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不够完美的世界上，当个人发展道路的选择相对趋于自由化的时候，我们的选择有多大程度是受自己心灵所支配的，那么，“选择”所携带的一切影响与后果也必将相同程度地要由我们个人的意志来承担。在今天这样的时代里。我们普遍所要面对的人生考验不是“选择”而是“坚持”。
诱惑很多。选择也很容易。如果有人对我们说，他在十年的时间里从事过二十种职业，而且干得有声有色，我想大部分人的反应一定是，真了不起，他的经历一定很丰富很传奇，他一定是一个有很多经验、很多故事的人等等。但是，如果有人对我们说，他穷其一生只做过一件事情，而且并没有因此而成为名人或富翁，大家的反应会怎样？一定有很多人会问他图的是什么，他这样做值吗？他一定是没有能力做别的事情。等等。不管值与不值，我相信，一个能够将自己的最初志向坚持一生的人是值得崇敬的。
像所有即将毕业的高校学生一样，已经成名的北大文学硕士研究生余杰同样面临一个择业的问题，所不同的是他的选择空间和余地要大得多。
当然，诱惑也会多得多。在两度接触与采访中，我们都曾谈到这一敏感话题，余杰对此并不避讳。
早在去年暑假期间，余杰因为担任中央电视台一部电视系列片的撰搞人来西安采访和调查时，曾在恒河沙读书文化沙龙与西安部分高校学生有过一个下午的聚会。那时，他对自己毕业以后的去向问题已经有一个明确的思路。他说，明年他将结束研究生的学习生活，离开北大，但是，他不会拿上文凭和自荐表到处去寻找接收单位，他不会进入任何机构与体制中，他将做一个独立的自由撰稿人。看得出来，他对这一选择感到自豪的是，他在有意识地反叛以往中国知识分子对体制的依赖关系。
做一个完全脱离在体制以外的人在今天的青年中已经不足为奇，但仍然需要勇气。当然也有人对此持有别的看法，认为余杰是狂妄的，认为余杰过于高估了自己，因为《火与冰》《铁星中的呐喊》《说，还是不说》等前几部书的出版和炒作给自己带来的经济效益和名气，等等，这些我们暂且不论。
今年4月底，临近毕业还有两个月的余杰再次来到西安，在行知购书中心为他的新书《想飞的翅膀》做签名售书活动。此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更加明晰地谈到了自己以后的写作方向和道路选择。
他说，最初在潜意识里，我是为大学校园的读者和朋友而写作的，讲的是校园里面的关系。但最近一两年来，我在进行一些调整，我希望把视角再降低一些，以更加平民化的姿态进行写作，这也是我今年研究生毕业以后不再准备留在北大念博士然后留校的原因。如果我选择留校然后当副教授、教授、博导，这条路将会非常顺利的，但我觉得目前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人去做，就是把中国思想界的研究成果——这些精神资源通过某种途径向民间转化，将五四那代人没有完成的思想文化启蒙继续做下去。我认为，目前中国的高校教育、高级知识分子跟民间特别是底层生活完全隔绝开了，一个大学教授考虑的问题、进行的学术研究，完全可以跟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老百姓的生活状况是怎样的，他们根本不知道。比如我的一位老师跟我聊天时，问现在北京的公共汽车挤不挤，她连公共汽车挤不挤都不知道。同样，对一个普通的农民和工人来说，也会对知识分子毫无感觉。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跟自己的生活没有任何关联。两者都在各人做各人的事情，谁也不再关心谁。我希望有一些人来做这种交流与沟通的工作，这样的事情现在很少有人愿意去做了。
放弃留校，选择一种趋于平民化的自由写作，做一件不大有人愿意去做的事情。这样的选择，如果剔除了某种浮华的、冲动的，抑或是沽名钓誉的、急功近利的因素，完全是出于一种本真的、朴素的内心愿望，那么无疑是美好的，值得受人尊敬的。我并不担心余杰是否真的会这么去做，但是，我担心余杰对这一选择之后所潜藏的某种意味和暗含的某种命运（尤其是在趋于平民化和潜向底层的过程很有可能正是一个趋于平凡。默默无闻和远离潮流与时尚的过程。）是否有过真正充分的设想与估计？即便有，那么，他能“承担多少”他能“坚持”多久?
当然，我们无权要求别人承担什么，坚持什么，对余杰也一样。但是，我们可以“期待”也可以“失望”。
至于这种担心是否多余，也许。但在一切都还刚刚开始的时候，谁也无法料定未来。“选择”之后的漫长，像一场了无终期的考试。我们都盼望早早交卷并且早早看到自己的成绩，但是题还没出完呢。
原载《新西部》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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