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纠正其错误说法，恢复常识的本来面目。
（1）历史学家说：中国从汉代开始就是市场经济。
这个说法与“中国古代有科学”一样，都是基本概念不清楚：不懂什么是科学，不懂什么是市场经济。
在市场经济社会，生产者的产品是为了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易，而不是为了自给自足。中国秦汉以降两千多年里，一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哪来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需要社会载体，这个载体就是私有制社会。也就是国家用制度与法律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虽然这个极其重要的法治思想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中就已经体现出来了，但中国文化里从未有过保护私有财产的法治思想，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真正的私有制社会——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国，老百姓从未有过受法律保护的财产权。没有市场经济赖以生存的载体，哪来的市场经济？
为什么私有制社会才是市场经济的载体？因为只有在公正公平的条件下，市场经济才能正常运转。而参与市场活动的市场人，其产权必须私人所有，才是市场公正公平的基本条件。这个道理不难理解：个体户、私营企业与拥有巨大权力背景的国有企业，都在一个市场上参与交易活动，会有公正与公平吗？
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自由竞争。自由竞争需要自由秩序。中国文化里连自由这个政治理念都没有，从未有过保护自由秩序的政治制度。没有自由秩序，谈什么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一种含有信用、契约、妥协、双赢等元素的经济文化。这些元素在中国文化里始终阙如——这样的文化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哪来的什么市场经济？
何况中国历代王朝都推崇孔子的“重农抑商”的思想，推行“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这是中国不可能发展出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因之一。
不知历史学家根据什么说中国汉代就是市场经济，恐怕他眼中的市场经济，与人类公认的市场经济、与国际学界研究的市场经济，不是一回事吧？一个历史学家连基本概念都搞不清楚，就随便发言，既不尊重读者，也不尊重自己。
（2）历史学家说：历史上中国农业的深耕细作技术很发达，很早就能喂饱自己的老百姓。
不要说“很早”，相去不远的上山下乡时代的农业生产，基本上还是从事千年未变的，使用锄、镰、锨、镢、木犁、木耙、木耧的体力劳动——这是当年上山下乡到农村的那代“老三届”亲眼所见。这样原始的工具与劳动方式，谈得上“技术发达”吗？看看“二十四史”等史学书就会发现：在长期的农业文明社会里，中国人一直在温饱线上挣扎。落后、贫穷是农业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所以中国人，把简单的丰衣足食看作是理想中的生活。温饱都未能解决，谈什么“喂饱自己的老百姓”？
据“二十四史”的记载与野史的披露：中国历代都有“人相食”这种大饥馑发生。就是人们引以为骄傲的大唐盛世，也出现过恐怖的“人相食”惨剧。
——未能完全解决吃饭问题，是中国农业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
（3）历史学家说：中国的路是最顺的。
这个说法，就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了，中国什么时候的路“是最顺的”？自古至今的中国历史，不支持“中国的路是最顺的”这个说法。
上过中学的人都知道：远的不说，秦汉以降两千多年的历史是农业文明社会。中国在农业文明社会里长期停滞不前。难道停滞不前的农业文明社会“是最顺的”？实际上中国历史，是皇权中央集权制王朝的更替史。难道这种王朝更替史“是最顺的”？
既然中国的古代史说不上“路是最顺的”；那么，所谓“中国的路是最顺的”，是指近现代史“是最顺的”路吗？
说中国近现代史“是最顺的”，则更不靠谱了。下面略述中国近现代史中发生的几个重大事件，从这些重大事件连缀的中国近现代史概况可以看出：中国人走过了艰难坎坷的将近200年。
众所周知，1840年发生了鸦片战争。这一年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学界所谓的近现代史，便是至今这182年的历史。
鸦片战争在英国不叫鸦片战争，而是“通商战争”或“英中第一次战争”。据历史学家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揭示，鸦片战争原本是不应该发生的。英国来华的动机也不是为了侵略，仅是为了通商贸易。中英之间因为鸦片走私问题的纠纷原本都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是从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到林则徐满朝文武大臣，都一致对英国喊打。战争在不可避免中爆发，又以中国的惨败结束。实际上满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主要内容就是要求中国开放国门，与英国通商贸易，这有什么不好？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这个条约，就知道英国人来华的目的。
今天看来，鸦片战争后的西风东渐，中国出现了新的希望。但是晚清统治者不是日本的明治天皇。道光皇帝及后来统治中国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没有明治天皇睁眼看世界的胸怀，没有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眼光，没有改造落后国家、增强国力的雄才大略，更没有“脱亚入欧”这种壮士断腕的历史担当。
如果说明治天皇接受中国鸦片战争的教训，在1853年的“黑船事件”后，开放国门融入世界，与西方国家进行通商贸易，积极引进先进文化，大力兴办新型教育，大力发展工商业，从而在短短的半个世纪内，使日本经济迅猛发展，国力迅速增强，很快完成近代化步入世界发达国家，那么，顽固守旧的晚清统治者，在敌视先进文化、敌视发达国家，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抱残守缺中，延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使中国与日本的差距越拉越大。
在这种“敌视”与“守旧”的陈腐思想中，满清政府上下把《南京条约》当成儿戏。不履行条约中“五口通商”的承诺。使英国人在《南京条约》后长达十四年的时间里，未能实现与中国的完全通商。
于是英国人在1856年借故“亚罗号”事件与马神甫案，联合法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不过是开放国门通商贸易；那么持续四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北京条约》《瑗珲条约》《天津条约》，则是有辱国人、有损国格的国耻了。
今人一提第二次鸦片战争，就对圆明园被毁义愤填膺，好像挖了祖坟一样怒不可遏。鲜有人注意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失去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四个山东省），以及天文数字的赔款造成的国民沉重负担，使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路更加艰难。
实际上，圆明园是满清统治者穷奢极欲、花天酒地的皇家乐园，与平民百姓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毁坏圆明园固然毁坏了中国人的精致技艺，但这种损失能与上述国家的巨大损失相比吗？
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同期存在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国家灾难。整个中国南方，凡太平军所到之处，无不受到摧残：工商业凋敝，经济萧条，白骨遍野，千里无人烟。诚如一位近现代史学者所言：太平天国如果统治中国，会是中国的大倒退。
满清统治下的奴才文人，编造了“享清福”的口头禅，在满清王朝统治时期的民间广为流行。但是历史的真实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康乾盛世”的乾隆年间有过大面积饿死人的现象，“康乾盛世”并没有解决中国的贫穷问题；光绪年间的“丁戌奇荒”持续四年之久，饿死的人数以千万计！至于外国来华记者看到的中国老百姓普遍“面黄肌瘦、衣着褴褛，显然是吃不饱饭造成的”——都是外国图书馆里有文字记载的档案。
所以说编造“享清福”的奴才文人，既“帮闲”，又“帮凶”！
晚清持续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是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几个握有重权的官僚，在不放弃旧文化与旧体制的前提下，试图学习先进技术、引进先进器具中，实现增强国力。但是洋务运动最终以中日甲午海战惨败签订的《马关条约》宣告彻底失败。
甲午海战的惨败，使大部分有头脑的官僚文人认识到：仅引进先进技术与器具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落后主要落后在国家体制上。于是便有了光绪的戊戌变法。戊戌变法以六君子血溅菜市口彻底失败。二十世纪初叶满清统治者支持的义和团运动及其导致的八国联军进北京，以及签订的《辛丑条约》，便是满清统治下的中国落后与愚昧的逻辑结果了。
关于1911年后满清的那段苟延残喘不必多说了，上过中学的人都清楚。于是中国近代史至此可以总结为一句话：中国近代史的路很不顺。那么，晚清垮台后中国的路，是否就是“最顺的”呢？这个问题了解现代史的人都知道：辛亥革命的最大成果不仅是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政治家与知识分子中，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以含有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分离为主要内容的议会体现“共同执政”的共和制，是中国政体的最佳选择。
政治意义上的“共和”一词，源于西方文化中的republic。原意是共同执政、共商国是的意思。但是，用“共和”翻译republic，不是中国人的贡献。而是日本人在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中，借用《史记·周本纪》中的共和两字翻译之。为什么日本人要借用《史记》里的共和两字翻译之？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史记·周本纪》就清楚了，这里不赘。只是想问：鼓噪传统文化的国学大师们，有日本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达到的这种水平吗？
好了，再说就走题了。回到正题上：辛亥革命后有两个决定中国命运的政治家——孙中山与袁世凯都没有实现真正的共和政体。袁世凯因为做皇帝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袁世凯后的北洋政府把“临时约法”仅看成是一块徒有虚名的招牌。所以才有了革命党人的“护法”运动。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失败了；他积极主张并筹备的北伐虽然成功了，但孙中山没有见到北伐的成功。关于北伐可说的话很多，陈炯明就明确反对北伐，他反对的理由不无道理：用战争解决南北分歧问题，势必毁坏建立共和制这个辛亥革命的伟大成果。北伐即便成功，也是用战争解决政权问题的旧思想翻版。解决南北分歧的最好办法，是通过谈判取得建立共和制的共识，在“共同执政、共商国是”中实行民间自治，这才是国家长治久安、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最好道路。革命不是目的，革命是一切办法都没有希望时的最后办法。北洋政府并未拒绝谈判，南北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着的，南北取得共识的可能是存在的。
但是满脑子革命思想的孙中山认为革命就是力量，革命解决一切问题，革命就是目的，革命的理念至高无上，革命尚未成功，只有北伐才能解决南北对峙问题，才能实现他的三民主义。
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指挥的北伐战争打了三年，终于建立了全国统一政权。以蒋公为首的胜利者没有人去考虑持续多年的国内战争给国家与老百姓造成的巨大损失。但是内战造成的经济萧条、国力衰弱、不堪一击的国情实况，却被日本人看得清清楚楚、“记录在案”，为后来的全面侵华战争做了思想准备。
所以，在蒋公成为国家元首之前，孙中山的国民党力量与北洋政府之间的武装斗争，才是为期十多年的国家灾难。只是这段历史被教科书的“军阀混战”掩盖了。
然而北伐胜利后，中国的路是否“最顺”呢？
从1927年到1949年，蒋公主政中国期间，中国的路很不顺：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后，一直伺机待动的日本，终于等来了占领东北的机会——九一八事变，东北全境沦陷。工农商发达、资源丰富的东三省，从而成为全面侵华战争最理想的大后方。这是蒋公主政中国后的首个重大失误。
国人只会控诉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却鲜有人问：为什么当年的东北人普遍认为“张大帅若在世，小日本不敢占领东北”？纨绔子弟张学良失守东北，固然咎不可辞；东北易帜后，作为国家元首的蒋公，让一个花花公子主政东北这个战略要地，是否应负失察中用人不当之责呢？当然这里的“失察”还意味着怀疑蒋公是否意识到：“东北失守，华北不保，南京亦将步其后尘”？作为“旧文化中的一介武夫”的蒋公，恐怕没有这样的雄才大略。南京危在旦夕、蒋公撤退重庆之际，郑重其事地拜托守城司令唐生智：“你守住南京，不出一年我就打回来了。”但南京连一个月也没守住就沦陷了。当年决定南京是否守城的会议上，国军中的所有高级将领都不同意坚守南京，都很清楚：南京是守不住的！所以“旧文化中的一介武夫”一意孤行，安排唐生智守城。
如果不守城，是否会有南京大屠杀？——这个学界不好解答的问题，留给读者思考吧。
七七事变后，中国陷于空前的灾难。但没有人从这段惨痛的历史反省——七七事变爆发后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兵败如山倒，短短几个月，中国最发达的地区都沦陷了，大半个中国成了日本的敌占区。这个事实说明国军被打得措手不及。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中国有六年的时间准备打仗。但中国没有做好与日本打仗的准备。这六年中国政府干什么去了？作为国家元首的蒋公都在忙活什么？
蒋公主政中国大陆二十余年，中国不得一日安宁：不与日本人打仗，就与中国人打仗。这样的“旧文化中的一介武夫”主政中国的路怎么可能顺呢？又怎么可能实现辛亥革命形成的国民共识——共和制！
百年前的中国人，从政治家到知识分子，从军阀到政客，从教育界到工商业界……有点头脑的人都认为：只有“走向共和”，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保证中国的经济发展，才能实现富民强国，才能使中国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一句话：只有共和制才是中国“最顺的路”。不过崇拜革命的中国人没有走上这条路，也是自己的宿命了。
至于天玄地黄后的路是否“最顺的”？这个问题读者都清楚：因为不顺才有了“文革”后的改革开放。但是改革开放不过是一条艰难的回归常识之路。四十年过去了这条路走完了吗？
这段批评历史学家“中国的路是最顺”的文字，到此应该结束了。但是言犹未尽中一个问题挥之不去：上述历史，身为历史学家不可能不知道。那么，他为什么要冒“常识性错误”的风险，借助媒体说“中国的路是最顺的”？
（4）历史学家说：目前大家都在讨论全球化。在此之前叫现代化。从现代化到全球化，半个世纪过去了。
历史学家把全球化与现代化看成是一个问题的两种不同说法。他认为全球化就是现代化。
其实现代化与全球化是含有不同意义的两个概念：现代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政治经济上、科学技术上、物质文明上、精神文明上，达到了人类现代文明才有的最佳状态与最高水平。现代化由现代文明中的有形物质客体与无形精神客体构成。在相对论、量子力学、DNA双螺旋分子结构出现以前的十九世纪，不存在现代化。
全球化则是“全球的市场化，市场的全球化”。市场由两个方面构成：一个是消费市场；一个是资源市场。所以发展市场经济，既要扩大消费市场，又要扩大资源市场——这是市场经济走向开放、走向全球化的根本原因；是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果。
至于市场全球化中带来的其他变化，例如，价值观的改变，那是市场全球化中的“副产品”。不能因此断言市场全球化含有什么政治目的。全球化是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后才逐渐出现。全球化至今已经五百年了。
通过上述可以看出：先有市场的全球化，才有今日的现代化。历史学家的颠倒说法属于信口开河了。
历史学家晚年的不少访谈文章，这类常识性的错误很多。例如他说“西方有西方的现代化，中国有中国的现代化”“价值不是普世的，价值是相对的”，这些常识性的错误说法，访谈人拿着当宝贝付诸媒体之前，为什么不问问历史学家：既然价值是相对的，你经常从西方回国，为什么要坐汽车、飞机，不坐你相对价值中的马车、木船？
祁萌之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