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什么是旧体诗？应该搞清楚。因为，就是在教育界，对什么是旧体诗也不是都清楚。例如，某大学中文系教授所理解的旧体诗就是古典诗词。实际上，旧体诗是指近代以降，人们写的以格律形式为主的古体诗，用来区别白话文断句的新诗。所以旧体诗与古典诗词不是一回事。中文系教授望文生义，说明他对近现代中国文学史缺少了解。
文学界在最近讨论现代旧体诗中，都高度评价郁达夫的《钓台题壁》与汪兆铭的《舟夜》，认为郁达夫与汪兆铭是一百多年来旧体诗界熠熠生辉的“双星座”。这个评价是否恰当可以讨论。但是像有点诗名的旧体诗人岳坦那样，完全否定汪兆铭的旧体诗，则属于因人废言了，是不可取的。
岳坦不同意《双照楼诗稿·序》中的说法。他认为余英时的序言，对汪兆铭的汉奸罪行百般回护。并指出汪兆铭的旧体诗，在国难当头中表达了“悲观绝望、消极低沉情绪”。在岳坦看来，这样的诗不足道。
余英时在《双照楼诗稿·序》中实事求是地谈了汪兆铭的人生经历所体现出的复杂心路历程，了解这个心路历程是欣赏汪兆铭旧体诗的重要条件。于是必定要涉及到日本侵华战争前夕出现的“抗战与议和”的不同意见。
当年议和的声音主要来自胡适、陈寅恪、吴宓等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及国民党内少数官僚。这些希望议和的文化人，都清楚中日两国的国力及军事力量的巨大差异，认为战必败。他们都未忘相去不远的中日甲午海战的惨败教训。“马关条约”的国耻，还在这些有头脑的文化人身上隐隐作痛。
甲午海战开打之前，举国一片喊打的声音。只有李鸿章等极少数能睁眼看世界的人，看到了中日两国军事力量相差悬殊，若与日本开战，中国必败。但是集中了民族主义情绪的满清最高统治者，还是在全国一片喊打声中，下旨与日本在黄海打起来了，最后惨败：割让土地、战争赔款。
但是30年代的抗战前议和的声音，未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公开场合及媒体中。因为在中国文化中，特别是南宋以降，人们普遍认为妥协议和意味着投降、意味着出卖国家利益。认为妥协议和者就是背叛民族的汉奸。
曾国藩当年处理天津教案后，仰天长叹的一番话很是意味深长，至今仍有启示意义：
用让步妥协处理天津教案，是目前条件下的最佳办法与最好结果。否则不让步妥协，只能再起战事。我们目前没有能力开战。战败后果不堪设想。但是中国人视妥协让步为汉奸，这种思想意识六百多年了。不仅全国人会骂我是汉奸；后人也难以为我摘掉汉奸这个恶名。但我用妥协让步完成了别人不能完成的任务！实际上两军对峙，若开战胜利无望时，妥协让步又何尝不是一种最好的选择？难道在打不过人家中开战，造成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就好？
曾国藩料事如神，看到了后世很难为他的汉奸恶名平反：二十世纪中叶，陈伯达的代表作《汉奸刽子手卖国贼曾国藩的一生》是大陆的“干部必读”之一。此时曾国藩已经去世近百年了。
文章跑马了，回到抗战与议和题上：
1937年在庐山发表抗战演说的国家元首，不及时反省：“九一八事变”的重大失误，不仅仅是东三省的大片国土沦陷敌手；更严重的后果是：工农业发达、经济富庶的东三省成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最理想的大后方！国家元首不内疚：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中国有六年的时间准备打仗。但这六年的时间中国政府都干什么去了？以至于“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的军队兵败如山倒，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全部沦陷，大半个中国成了敌占区；首都南京仅仅半年就被日军占领后开始“大屠杀”了。
那个庐山演讲中力主与日本开战的国家元首，在他撤离南京退守重庆之际，天真地拜托南京守城将领唐生智：“你坚守一年，我肯定就打回来了。”结果南京连一个月也没守住就沦陷了。这样说不是批评唐生智指挥的国军未能尽责，而是在空、地联合进攻的强大炮火下，所谓守城就是死人！那些守城壮烈殉国的国军将士固然让人肃然起敬。问题是，当年的国军中凡是有点军事常识的人，例如白崇禧、李宗仁、陈诚等高级将领，都认为南京的地理位置无险可守，守军在日军的四面合围中必败。他们一致反对守城。但是旧文化中的一介武夫蒋介石不怕死人，固执己见地认为：守住南京就守住了中国人的抗战决心。于是国家元首的错误决定了南京遭受“大屠杀”的命运。
本文在这里不吝笔墨地叙述这段惨痛历史，在于告诉读者：汪兆铭是在南京沦陷大屠杀后的悲愤中，与蒋介石商讨议和失望中出走的。
不过，应该总结教训的历史被忽视了：抗日战争，中国用三千五百万人伤亡的巨大代价换来了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接收官员“五子登科”的欢腾雀跃；换来了民主主义者鼓吹“八年抗战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打出了“中国人的精神”。
当事人回忆录中有个真实的“历史瞬间”很值得玩味：汪兆铭得知太平洋战争爆发，他的第一反应是用头撞墙中哭天喊地：“我错了。”他为什么说“我错了”？大概不仅仅是意识到南京伪政权必然的结局吧？太平洋战争意外的突然爆发，摧毁了汪兆铭的“曲线救国”！但是太平洋战争，这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历史的偶然。这个历史的偶然决定了日本的必然命运。所以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学者，不能不理性地提出这样的假设：如果没有太平洋战争，没有美国参战，所谓“八年抗战”能结束吗？中国十八年能把日本打败吗？这个假设后边的进一步假设很有意味：没有太平洋战争，会有后来民族主义者自豪的“八年抗战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中国人的精神”吗？何况这些民族主义者忘记了：日本侵华战争不是八年，而是十四年啊！
诚然，历史的假设是没有意义的。但历史假设的逻辑是存在的！这个逻辑，那些骂汪兆铭是汉奸的人恐怕一辈子也不会明白。
至于汪兆铭后来附逆中的汉奸问题，流行多年的说法都是源于蒋公对汪兆铭的憎恶。这些教科书的说法并非全是有道理的。
李宗仁回忆录中对汪兆铭的附逆便多了一点理性的认识。李宗仁实事求是地告诉人们：汪兆铭附逆后并无积极破坏抗战的做法，也没有对其渊源深厚的旧部，例如张发奎等国军将领动过招降纳叛的念头。抗战中李宗仁指挥大战结束后，军队撤退时没有遭到伏击，反映出汪兆铭复杂的内心世界。很明显，李宗仁对此是心怀感念的。
实际上，国际学界研究过《双照楼诗词稿》的专家都了解汪兆铭的政治生涯，都清楚汪兆铭的心路历程，都知道他的附逆是怎么一回事。没有人从心里承认汪兆铭是汉奸。当代古典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有讲《双照楼诗词稿》的专题讲座，她就不认可汪兆铭是汉奸。
叶嘉莹先生的过人之处是：她在评价《双照楼诗词稿》中，入木三分地地提出了“精卫情结”这个论断。这个论断暗含的意义类似于胡适当年认为“汪兆铭真烈士”的评价。意思是汪兆铭是个为了生存理念、为了生活理想锲而不舍、至死不渝的人。“精卫情结”这个词来源于中国文化中的“精卫衔石”的典故，这个典故意味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这种精神在汪兆铭的旧体诗中有充分的展现。这个精神贯穿汪兆铭一生，最终不惜毁坏自己的一生名声也要救生灵于水深火热中。
本文绝无为汪兆铭政治问题翻案的意思，仅是就事论事中指出，学界对汪兆铭附逆问题存在与教科书不同的看法。
至于蒋公在还都南京之际下令将汪兆铭墓炸毁。这个做法，对一辈子崇奉传统文化的蒋公是个莫大的讽刺。连老百姓都知道，“人死为大”，这是一条谁也不会亵渎的传统文化理念。蒋公炸毁汪墓，除了泄愤，还有什么积极意义呢？
余英时在《双照楼诗词稿·序》中，为了让读者读懂汪兆铭的旧体诗，不能不如实地回忆了汪兆铭的政治生涯经历，使汪兆铭才有的思想情感主线在其心路历程中明晰起来。这很重要，是打开汪兆铭精神世界的钥匙，是读懂汪兆铭旧体诗的必要知识。
作序人余英时正是拥有这些“必要知识”，所以他读汪兆铭旧体诗后，认识到汪兆铭复杂痛苦的内心世界、心系天下的精神悲怆、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这是贯穿汪兆铭一生的思想情感主线。这条思想情感主线，怎么能理解为汉奸心理呢？更不应该像岳坦那样，用一句“悲观绝望、消极低沉情绪”这样浅薄的话，轻蔑地掩盖汪旧体诗包涵着丰富深沉的精神世界。
余英时因为读了汪兆铭诗，不再相信汪兆铭是巨奸。这句话实际上是感叹：汪兆铭旧体诗内涵的复杂、深厚、悲怆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长期被汉奸的恶名掩盖了。这个感叹的深意，岳坦并未读出来。
余英时这个“不再相信”，虽然是读汪兆铭旧体诗的个人体会。但这个体会只要有欣赏水平的读者都会有同感。这是汪兆铭旧体诗能在知识分子群体中长期流行的根本原因。
汪诗写得好是个明摆在那里的事实，这个事实不是哪个人的看法，而是百年来学界的共识。人们对汪兆铭是“民国第一诗人”这个称赞，虽有过誉之嫌；但也并非空穴来风。
岳坦用汪兆铭的汉奸恶名否定人们对汪诗艺术的评价，这种说法既站不住脚，也反映出中国人惯用政治眼光看待艺术的陋习。岳坦从历史上的大奸蔡京、秦桧、严嵩等都是一代书法家这个现象中，得出这样一个并不符合事实的结论：“无人欣赏这些大奸的书法”。
显然，岳坦这个说法忘记了问题的另一面：这些大奸虽然被人憎恨，大奸书法却没有因为大奸的原因，而在“无人欣赏”中绝迹。他们的书法还是真实地保存下来了。这个事实说明：“无人欣赏”的大奸书法，还是有人欣赏。只是这种欣赏是“公开否定，私下欣赏”罢了。这是一种国人中常见的虚伪心理意识。真可谓“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了。
岳坦拿大奸书法说事，属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做法——既承认大奸是一代书法家，又不敢公开欣赏大奸的书法。
学术界常用的“犹抱琵琶半遮面”本来是指一种含蓄的美，这是东方文化才有的艺术特色。但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在有些人手中成为掩盖艺术价值的政治把戏，涵有东方艺术美的“犹抱琵琶半遮面”，便在岳坦之流的使用中，变得既笨拙又丑陋了。
不过那些只会骂汪兆铭是汉奸的民族主义者，是绝不在乎丑陋的。他们嘴上冒唾沫地反对西方文化，私下里还是尽情地享受西方文化创造的手机、电脑、彩电、冰箱、空调、飞机、汽车、上下水……这些生活中离不开的东西，哪样不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只是民族主义者连“犹抱琵琶半遮面”都不要了，赤膊上阵中露出狰狞的面孔，羞耻也没有了。
至于岳坦说汪诗中的“悲观失望、消极低沉情绪”，那只能说他没有读懂汪兆铭的旧体诗。或者说他的欣赏水平还处于初学阶段。《双照楼诗词稿》之所以能出版，能受到读者的欢迎，受到学界的好评，恐怕不是因为《双照楼诗词稿》含有“悲观绝望、消极低沉情绪”的原因吧？
看来，自诩旧体诗人的岳坦连古典诗词也没有读懂，他并不知道为什么古典诗词被国际学界誉为“中国古典文学大厦上的皇冠”“世界文学中的瑰宝”？古典诗词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登峰造极；更以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国历史的佐证。否则中国学界怎么会有“以史证史”的说法经久不衰？所以岳坦也就不可能理解：汪兆铭的旧体诗才是中国古典诗词香火的真正传人。
能从汪兆铭旧体诗中仅仅读出了“悲观绝望、消极低沉情绪”，这样浅薄的欣赏水平，敢批评余英时那篇见识独到、见解深刻的序文，真是“无知者无畏”了。学界都认为，余英时的这篇序文是对汪诗很有分量的评价，是《双照楼诗词稿》的一篇很好的导读。
那么，为什么说汪兆铭旧体诗是中国古典诗词香火的真正传人？换言之，汪兆铭旧体诗体现了中国古典诗词什么样的精神传统？回答这些问题要从汪兆铭的诗词谈起。鉴于本文的容量所限，这种“谈起”只能点到为止。感兴趣的读者还是读《双照楼诗词稿》，才能真正领会到：“汪兆铭是中国古典诗词香火的真正传人”这句话是实事求是的。同时也会发现：汪兆铭是“民国第一诗人”这个说法即便陈旧，《双照楼诗词稿》的新版问世，也足以在今日读者中彰显汪兆铭是旧体诗界的杰出代表。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先看看汪兆铭最早写的一首诗《重九游西石岩》：
笑将远响答清吟，叶在欹巾酒在襟。
天淡云霞自明媚，林空岩壑更深沉。
茱萸枨触思亲感，碑版勾留考古心。
咫尺名山时入梦，偶逢佳节得登临。
这是汪兆铭十四岁时写的一首旅游中的诗。诗中体现的是一位有文化、有抱负、心地清纯的文化少年。看了这首诗觉得：有人感叹“汪兆铭是个天生的诗人，却误入政治的仕途，终成千古恨”。这个说法不是无中生有。所以汪兆铭在三十余年的政治生涯里，写了大量的旧体诗，也是“天生诗人”的硕果累累了。
再看汪兆铭在一九三七年南京大屠杀、一九三八年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大半个中国沦为敌占区时写的《忆旧游·落叶》：
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
一往凄清，无限流连意。
奈惊飙不管，催化青萍，已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
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诉飘零。
天心正摇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
慽慽萧萧里，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
伴得落红去，流水有余馨。
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
这首词是汪兆铭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重庆出走后在河内写的。词中借助“落叶”的寓意：树叶本来是“护林”的不可或缺，如今落叶飘零中“一往凄清”——表达了山河破碎中自己出走中的心情。连大树也成了“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诉飘零”。这样的“慽慽萧萧里”，诗人虽“伴得落红去”，却仍然在“岁暮天寒”中理念不变，“追逐千万程”。全词意境苍凉凄清中不乏旷远，情调悲怆哀婉中不乏执着。深蕴着当时中国生灵惨遭涂炭的景象，以及诗人忧国忧民的无奈心理与悲痛心情，更有初衷不变的追求精神。体现了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精神中至死不渝的家国情怀。
再看汪兆铭一九三九年六月写的《舟夜》：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
舵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半月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
这首词是汪兆铭与周佛海等人从日本谈完他们的“曲线救国”后，回国途中在船上写的。日本同意他们在南京以中华民国名义建立伪政权，本来应该是汪兆铭一行人高兴的事，例如周佛海当年的日记就记载了自己踌躇满志的心情。但此时的汪兆铭没有丝毫的兴奋。从这首词中可以明显看出，诗人此时在“风仍恶”中，面对“微茫半阴”的前途，心事重重，创痛阵阵。认为伪政权即便建起来，也仍然是“神州重见百年沉”，国家的满目疮痍与生灵的惨遭涂炭，国民对“曲线救国”的不理解，使自己无论如何也没有“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那种壮怀。想到自己是否能救水深火热中的国民？现实的“风仍恶”使他没有太多的信心；想到自己不惜毁坏一生声名的“曲线救国”，他只能“独怆然而涕下”了。然而汪兆铭毕竟是汪兆铭，终生不易的家国情怀，使其在一阵“凄然”中坚决“不作零丁叹”。在“检点平生”中，感到“平生无尽心”的道远任重。
再看他晚年触景生情写的《朝中措》：
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
满地萧萧叶，黄花留住斜阳。
阑杆拍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
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
此词作于一九四三年重阳节。汪兆铭主持的南京伪政权已经三年了。但是从这首词可以看出，汪兆铭没有丝毫的春风得意，“满地萧萧叶，黄花留住斜阳”表达了汪兆铭此时救国民于水深火热之愿望未果的悲凉心情。“心头块垒”凝聚着他“阑干拍遍”后失望的怆然。于是年已花甲的汪兆铭，只能面对“青山绿水”，发出“能禁几度兴亡？”这样深切的慨叹。
从以上例举的汪兆铭几首旧体诗可以看出，家国情怀始终是他“精卫衔石”的力量源泉。从而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顽强精神。在人类进化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看来，汪兆铭旧体诗中的“精卫衔石”，固然有其不可取的原始性质的执着；然而这种“执着”暗含的志在改变水深火热的现实社会与心系追求国泰民安的理想生活，难道不是一种宝贵的献身精神？在这种献身精神面前，那些被鲁迅批判的“帮闲”“帮凶”文人在助纣为虐中，是否应该低下可耻的头颅？是否应该反省自己对丑恶熟视无睹、对恃强凌弱沉默、对权贵献媚的无耻行径？
众所周知，家国情怀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古典诗词不朽的精神力量。在人类可见的将来，家与国是不会消亡的。家永远是人类生存的不可或缺，是国赖以存在的基础。家与国是不可分离的血肉关系。爱家意味着爱国，爱国意味着爱家。那种将爱国与爱家分离开来说“以国家为重”的论调都是别有用心的，目的是把爱国转化为爱政权、爱统治者。虽然中国古代文人由于受时代的限制，他们不可能有现代文明社会那种将国与政权严格区分的理性认识。但是他们的家国情怀，既有家的深厚情感；又有国的宽广襟怀。所以古典诗词中的家国情怀涵有普世、永恒的价值。
面对这样有关家国的基本常识，说以家国情怀为思想情感主线的汪兆铭旧体诗，是“中国古典诗词香火的真正传人”，难道不是事实吗？
西风东渐后，特别是“新启蒙”以来，对西方文化知之皮毛的不少文人，用自己对自由、民主、博爱的浅薄理解，否定中国古典诗词中多么丰富的家国情怀。振振有词地将家国情怀与忠君思想挂上了钩。
诚然，中国古代文人由于受时代的限制，由于长期浸淫在落后的儒家文化中，中国古代文人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程度不同地有忠君思想在所难免。但是古代文人的忠君思想与他们的子孙后代“喊万岁”是大不一样的！古代文人的忠君思想没有后代人热泪盈眶“喊万岁”中的愚昧无知。古代文人的忠君思想是以家国情怀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他们眼中的君，必须是家与国一脉相通的维护者。
想想看，在浩如烟海的古典诗词中，能找出为商纣王、秦始皇、隋炀帝、朱元璋这样的君主歌功颂德的诗词吗？至于古代文人的后代，把家国颠倒为国家，从中得出了荒谬的结论“没有国哪来的家”——这种说法，是人性的退化？还是常识的缺位？我想，古代文人若在天有灵，肯定会骂：不肖的子孙后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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