李约瑟难题”所总结的：“科学出现在西方，是西方文化发展的逻辑结果；科学没有出现在中国，是中国文化的必然现象”。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存续一万年也不可能发展出科学。
余英时在“梳理”中曾说：要使中国文化“更化”（董仲舒语）为中国现代化的基础。这个说法实际上就是文化嫁接论。1840年后中国人搞的洋务运动，就是试图实现文化嫁接，结果失败了。而后一百多年来，文化嫁接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但梦想永远是梦想，不可能成为现实。余英时步1960年代推出《中国文化宣言》的那帮新儒家后尘，仍然继续做文化嫁接的梦，是他的学术悲剧。造成其学术悲剧的原因是：他一生也没有搞明白身在其中的现代文明是什么；不知道文化是不能嫁接的。
看过美籍华人学者的著作可以发现：他们大都不了解西方文化，不知道现代文明是什么。这是他们学术修养上的短板，是他们没有看明白中国文化的局限所在，也是他们没有超越民国大师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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