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凡事惯于讲精神，例如当年的大跃进精神、大寨精神、大庆精神、女排五连冠后的女排精神，中国精神繁多不一而足。问题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洋洋洒洒几十万字说了半天，也未能对“资本主义精神”给出明确的定义。纵观欧洲近现代史、西方文化史、欧美市场经济发展史，实在找不出一条“资本主义精神”贯穿其间。倒是这样的问题明显了：西方近现代史，是否是我们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发展史？
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本文谈谈这个教科书没有讲明白的问题。要想搞明白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首先要搞明白什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资本主义。
一、什么是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从商品经济发展来的，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
在历史上，商品经济的出现，不像市场经济那样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商品经济在初级阶段，是从零星的、时断时续的交换中发展起来的：
人们在自给自足的生产中有了一定的剩余，于是想把剩余的部分，拿出去与人交换，换回自己缺少的东西。随着这种交换的增多，人们想出一个办法：到一个集中的地方便于交换。于是便有了农村的集市与城镇的商场。在日益增多的交换中，人们感到以物换物的交换方式很不方便，便想到了用一种大家都认可的中介物进行交换就方便多了。于是货币出现了。货币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货币不仅使交换方便多了，人们发现拥有较多的货币，可以买自己需要的任何东西。于是生产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交换回自己需要的物品，而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货币，也就是通常说的为了挣钱。先前的交换变成为了挣钱的交易——这是商品经济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商品经济的这个并不复杂的发展过程，昭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
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是文化的原因，也不是什么精神的使然。仅仅是人类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自然而然出现的经济活动现象。如果说有什么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力量，这个力量是从人的生活需要产生的，也就是人天生的致富欲望。然而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明白这一点，便不难明白市场经济是怎样出现的：
市场人在欲望的驱使下，从先前简单的交易挣钱，走向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市场人自然会考虑到扩大生产、扩大流通领域、扩大消费市场、扩大资源市场。所谓全球化、地理大发现，都是这种“扩大”的需要。因为这种“扩大”需要钱，于是商品经济顺理成章地出现了满足投资需要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出现，意味着商品经济走向了资本主导的商品经济时代，也就是市场经济时代。所以对市场经济有个简单的说法：以交易为目的的商品经济，发展出的以资本为主导的商品经济。
对市场经济的特征与意义，十八世纪英国的思想家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作出了经典的阐释。下面对这个“阐释”作简要介绍：
市场经济是市场人在不受外界干预中自行其是的经济现象。所有的市场人根据自己了解的市场信息，做出决策、采取行动。这个再平常不过的现象说明：以价格为中心的各种信息是导致市场运行的唯一力量。亚当·斯密把这个“力量”形容为“看不见的手”指挥市场运行。——这是市场的奥秘所在。市场运行秩序不是哪个人设计的，而是市场人遵循大家都认可的信用规则中自发产生的。任何人（组织）没有能力左右这只“看不见的手”，也没有能力替代这只“看不见的手”。
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特征是自由竞争。中国人由于历史的原因，对自由竞争缺乏正确认识，不清楚：自由竞争是一种经济意义上的利益角逐。
学界有人说市场经济是一种鱼肉行为，不讲道德。这个说法有道理，但不确切。鱼肉行为是宰割性质的。市场经济的利益角逐没有宰割性质。这种利益角逐犹如体育赛上的竞争，只讲规则中的竞技、竞力，不讲道德。其实讲规则就是讲道德。市场中的利益角逐是同样的道理。
企业家在作出决策、采取行动的时候，没有人考虑道德问题。人们不会因为这个现象说企业家是不讲道德的。实际上就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虽然没有完善的法治社会，但参与市场交易活动的人都讲信用，都信守承诺。否则这个人在市场上便站不住脚，没有人与其做生意。这个简单的事实，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市场是检验市场人道德怎样的试金石。市场中的道德不是讲出来的，市场道德是市场人在心照不宣中的自觉行为中体现出来的。道德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
与市场经济隔膜的中国道德家看不到这个简单的道理。用无知的语言，危言耸听地高调“市场经济应该讲道德”。这种高调只能让人嘲笑：世界上还有不讲道德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讲自由竞争，讲利益角逐，并非意味着市场行为是不受约束的放任自流。自由竞争既讲道德，又讲法治，市场经济才能健康发展。所以市场经济需要有个保障自由竞争的外部条件。这个外部条件，便是国家用政体与法律维护的法治社会。
法治社会是市场经济赖以生存的载体。这个法治社会，不是中国文化中的“以法治国”的社会。中国历史上的立法，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君权统治。市场经济社会的立法，是维护公民的权利、限制国家（政府）的权力，也就是通常说的民主宪政。法治社会对市场经济来说，有四个突出的重要特征：
1.国家的政体与法律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受侵犯。人类的全部历史彰显：只有产权个体化的社会才能保障市场人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才能保障市场的公正公平。而公正公平是市场经济能正常运转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不难想象，个体户与国有企业在一个市场上竞争，哪来的公正公平？
2.市场是受法律保护的资源配置方式。国家（政府）不可以抛开市场进行资源配置。非市场的资源配置，都是不公正的，必定破坏了市场秩序。
3.正义大行其道的社会——公权力在公开透明中运转，才是社会公正唯一重要的特征。用政体与法律保障公正的社会自由机制，是市场经济生存与发展的沃土。
4.市场是不受外界干预的自发秩序。国家政体与法律维护法治社会，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维护那只“看不见的手”指挥市场秩序。法治社会维护自由的法治理念意味着：既保护市场人参与市场活动的自由；又保障市场秩序不受国家（政府）干预。国家（政府）干预市场，必定破坏了市场的秩序，破坏了市场的自由竞争。给市场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二十世纪几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都是国家（政府）干预市场的恶果。二战后世界经济长期萎靡不振，都是各国采纳凯恩斯主义，推行国家干预市场政策造成的。八十年中期各国之所以能逐渐走出这种世界性的经济萧条，是里根与撒切尔夫人携手抛弃凯恩斯主义、恢复自由主义市场秩序的重大成功。
但是凯恩斯主义津津乐道：“‘罗斯福新政’，使二战中的美国摆脱了‘三十年代经济危机’造成的巨大困境。这是国家干预市场的成功范例”。——这个说法是奉行凯恩斯主义的人违背事实编造的国家干预市场成功的神话。实际上，美国之所以能从三十年代经济危机走出来，是二次世界大战的天赐良机：
战争大后方的美国军火商以及企业界，都看准了这个十分难得的发财机会，竭尽全力地发展军火工业，从而带动了各行各业进入战时的经济发展中。凡是商人都清楚：世界上还有比军火生意更挣钱的买卖？几乎所有参战的亚欧国家，都从美国进口过军火。没有钱的国家，美国慷慨地接受赊账做法，可以战后偿还债务。所谓“罗斯福新政”，是罗斯福不失时机地抓住战时商机，利用国家的力量与战时特殊条件，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与经济力量，全面为军火生意服务，从而使美国经济奇迹般恢复并迅猛发展。罗斯福的战时政策，不过是借助军火商机，激活了“三十年代经济危机”造成萎顿的企业——这就是“罗斯福新政”的全部奥秘。实质上“罗斯福新政”并没有干预市场，而是优化了美国的战时市场。所以二战时的美国经济奇迹，应该归功于世界大战带来的商机，并非凯恩斯主义成功的范例。
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真正的市场经济，所以大部分人不清楚什么是市场经济。就是被学界誉为“中国市场经济之父”的吴敬琏先生，不也是“文革”结束后正值盛年之际，去美国访学几年，学习了市场经济后，开始了他终生不渝地研究中国市场经济、并取得了累累硕果？更遑论其他人对市场经济——知之阙如了。
中国“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推行市场经济已经将近四十年了，但是有几个人知道“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导的商品经济”？鲜有人知道：资本主导的商品经济就是原旨要义上的资本主义。实际上资本主义并非教课书上说的那点让人望而生畏的意义。
二、什么是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最早见于1753年版的法国百科全书，是指社会出现的一种“货币可以创造富裕的形态”。对这个说法，经历过改革开放的中国人不难理解。
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经济匮乏、商品短缺，城市人仅能维持温饱，农民连温饱都成问题。改革开放后，农业增产、工业发展、经济繁荣、商品丰富，国家税收增加了，老百姓生活好转了，很多人有了家用轿车。老百姓与国家都富裕了，这种富裕是怎样出现的？换言之，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前都贫穷，现在却富裕了？实际上过来人都知道：这种富裕既不是哪个人设计出来的，也不是什么上层建筑带来的。而是在抛弃计划经济后的商品经济社会国民自己创造的。
但是，中国人对富裕的理解与十八世纪欧洲人对富裕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中国人对富裕的理解，还没有超越农业文明社会追求“丰衣足食”的水平。十八世纪欧洲人所理解的富裕，不仅生活“丰衣足食”了，还拥有一定的财富。这种财富只有在商品经济社会才能创造出来。
欧洲在中世纪时期就已经是商品经济社会，只是中世纪的商品经济不发达罢了。但是经过地理大发现后的欧洲，国内市场变成了国际市场。商品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十八世纪后期，欧洲的商品经济实际上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欧洲出现了以扩大投资、扩大生产、扩大流通领域、扩大消费市场、扩大资源市场的社会局面，货币及生产资料构成的力量主导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货币及生产资料构成的力量，便是学界津津乐道的资本。于是先前的商品经济社会出现了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出现，是欧洲商品经济发展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法国百科全书中说的资本主义其实就是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社会。
中国文化里没有资本这个概念。中国人所谓的资本，来源于《资本论》。但是看过《资本论》的人极少。大部分人对资本的理解，都是教科书上的说法，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流行观念：“资本来到人间，每一个毛孔都是血与肮脏的东西”。其实这个观念属于“有罪推定”，假定资本是在原始积累中掠夺的产物。实际上，资本的来源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来处，更不是掠夺来的。资本可能来源于遗产；可能来源于借贷；可能来源于企业积累或劳动积累。教课书上说的资本都是血腥的原始积累，并无普遍意义。下面举例说明资本的来源：
一个打工者通过几年劳动的所得积累，有钱了，便不打工了，用积累的钱做起了小买卖。做小买卖中，又有了所得积累，便把积累的钱用于扩大买卖。扩大后的买卖有了积累，把积累的钱又用于再扩大买卖。于是几年下来，原来的打工者变成了有钱的商人。这个商人最初用于做买卖的钱以及做买卖中积累的用于扩大买卖的钱，就是资本。这些资本怎么会是“血与肮脏的东西”？
至于有人用非法的手段，例如走私贩毒得到了大批的钱，躲过了法律的惩罚后，“金盆洗手”不干非法的事了，利用走私贩毒得来的钱做起了生意，成了有钱的商人。这是资本积累中的极其特殊的个案。如果因此断定资本的原始积累都是“血与肮脏的东西”，则属于学术武断了。
至于教科书说十五世纪英国历史上“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是血淋淋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那是《乌托邦》作者托马斯·莫尔用文学语言描绘了英国早期资本主义初期的发展。这种描绘既不科学、也不实事求是，仅是表达了作者异想天开的道德理想。
实际上英国的“圈地运动”，是拥有土地的农民，发现养羊生产羊毛是个挣钱的买卖，于是人们纷纷把先前种庄稼的土地圈起来养羊。“圈地运动”实际上功不可没：受原材料短缺困扰的英国纺织业，在解决了羊毛问题后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不仅工商业获利，农民也因此富裕了。这是资本主宰商品经济后的经济盛况。但是，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人，用“羊吃人”“资本来到人间，每一个毛孔都是血与肮脏的东西”这种很有文学魅力的语言，淹湮没了“圈地运动”在欧洲工业发展史上的历史功绩。
其实关于资本问题，没有乌托邦思想家讲得那么复杂，更没有他们说的那些大道理。资本就是钱，就是属于你自己的货币，就是你拥有的设备、厂房、场地等生产资料、你拥有的那些可以出租赚钱的房产，可以说都是资本。将资本运用于市场中可以取得经济收益，这是任何人都明白的道理。只是这个简单的道理被乌托邦思想家讲复杂了。
地理大发现后，欧洲的商品经济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消费市场扩大了，资源市场扩大了，促使生产领域与流通领域也扩大了。资本则是这种扩大成为可能的唯一重要力量。也就是说，不管是消费市场的扩大、还是资源市场的扩大、抑或是生产领域与流通领域的扩大，都离不开钱。没有钱，“扩大”什么？这个再明白不过的道理，便是资本主导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原理。
欧洲的思想家虽然都是“形而上”的精神境界，但他们也是务实的。他们不会像中国历代学者那样，脱离社会、脱离人性坐在书斋里，对不着边际的理念（例如“道”“天人合一”）做着永无进步意义的学问。欧洲思想家及时地捕捉到资本这个新的经济现象中的要害，发现资本有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力量，是带动全社会创造财富的主导力量。正是缘于这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判断，欧洲思想家进一步发现资本具有带动社会富裕的神奇魔力。于是形成了全社会对资本的重视，出现了富兰克林所说的“追求资本”的思想理念。这种追求“资本”的理念，实质上是人天生就有致富欲望的体现。说不上是什么精神。于是在资本成为社会意识形态中，资本被“主义”化了。凡事被冠之曰“主义”，就是一种具有影响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是资本主义概念的由来。所以顾名思义，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导市场经济运转与发展的社会。
从欧洲经济发展史可以看出，欧洲的商品经济在地理大发现后，随着市场与生产的扩大与发展，发展为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最大不同是：商品经济停留在以交易为目的的层次上。市场经济则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这个利用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中产生的求富力量，是出现资本主导社会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如果说以开辟市场为目的的地理大发现，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逻辑过程；那么用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出现的资本市场，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逻辑结果。所以，资本是商品经济发展中的逻辑现象，是构成市场经济形态的主要元素，资本既不是政治的元凶，也不是道德的堕落。至于十九世纪法国蒲鲁东用“财产是盗窃来的”这个说法否定资本的划时代意义，从而背离法国百科全书定义的资本主义，赋予资本主义骇人听闻的政治含义，并在脱离实际的在纸上谈兵中，得出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政治理想，那是另一回事了。这里不讨论乌托邦“思想家”的那些违背常识的理论。
如上所述，市场经济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一个国家政体与法律保障的法治社会。谈市场经济不谈上述的法治社会，犹如谈文学不谈民族语言一样荒唐。但是这个关乎市场经济生死存亡的法治社会，却湮没在批判资本主义中了。
了解欧洲近现代史的人都知道，欧洲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是个独立现象，欧洲近现代史出现的科学革命与宗教改革，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换言之，欧洲中世纪的商品经济能发展出完善的市场经济，与科学革命、与宗教改革密切相关。
三、科学革命与宗教改革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十字军东征从阿拉伯带回的古希腊文化典籍，使欧洲人发现古希腊人生活在没有禁欲的自由生活中，欧洲人无不惊叹：“古希腊人生活得多么幸福！”由此引发了欧洲人对教会禁欲主义的强烈不满。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呼喊的“我要过凡人的幸福生活！”——这个在中世纪不啻为石破天惊的口号，引发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运动。
教科书谈文艺复兴，仅重复了乌托邦思想家那些空洞的说教，却把文艺复兴的历史性功绩漏掉了：
（一）文艺复兴使阿奎那用科学证明上帝存在的理念深入人心：
1.教会拥抱了科学，创办了很多成为科学摇篮的大学。没有这些中世纪出现的大学，欧洲科学的大发展是不可能的。
2.哥白尼发现“日心说”带来的“哥白尼革命”，不是突然出现的思想事件，而是文艺复兴的必然现象。“日心说”虽然是天文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但“哥白尼革命”却集中了文艺复兴运动所有成果的思想精粹——使欧洲人觉醒了：
（1）教会并非总是传达上帝的声音，教会可能假借上帝的名义，推行错误的思想做法，误导信徒。
（2）既然科学能够证明上帝的存在，那么从事科学研究便是荣耀上帝的崇高事业。科学是上帝分配给科学家的专业，只有科学家对科学才有发言权，包括教会在内的任何话语霸权不能垄断科学的解释权。
（3）既然科学现象、科学规律都是上帝的安排；那么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也是上帝要求人类应该具有的的品质与能力。这种品质与能力是从事科学事业不可缺少的。
所以说，“哥白尼革命”是欧洲近现代史上的一次重大思想解放。
许多学者，只会跟着教科书鹦鹉学舌地用“人文主义精神”，做“文艺复兴开辟了欧洲近代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这类空洞的文章，并不知道文艺复兴清除了科学发展道路上的所有障碍出现的科学革命，才使欧洲市场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没有科学革命带来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欧洲的近现代化是不可能的。
蒸汽机、内燃机、发电机、电动机，都是工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发明，这些发明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以科学家发现的科学原理、科学定律为前提的。这些重大发明都是对“科学转化成技术带来了生产力变革”这个结论毋庸置疑的佐证。所以对市场经济发展史应该这样总结：近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以近现代工业的发展为前提的；近现代工业的发展，是以近现代科学的发展为前提的；近现代科学的发展，是以文艺复兴运动为前提的。
但是，文艺复兴运动并非像教科书说的那样，是反对教会的统治、反对宗教信仰。文艺复兴运动仅是反对教会的一些做法：禁欲主义及思想禁锢。中国学者未能注意到：文艺复兴近三百年中，上帝一直在场。否则，欧洲人的欲望在文艺复兴中像开了闸的洪水，肯定泛滥成灾，欧洲人重蹈古巴比伦灭亡的覆辙也并非危言耸听。例如文艺复兴中的上流社会，在公开场合津津乐道通奸的体会与感受，明显是无耻与堕落。
欧洲人是幸运的，在欧洲人越来越无耻与堕落时，一直在场的上帝让莎士比亚出世。十七世纪第一天问世的《哈姆莱特》提出了“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应该考虑的问题”——这个惊世骇俗的“哈姆莱特命题”唤醒了醉生梦死中的欧洲人，回到正常的理性中。莎士比亚戏剧的问世，实际上是对欧洲人一次伟大的精神拯救。不过这是另一题目的文章了，这里打住。
（二）中世纪的欧洲，教会推行的禁欲主义限制了欧洲商品经济的发展。欧洲人是怎样摆脱禁欲主义，发展出市场经济？这与文艺复兴末期出现的宗教改革密切相关。这个问题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详细谈过。
这部书中体现韦伯思想观念的一些概念与说法，中国读者读起来有点困难。例如“新教伦理”、“天职观”、“入世禁欲主义”、“理性主义”、“世俗生活合理化”、“世俗工作之宗教的崇高意义”等，不了解西方文化、特别是不了解基督教文化的读者往往感到陌生与费解。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这些概念有道理，却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于是感到：韦伯与中国文人有着同样的毛病：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就是学问。这里不讨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都说了些什么。我们只要看看宗教改革提出的一些新的价值观，如何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就知道欧洲人之所以全身心投入市场经济发展，是否缘于什么“精神”、还是其他？
宗教改革的几个思想家，从圣经的丰富内涵中揭示出“致富是荣耀上帝的神圣职责”。这个宗教意义上的价值观使人人都有的致富思想，在信仰那里找到了崇高意义。这是处于商品经济发展中的欧洲人，在观念形态上一个意义重大的思想变化。
其实，致富是人类都有的天性欲望。常识告诉我们，欲望是压抑不住的，也是没有止境的。但是在宗教文化世界里，还有什么能比人的欲望在信仰那里找到了崇高意义更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力量？——这是欧美市场经济能经久不衰发展之根本原因。
把精神力量看作原子弹的中国人，格外看重《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资本主义精神。但是欧洲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否源于什么精神，是否有一种资本主义精神？这是大可怀疑的。韦伯说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什么？搞明白这一点，就知道欧洲市场经济发展中，是否有一种可以称谓资本主义精神的东西。
从韦伯谈社会学的几部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主要涵有这样几点意义：艰苦创业、勤俭奋斗、双赢妥协、法治理念、成本观念、效益效率、扩大市场、追求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就是韦伯所看重的资本主义精神。
不难看出，这种资本主义精神，不仅在西方，就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界、整个市场人群体中，都是人人皆知的常识。不仅如此，就是在“七七事变”之前的民国时期，持续十年之久的经济发展中，民国的工商业界，又何尝不知道这个“常识”?
甚至可以说，四百年前晚明的“文治响盛”时期，那些争先恐后参与国际贸易带来商品经济发展的晚明工商界，对这个“常识”也不可能完全知之阙如。
诚然，欧洲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欧洲人具有这些常识密切相关。问题是，韦伯把人类都知道的“常识”定义为资本主义才有的“精神”，就属于常识性的问题了。韦伯是社会学家，研究社会问题如果背离人的立场与人的视角，纸上谈兵社会问题，只能步乌托邦思想家的后尘，得出背离人性的荒谬结论。不能说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是荒谬的。但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高调宣称的资本主义精神，却掩盖了市场经济发展中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宗教改革解放了欧洲人的致富欲望，才是市场经济大发展的真正力量源泉。这个简单的道理，中国人容易理解：
晚明开放海禁后，中国的国际贸易迅猛发展，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世界每年的白银产量，超过三分之一通过贸易流入到中国来了。以丝绸、瓷器、茶叶、棉布为主的商品，占领了亚、欧、美各大洲的市场。晚明中国的对外贸易几十年一直是顺差，创造了国际贸易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迹！所以研究晚明史的国际学者认为“那个时期的国际贸易，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晚明的商品经济繁荣与发达由此可见一斑。但是创造了晚明商品经济盛况的晚明人，哪来的什么精神动力？历史的真实是：
明朝剿倭是一项完全错误的国策，嘉靖皇帝在位四十五年，剿倭四十五年，折腾得国库空虚、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的老百姓，被经年累月的剿倭折腾得几乎活不下去了。隆庆皇帝接任时，国库连平常的财政支出都拿不出来。所以隆庆皇帝只好冒天下之大不韪，违背祖训，开放海禁！
开放海禁的结果：倭寇自动消失了，沿海一带出现的国际贸易迅猛发展。晚明人及时抓住这个救命商机，像饿虎捕食一样投身到国际贸易中，从而创造了晚明“文治响”的繁荣盛况。晚明人这种源于求生致富欲望产生的巨大力量，创造了晚明的经济奇迹。
——这个结论，经历过改革开放的中国人，都会在感同身受中深以为然：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盛况不是哪个人设计的，也不是什么上层建筑带来的，都是老百姓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商品经济中出于致富欲望创造的。
所以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煞有介事地高谈阔论中国的文化特征与社会结构后，对“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給出的答案是“因为中国文化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精神”。这个说法与历史事实不符。这个答案不过是韦伯在书斋里纸上谈兵的结论。毋宁说，既无理论价值，更无实践意义。
但是某些学者不从历史考察，不从事实着眼，不从常识出发，不从真理立论，仅拿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儒教与道教》当宝贝，在食洋不化中跟着谈什么“资本主义精神”。完全忽视了中国历代王朝推行的“重农抑商”国策，扼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这种误尽中国人两千多年的“重农抑商”思想政策，并没有在1911年随着满清王朝垮台而消失，这个问题留给读者思考吧。
就像地理大发现、全球化、现代法治，都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逻辑结果一样；目前的民族主义、闭关锁国、义和团幽灵，与历史上“重农抑商”涵有的腐朽思想一脉相承。
文章写到这里应该结束了。在言犹未尽中，不能不指出：一个社会的落后与贫穷，都是这个国家的政体与国策联手民族文化压抑了人的自由、压抑了人的致富欲望造成的后果。同理可证：凡是先进、发达、富裕的社会，都是国家宗奉自由主义的理念，保护了人的自由、保护了致富欲望释放出的巨大力量创造的。
祁萌之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