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十二年学，竟然没有基本的语言表达能力。这不是个语言技术问题，不是个方式方法问题。而是他们写文章时，压根就没有多少话说。动笔写文章却没有话说，这个现象说明：十二年的语文学习，学生没有完成必要的语言、情感、知识、思想诸方面的储备，从而造成了学生不具备起码的语言表达能力——这是个素质问题，体现了学生上学期间读书太少导致的文化修养太低。那么语文教师的这种文化修养是否就很高呢？语文教师是否就会写文章呢？
我的看法可能让你大吃一惊：语文教师的这种文化修养也不高，没有多少语言、知识、情感、思想诸方面的储备——语文教师也不会写文章。这从语文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以及他们写的文章可以看出来。这个问题，我讲两个真实的故事，就可以明白“此话不谬”。
四十年前，我是一所中学的数学教员。那时的教育上边抓得很紧。这种抓得很紧，不同于现在上边变着花样折腾教育。那时刚从“文革”过来，教育“遍体鳞伤”，需要抓紧时间救治。所以上边经常检查教师的教学工作，例如教育官员经常到学校听课。经常考核教师，甚至教师必须参加上边组织的业务素质考试。
有一次，上边发来语文教师的开卷考试。每一位语文教师写一篇关于语文教学的论文，限定时间内呈交上边统一批卷。一位语文教师因此找到我，求我为她代笔写一篇论文应付过关。我听了感到吃惊，冷静下来考虑：替她写的论文若通过了，她可以过关，皆大欢喜。如果写不好呢？她不仅会受到问责批评，并要求脱产参加培训班学习，这种学习并不光荣！也很可能因此调离语文教学岗位，我岂不是她遭殃的罪人？所以这位语文教师不管说什么，我也不答应。
但是这位语文教师已经工作十五年了，是资深语文教师。语文教师让数学教师代笔写文章，我因此有种啼笑皆非的沉重。实际上这位语文教师也是写文章时无话说，也是读书少了，“储备”少了。所以不会写文章。
对此事的感触，我写了一篇文章《教书匠不读书？》，公开发表了。批评教书匠不读书，属于不务正业。当年一位管教育的地方高官，还责成他属下的教育界，认真学习这篇文章呢！
无独有偶：有位作家朋友和我说，他的大学老师“教了一辈子写作课，不会写文章”。我不解地问他：“不会写文章，他的教授职称是怎么来的？”作家朋友说：“他的教授职称是怎么来的我不知道。但与其交往十几年了，我从未看到他写的文章，这是真的。”后来作家引见我与这位教授成了朋友。与其文字来往中发现，他确实不会写文章，发来的文字都是“新八股”，不堪卒读。
他是“文革”结束后恢复职称时第一批被授予教授职称的人。因为他是“文革”前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文革”十年耽误了他们这代人的职称。所以不问是否有论文与著作，直接授予教授，是十几年教龄中“熬出来”的。他见我读书很多，自惭不如中有点自嘲地抱怨：“‘文革’十年什么都荒废了。”
这位教授不会写文章都是情理之中的事：他读过的书不仅数量少，质量也很差。他津津乐道自己看过的文学，除了《艳阳天》，就是《创业史》……外国文学他仅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高尔基的《母亲》，以及普希金的《乡村》、果戈里的《死魂灵》。教授的阅读经历，与其文学交流都很困难。
所以不仅仅是学生不会写文章、语文教师不会写文章，教授也不会写文章！
所以，很多学生在十二年的语文学习中，没有读书，不会写文章，责任在语文教师与教授也不读书，语文教师与教授也不会写文章。为什么师生都不会写文章？这个问题发人深省。
于是让人不能不质问中国的教育：学生十二年的语文学习，竟然不会写文章，这个人们熟视无睹的严重问题，难道不应该反省中国的语文教学吗？难道中国的语文教学不是失败的吗？
实际上学生不会写文章这个现象，也导致了家教中语文补课存在严重的误区。本文不具体讨论中国的语文教学。仅谈一下家教中关于语文补课的问题。
学生写不好作文是个普遍现象。所以社会上的作文辅导班应运而生。但是参加作文辅导班的学生一个学期下来，他们写作文的水平并没有提高，这些学生写作文中仍然没有话说，仍然写不好作文。这个毋庸置疑的事实说明，家教中的语文补课是没有用的，语文补课是失败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让家长和语文教师都感到失望的现象？为了搞明白这个问题，让我们从中西方的家教谈起。
中西方家教的目的、家教的内容、方法是大不一样的。中国人的家教是功利性的，注重孩子能力的培养，之所以注重能力的培养，是为了孩子将来能过上好的生活。
西方人的家教是“练内功”，注重孩子素质的培养。这种素质培养的内容是：情感培养；意志力培养；逻辑思维培养；读书习惯培养；精神家园培养（耕耘）。西方人的家教并不具体地考虑孩子将来的生活问题。他们认为孩子将来的生活，都是孩子成年后自己的选择与创造。不过中西方人都清楚：孩子未成年前的素质若何，对其将来的生活、工作、事业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但是让中国家长想不到的是：中国人以培养能力为主要目的的家教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学生完成学业后到了社会上，他们的能力竟远不如西方学生。这是中国家教中普遍存在的一个“悖论”现象。为什么会有这个事与愿违的“悖论”现象？要想解答清楚这个问题，需要一篇长文。因为涉及这个“悖论”现象的知识很多。但对于多数家长没必要知道得那么多。这里通过学生怎样学会写文章这个具体问题，结合我自己长期写文章的经历谈谈：写文章不仅是个能力问题；更重要的是个素质问题。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明白了为什么家教中会有事与愿违的“悖论”，家教的主要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进一步搞明白其中的道理，下面从我学会写文章的几十年经历谈起：
凡是喜欢我文章的读者，都知道我是个会写文章的人。这一点我本人是认可的。我的文章以前常在《书屋》《读书》《社会科学论坛》等档次较高的杂志上发表。但是，编辑从未因我文章有技术问题而修改过。有个编辑朋友曾经和我谈过：“您的文章有时出现不适和语境的文字，需要做些改动，但‘牵一发而动全身’，很难改动。这说明您的文章具有很强的逻辑力量。”这些有关我文章的事实与说法，说明我是个会写文章的人。
实际上大部分读者并不知道，我既不是专家，也不是大学教授，更不是研究员。严格说我是个没有进过大学门的乡野学人，不仅未曾接受过大学文科的教育，1966年因为“文革”的爆发，我连解析几何还未学完，就被裹挟到“停课闹革命”的洪流里去了。从此永远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在“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青年人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这个号召中，开始了长达十年“背靠青天，脸朝黄土”的生产队生活。这样的生活不要说与写文章不搭边，就是晚饭后能拖着疲惫的身体，在土炕上点着煤油灯看点书都很难做到。不过，在那个不堪回首的日子里，我还是坚持读书不辍，主要喜欢看文史方面的书。但是为了生活出路，我还自修完了机械专业的全部课程。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那一年，我成了当地中学的一名数学教员，但是这段教学工作与写文章没有直接的关系。至于后来在“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发展经济中，我又阴阳差错地成了一名机械设计工程师，更是与写文章没有什么关系了。
退休后，我专心读书写文章中，一发而不可收：十几年里完成了二百多篇学术文章，成了自我感觉良好的“硕果累累”。其中对西方文化的解析、对人类现代文明的阐释、对中国文化的再认识、对传统教育的批判——诚如某杂志主编所评价的：“祁萌之的学术思想贡献，已经在五四那代先贤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了。”
好了，继续说下去，有“王婆卖瓜”之嫌，打住。回到写文章的问题上。
我的上述经历足以说明，我从未受过写文章的专业训练；我的全部工作，都与写文章无关。但我后来发表的很多文章又说明，我确实会写文章。我为什么会写文章呢？这个问题在退休后搞的几次讲座中，我曾经以“打倒语法家”为题讲过，深受听众欢迎。这里简要回忆一下这个家长可能会感兴趣的议题。
除了上中学时学过的语文知识，我虽然看书很多，却从未看过“语法知识”“修辞概要”“写作方法”“写作指导”等一类谈“怎样写好文章”的书。这样说，不是说这类书毫无用处。而是指出从学习这类书开始学习写文章，往往“事倍功半”，甚至也学不会写文章。所以英国人中流行着这样一句箴言“打倒语法家”。
这句箴言暗含的意思是：学习语法、学习写作方法，是不可能学会写文章的。英国人认为，学会写文章的唯一途径，就是读书。为什么这样说呢？
会写文章的人，都有这样的共同经验：写文章的过程中，没有人去考虑：语法问题，措辞造句问题，怎样组织状语从句、定语从句问题，怎样使用标点符号问题，怎样布置段落问题，怎样表达思想情感问题……都是动笔写下去中，文字从潜意识流于笔端，成了文章。我把这个过程称为“潜意识语言储备的自然流露”。提出“潜意识语言储备”这个概念非常重要！这个概念暗含着这样的重要意义：
人从少儿时学说话、学识字、学文化开始，就有了“潜意识语言储备”，这个储备是无限的，伴随人的一生。人说话怎样、文字表达怎样，反映了“潜意识语言储备”的质量与数量，“潜意识语言储备”的数量越多、质量越高，人就越会说话、越会写文章。“潜意识语言储备”来源于说话、识字、学习文化中。当然，主要来源于读书。
读书中接受的语言，会不自觉地储存在潜意识里。但是潜意识储存的语言“流于笔端”，实际上是潜意识自己选择中的流露。人的大脑只是想到哪、写到哪，潜意识语言储备会自己选择语言，大脑并不参与这种选择。潜意识为什么会有这种“自选能力”？这是个复杂的科学问题，一般读者可以忽略不计，明白写文章就是“‘潜意识语言储备’流于笔端成了文章”就可以了。
但是这种潜意识的“自选能力”，与人的精神状态有关。人处于兴奋中，“自选能力”强；相反则“自选能力”差。写文章中，凡是笔下生花，妙语连珠，精妙的语言像炒豆一样往外蹦，成了生动形象、文采飞扬的好文章，都是作者处于精神亢奋中才有的现象。所以写文章一定要“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时才写。不可“为赋新词强说愁”中动笔；更不可在无病呻吟中写文章。
长期以来，中西方文学理论家津津乐道的创作灵感，其实没有他们说得那么玄奥、神秘，灵感就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就是强烈的创作欲望。灵感是一种受外界触动出现的心理现象。这个心理现象的来龙去脉，是个复杂的科学问题。这个科学问题，属于科学家的事，即便文学家也没必要搞明白。普通读者知道玄奥、神秘的灵感，不过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创作欲望就足够了。
既然灵感需要外界触动，那么作者就需要明白，这种来于外界的触动，与生活、与读书密切相关。所以作家必须积极参与生活、必须读书。麻木不仁的人，远离生活的人，不读书的人，是不可能出现灵感的。
上述“潜意识语言储备”这个现象，告诉所有学习写文章的人：要想学会写文章，只有增加“潜意识语言储备”的数量。而多读书、读好书，是增加“潜意识语言储备”的唯一办法，舍此别无捷径他途。离开读书不可能学会写文章。实际上，凡是不会写文章的人，都是不读书的人。当然，文章写完后，斟字酌句的修改，也是写文章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那种出口成章、一气呵成、未经修改就是好文章，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好文章都是修改出来的。
我几十年的写文章经历：不是从学习“语法修辞”与“写作方法”开始学习写文章，我也从未看过这类书。我会写文章的主要原因是读书多，“潜意识储备”多，写文章中有的是话说。当然我读书是：不动笔不读书。十几部读书笔记，说明我读书的认真。家有一万多册藏书，不是为了藏书，是买回来自己看的。
我相信自己的这个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否则，英国人中流行多年的“打倒语法家”，就不会成为世界各国都重视的箴言了。
所以学校里的作文课，语文教师讲的那些关于写作文的知识，对学生写好文章，大都是没有用的。通过调研可以发现：作文好的学生，都不是根据语文教师灌输的作文知识写作文。作文好的学生必定读书多！读书多的学生，写作文时不仅有话说，也会熟练地、正确地运用语言。道理就这么简单。
中国古代没有语法理论，没有这方面的书。中国第一部语法理论书，是清末学者马建忠，借鉴西方文化中的语法知识写成的《马氏文通》。但是《古文观止》里的那些不朽的好文章，都是《马氏文通》之前的古代文人，在没有语法理论指导中创作的。
所以，我多次批评花费时间讲语法理论与写作知识的语文教师，不如把时间用在辅导学生读书上。
说了半天，怎样学会写文章就是几句简单的话：写文章实际上是一种“潜意识语言储备”的流露，是一种语言表达习惯。读书是养成这种良好习惯的唯一方法。所以学习写文章，实质上就是坚持读书不辍。
但是通过读书学会写文章，不是像吃饭、喝水那么简单。从“只有读书才能写好文章”这个角度看，读书除了潜意识的语言储备外，还有知识储备、思想储备、情感储备——它们都是写好文章的不可或缺。这些“储备”都是读者在读书中，会思考、能体会、经常做读书笔记中实现的。
所以怎样学会写文章，必须具有语言储备、知识储备、情感储备、思想储备。这些“储备”都来源于读书。所以在学会写文章这个意义上说，读书是一个坚持写读书笔记的“储备”过程。至于读书笔记怎样写，这个问题我有另一篇文章详细介绍，这里不赘。
众所周知，喜怒哀乐的情感是人的天性。那么，为什么会存在“情感储备”这个问题呢？情感虽然是人的天性，但是实际生活中，人的情感是有档次差异的。知识分子与没有文化的农夫村姑的情感，是大不一样的。写文章往往是为了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这种思想情感如果低俗，文章的质量可想而知。所以通过读书实现“情感储备”，实质上也是作者在读书中，实现情感档次的提高。
那么，“思想储备”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里说的思想就是看法，只是这种看法含有前所未有、与众不同、超越世俗的意义。否则看法流于平庸就不是思想了。问题的关键在于，思想是写文章过程中驾驭文字的主导力量。所以当代作家汪曾祺生前在武汉大学谈文学创作的报告中，特地提出了“小说最重要的是思想”这个著名论断。那么，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换言之，人怎样才能有思想？
有人说，“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来的”。这个说法经不住推敲：思想可能来源于实践；但实践并不必然的产生思想。何况人类的绝大多数思想并非来源于实践。否则，那些生活在实践中成千上万的人民大众里，会出现多如牛毛的思想家了。但是思想家在人类中属于凤毛麟角，能占人类比例的千万分之一？不知道。
事实上，思想家大都不是实践家，思想家不参与实践活动。康德是卓越的思想家。但康德一辈子也没有什么实践活动，他的生命基本上是在大学讲坛与图书馆里度过的。孔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但孔子不是实践家。所以人们笑话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其实思想与丰富多彩的实践没有因果关系。思想只能来源于人的思辨、思考，来源于思想——这里所谓的“来源于思想”中的思想，是指“为什么”导向的逻辑思维活动。这种思维活动与一般的思考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思考是带着问题的思考，即帕斯卡尔所说的“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中的思想。这里的思想是动词。一般的思想是名词。于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便明晰起来：
思想来源于“为什么”的思维活动。这里的“为什么”体现了人的质疑精神。所以，人要有思想，首先要凡事问“为什么”，要有质疑精神。所以马克思终生不易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
中国教育，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自古以来不培养人的质疑精神，也不培养“为什么”的思维能力。“政教合一”的教育，只准学生接受“是什么”，不准学生问“为什么”。这样的教育结果，学生本来天生会问“为什么”，毕业后再也不会问“为什么”了。所以，中国文化鲜有思想，是中国人缺乏质疑精神、不会问“为什么”的必然结果。
不会问“为什么”只会问“是什么”的思维方式属于人性的病态畸变——这是教育戕害学生天性的“铁证如山”！
西方文化中有句箴言广为人知：“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其实就是凡事问“为什么”的思维。但，不是谁都能提出问题来的，能提出问题，是水平的体现。这个水平主要是在读书中形成的。于是“读书是学会写文章的不二法门”，便进一步升华出这样的意义：读书中能提出问题，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怎样读书的一个关键问题。所以从读书到学会写文章，中间有个问题意识与质疑精神必须时刻把握。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一再强调的读书笔记，就是读书中提出问题，笔记中记下问题，思考问题。
不过读书不是个简单的事，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很多。例如书籍浩如烟海，人生有限，读一辈子的书，也难以是沧海一粟。怎样选择读书，读什么书，对一般家长来说是个困难，如何帮助孩子解决读书问题，便是摆在家长面前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到此打住，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拙文《家长怎样指导学生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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