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窝“兔子”，两只“白兔”，两只“灰兔”。“白兔”是妈妈和儿子，“灰兔”是爸爸和女儿。
“大灰兔”爸爸年纪约有五十六七岁，中等个，老穿一身由深灰洗得变为浅灰的衣裤，黄面皮，细长的眼睛无精打采。他的胸前总像是挂着一块“牛鬼蛇神”的牌子，脸上是一副低头认罪的表情。
“小灰兔”女儿长得像爸爸。中学毕业十年，不下乡插队，更捞不到就业。快三十的人了，就在家里窝着，瘦得像根干豆角，每日里提着篮子买菜。而她的妈妈“大白兔”，却很美，静默的美。实际上，这一家人首先引起我注意的，就是这位妈妈。她五十岁出头，白细的面皮，漆黑的大眼睛。最让人惊异的是她的嘴唇，湿润的红，带点桔色。嘴唇两旁的面颊却陷了下去，给留下了揣想她当年芳容的余地，她总是缩着身子，一副瑟索的样子。
“小白兔”自然是儿子，是他妈妈形象放大了的翻版，因为他是雄性，骨骼五官轮廓特别突出，整个人就像那尊有名西洋雕塑《大卫》。他很少出门，整日躲在家里拉提琴，吱吱嘎嘎地也听不出有多大长进。小白兔偶尔在天空下出现时，两只大眼睛总是惊慌地四处顾盼，似乎对周围环境怀着一种陌生的、畏惧的心理。
每天清晨，“大灰兔”和“大白兔”总在他们家窗那块用树枝围起的园子里出现，他们低着脑袋，轻手轻脚地走动，似乎一有响动，就要赶紧躲进自己的窝里。
后来听说“大白兔”的老子，是旧中国西南地区以小老婆众多而闻名的一个大军阀。据一位老人说这位大军阀回家时，小老婆们都争着给他抬轿子。“大灰兔”是他的第二十二个儿子。
“大灰兔”和“大白兔”是那么的胆小、安静，但他们却有惊人的勇气敢于反潮流：死活不放两个孩子插队、支边，任你学校、街道、后来又加上他们所在的医院，怎么软硬兼施的动员，“大白兔”则软声软语地反复一句话：“孩子身体不好……”
“小灰兔”是快三十岁的老姑娘了，尽管街道管事的老太婆们一遍遍纠缠不休，甚至开恩提出一个条件：只要儿子下乡，女儿可以在街道糊纸盒。还是不去。这一家人在我们那片居民区引起了公愤，谁也不愿理他们。可他们仍静悄悄地活着。一到上山下乡支边高潮，“小白兔”便不见影了。他在全国各地的叔叔姑姑有的是，谁也不知他俩躲到哪里去了。
伟大领袖逝世前，上山下乡的高潮已变成“知青”返城的高潮了。没人动员谁插队了，“小白兔”又溜了回来，还是不出门，在家吱嘎他的小提琴。
领袖逝世的日子是9月9日，从那天起，报纸上就不印喜庆消息，电台也不播送革命歌曲和样板戏了。直到9月19日逐级开完了追悼会，人们都是严肃的样子。在这种日子里，谁能说笑？据说，派出所逮住几个在家里喝酒的人，还有一伙在火车上打扑克，也拘留了。就在这时，“小白兔”闯了个大祸。
那天我下班经过派出所，只见门口围了许多人。这是常事。抓了小偷，两家人打架，或者逮住通奸的，都往这儿送，打架也来看热闹。我便挤过去，只见屋内，毛主席像下的办公桌后面，端坐着派出所所长，他身边各站着几个民警，个个金刚怒目。
“小白兔”立在屋子当中，头发乱蓬蓬的，两只眼睛睁得要撑破眼眶，死死盯着地面。他身旁一个小脚老太婆，他们院的街道干部，伸着手指头在他脑门旁一边点划一边控告：“嗯，这些日子，谁心里不像死了亲爹亲娘那样的难受，没有毛主席他老人家，咱贫下中农能有今天？我看着他老人家的像就想哭……”老太婆四面环顾，找着毛主席像，上前抹了两把泪，继续控告，“嗯，这小兔崽子，不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不说，这会儿还有心思拉琴，把他姿（高兴）的！真是从骨头里就反动！”
派出所所长皱紧了眉头。
看热闹的人也觉得这回可不是个热闹了，脸上的好奇全消了。
派出所所长：“你老老实实坦白，这些天你都在家干什么？”
“小白兔”仍然瞪着地面，头上冒了汗。
所长：“你说，你拉的什么？”
“练习曲。”
“练习曲？”所长没听过这词，他一愣神，“谁的练习曲？”
“小白兔”突然醒悟了似的，抬起头，平静地说出了一个外国人名：“皮埃尔·狄盖特”，他的嘴角上竟掠过不易察觉的一丝窃笑。
“好家伙，拉外国人的曲子，我看你是活腻歪了，他作的什么曲？”
“国际歌。”
“国际歌！胡说八道，那是外国歌？”
派出所所长这回有点儿糊涂了，他看看左右的民警，又朝向我们这些观众问讯似的眯起了眼，皱紧眉头。
“可不，国际歌就是外国人写的。”还是我们这堆人里有不知趣的。
“胡说八道，他能拉‘国际歌’？我就不信。”不仅派出所所长不信，连我也不信，可是老太婆也说不上“小白兔”拉的是什么曲子。盘问来盘问去，先把我们这些看热闹的轰走，然后把两只老“兔子”叫来训了一顿，让他俩将“小白兔”领了回家。
粉碎“四人帮”后，这一窝“兔子”移居澳大利亚。原来“大灰兔”的兄弟姐妹不仅遍布中国，而且遍布世界。
198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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