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丨我的梅开二度

我是张京。今年69岁，曾任世界500强公司的软件主管，现已退休，长居美国。

在异国屋檐下回忆过去，往事洞若烛照。

1953年，我出生在北京的一个高干家庭，父亲是新中国第一批飞行员，母亲是一名军医。

因为父母忙，我5岁就上小学。后来，1960年全家随父亲的调动迁至吉林。1965年，我刚上初一，文革开始。在航空学院当政委的父亲被批斗游行，接着被关进牛棚。

1958年我的全家福，右一是我

其实整个初中，我们只读了一年书，其它两年，学校全都在停课闹革命。

1968年11月，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作为“老三届”，我们被逐出了城市，抛向农村。

这是1968年下乡前和同学们的合影。前排右一是我

从天寒地冻的刨粪，到春寒料峭的播种，从烈日炎炎下的除草，到秋风瑟瑟中的收割，没有人吃得饱，没有人有力气。

我们自问：真的要“永远扎根农村”吗？回城变成了一个出路。为抢到有限的名额，有人在拼命挣工分，也有人在托关系找门路……

1970年初，同学们陆续回城了，集体户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人。

1971年底我才进了山沟里的军工厂。在军工厂里我一干又是5年。

这是1977年我在工厂当工人时的照片

27岁时，厂里师傅给我介绍了一个工人对象，说他是个老实人。两年后我的女儿出生，那时，我突然有了危机感，觉得一辈子好像就这样了，很不甘心。

1983年，30岁的我抱着9个月大的女儿

1984年我31岁，决定参加高考。开始自学高中的课程，白天带着孩子在工厂上班，晚上和周末去夜校补习。苦读一年，我学完了全部高中的文科课程。

1985年我参加了全国统一考试，我以487分的成绩考入大连外国语学院。收到通知书后，工厂不允许我去上学，我索性辞了工作。就这样，在32岁那年，已经做了母亲的我和应届高中毕业生一起走进了大学校园。

这是1986年夏天，我（左六）在大连外语学院和同班女同学的合影

毕业后，35岁的我被一家外国企业驻中国公司录取，成了改革开放后的首批外企职员。

1989年在大连富丽华大酒店

1990年我和丈夫也因没有共同语言离婚了。

同年在一个美国驻华机构的联谊会上我结识了一位美国大学教授，他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对我的经历也很好奇，非常尊重并理解我。

1991年我们在大连注册结婚。

1991年初，结婚登记那天拍的合照

为了跟着他去美国，我辞掉了当时月薪近4千元的工作，开始办出国手续。很快，我的签证下来了，可我女儿的签证没那么顺利，1991年5月，我只好和丈夫先飞美国，把9岁的女儿暂时留在了国内的外婆家。

人生就是一次次归零，一次次重新。

我本来可以在家做个全职太太，我的美国丈夫很乐意为我提供一份优渥的生活。可依赖他人不是我的风格，我要出去工作！

我找到一份在中餐馆的工作，一天能赚30-50美金。当时美国的最低工资每小时4美金，而我每小时只拿1美金，其余全靠小费。

1991年6月，我在餐馆打工后，拿自己赚的钱为自己买了第一台二手的庞蒂亚克。考驾照买车在来美后一个月内都搞定了。

我白天去中国餐馆打工，晚上补习英文。接着，我又去美国Chase银行做了一年出纳员，发现这不是我喜欢的工作后，我很快意识到，除了英语，我没有任何其它专长，几乎和文盲一样，除了干简单机械的工作，根本做不了专业型工作。

很快我就下了决心：我必须要从头学习专业知识，当一名工程师。我找到罗切斯特理工大学的研究生导师，导师说“只要你能念完微积分，就可以来上研究生课”。

就这样，在40岁这一年，我进入了美国罗切斯特理工大学开始了数学本科学习。当时，我的数学只是国内七年级的水平，考入外语学院后就再也没有学习过数学。这会儿要用外语来学高等数学，对我来说真是比登天还难。

我40岁那一年在美国大学校园里的教学楼前

苦读两年后，我修完了会计专科和数学的本科学士，终于考上本校的统计学研究生。读书期间，我还做了数学辅导员和计算机制图课助教，并参与了编写大学计算机课统计课的教材。45岁时，我拿到了“最杰出学生奖学金”。

这是1998年的罗切斯特大学校报和当地报纸报道了我得到“年度最杰出学生奖”的新闻

毕业后，我就被一家美国计算机公司录用为统计师，47岁我又跳槽进入世界五百强公司之一的美国XEROX (施乐)公司。当我发现自己欠缺计算机知识时，我又回校去修读了计算机信息专业。

那几年，我是一边工作一边上大学，最后拿到了会计专科、数学学士，和双硕士（统计学和计算机IT）学位，并在施乐公司成为了一名电脑软件工程师，我终于自立于美国，成为了一个有专业技术的人。

2006年，我（左一）在施乐公司软件开发部和同事的合影

49岁我又被评为高级工程师，一直晋升到试验室主管。
由于长年的伏案学习和工作，让我得了一大堆病：颈椎增生、腰肌劳损、双膝双肩关节炎，51岁又被诊断出乳腺癌，做了两次手术，最后那次是12小时的大手术。

2010年大手术后的第三个月在布达佩斯特的多瑙河边照的

术后，我的腰不能直起来，腿不能走路，从脖子到脚到处都痛，这就是打拼事业的代价，堪称卖命。

这时我明白世上最奢侈的奢侈品就是健康。当年我来美国时，说是要看看世界，可是现在，我根本没了看世界的本钱。

我突然意识到，每天开车两小时，朝9晚5工作的那一篇应该快点翻过去了。

生命是有限的，挣钱是无限的。我不想再拿自己有限的生命去赚无限的财富。

我做好了规划，要给自己多留时间去健身，去看世界，去做公益，去陪家人。2013年，60岁的我提前退休了。(美国的退休年龄是65岁)

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很可能这一刻想的下一秒就变。我是行动派，说干就干。

我开始健身、游泳、做力量瑜伽、吃低碳水高蛋白素食。我现在每天去健身房。

我在健身房练器械

做瑜伽

半年后，我的身体就出现了变化。疼痛感消失了，肌肉和力量增强了，当年荷锄下地浑身是劲的那个我，又回来了，随时可以整装待发。6年后，我的身体和体质，有了更大的变化。

我重新找回了自己。

现在我依然保持看书习惯，时时更新观念。有本日本人写的书叫《断舍离》，让我开始反观自己的生活。看到家里堆积如山的东西，我发现，不是我在占有东西，而是东西在占有我。

年轻时我追了一个又一个梦，拥有了越来越多的东西：头衔、金钱、车、房子……现在都该归零了，我要从这些东西里解放自己。我开始践行“极简主义”。

现在，家里90%的东西都或捐或卖了出去，连电视都没有了。我还说服我先生，把他攒了一辈子的书和火车模型也处理了。我说，好的东西不是要占为己有，而是要分享。

最后，我们干脆从大房子搬到了小公寓，却一点也没觉得空间狭小。真的是神清气爽。接下来，我只想拥有健康和亲情，能出去多看看世界，把有一份余热贡献一下社会，就足够了。

从我到美国的第一天直到今天，我做的所有事情都得到了我先生的支持。

退休后，我们找到了一个能一起做义工的地方——“世界资源模拟中心” 和 “全球能源网络研究所” 。

我先生指导研究生做项目，我负责电脑上的工作。一星期两次的义工工作，我们做得很开心。

2015年，我拍的机构办公室

现在，我终于有时间好好享受和家人相聚的时光了。人生有很多无奈，我曾经在下乡时和父母分离，出国后又和女儿分离。等到母亲和女儿都被我接来美国，又因我工作繁忙，一直无暇享受团聚时光。

如今，我母亲虽已86岁高龄，但一人独居也生活得很开心，她依然精力旺盛，经常跟着我满世界跑。

我女儿成为了一名军医，替我圆了儿时的医生梦。做为唯一的随船医生，她曾随海军环球巡航9个月，负责1000多名海军及陆战队官兵的健康，令我非常骄傲。

86岁的母亲和我及女儿外孙

我对女儿曾感到过歉疚。她12岁初到美国时，正值青春期，因为和我三年的分离，加上异国的文化冲击，性格变化很大。我知道这主要是亲情缺失所致，我并没有用溺爱去补偿她。

我只是用我的经验告诉她，“在美国你更要学会独立，千万不要像美国孩子那样随心所欲。要学会一个立足社会的本领，你就会变强大”。她做到了！

我的全家福

我退休后，我又对她说“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我不能把我的时间都贡献给你”。她表示理解，所以她生完孩子后，她就自己雇保姆带小孩，而我只是偶尔过去看看他们。

2019年夏天，我在家一边做瑜伽一边逗外孙女玩

这几年，我们50后当中不断有人生病和死亡，我更觉得我们应该把身体和心态放在生活的首位。

在多年前，得了不治之症的婆婆，在生命的最后半个月放弃了治疗。当时，我见她两星期不进食不喝水，就问家里的护士，为什么不给她打点滴呢？

护士反问，那不就是延缓死亡吗，有什么意义？我突然明白，中国人的“延长生命”，在美国人那只不过是“延缓死亡”。

倘若此生事已毕，对于死亡，就如推门进入别室一样安详，来去闲闲，那真是一种离去的优雅。我猜，人生到头来，就是不断放下。这也许是人生中最难修的一门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