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左起：李克伦、刘建堂、唐纪鸣、张本诗、吴洪月
后排左起：姜宝堂、孙毓璧、郭承文、王汝晨、杜华、李方文
山东足球队自1956年建队至1960年五年的时间，参赛名次和水平始终没有摆脱落后面貌，一直在乙级队的下游徘徊不前，究竟是什么原因？是我省的足球运动基础低吗？显然不是。前文说过，山东足球运动有着久远的历史和深厚的群众基础，足球运动在学校以及工厂开展广泛，青少年业余训练普及；是队员的条件差吗？也不是。从队员条件来说身材高大，强壮有力量，速度快，冲击力强，作风硬朗。例如，当时的孙毓璧、王汝晨、姜燕栋、张本诗、李克伦等以及1958年进队的一些年轻队员都具备很快的速度和身体优势，也有一定的技术，但是却在乙级联赛停滞不前。
究其原因，这一时期的山东省队在训练方面，始终没能找到足球运动的规律，缺乏正确的理念，不能根据队伍自身条件找到适合本队的发展方向，没有按照本队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战术思想和建立一个完整的训练、比赛技战术体系。进攻打法过于单调，一味长传冲吊，缺乏明确的目标和有效的组织。由于技术上的差距（建队时有半数以上队员足球运动方面是零基础），不能将球控制在地面通过中场传、控，在前场给对方形成渗透和有效压制，前锋线上队员的能力难以控制住球，起不到桥头堡的支点作用；中场不能控球，丢球多又迫使后卫不敢不愿给前卫传球，总是盲目大脚过顶长传，球总是在空中，在前卫头顶飞来飞去。
足球比赛往往是优势靠中场胜负在两头禁区，失去了中场优势，失去了控球权谈何进攻？相反，一味长传冲吊即使前锋速度再快，对方后卫一收缩保护，失去了冲击空间，得不到球也就形不成射门机会，这样怎能进球取胜？所以，那时国家队一位资深教练员看了山东省队的比赛后曾幽默地说，“山东队90%的劲都使到了地上”。此话虽难听却不无道理。杨忠祺、林仲琡教练的到来给山东足球队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路和训练方法，非常重视技术训练，着重战术打法改善，初见成效。
正当队伍有所起色时，1960年底国民经济开始出现严重困难，1961年全国尤其是山东省的物质十分匮乏，生活极度困难，那时运动队的粮食都要计划配给，标准只有26-30斤左右，正常的营养都难以保证。山东省运动队的训练工作全面跌入低谷，生产救灾、生产自救，劳动非常多。足球队随当时各运动队到济南郊区农村齐河农场劳动很长一段时间，队伍思想混乱，人心浮动，训练受到严重干扰。
这种情况下队伍整体竞技能力大幅下降。在此形势下国家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战略方针。各体育运动队的调整刻不能缓，足球队也不例外。当时，我省共有四支足球队伍，省一、二队、济南市体校、青岛市体校运动科。经过全面统一调整缩编为省队和青岛（市体校运动科）两支队伍。原省队包括当时省二队的部分队员：尹洪生、马德庆、王兰田、祝敬国、张叔镛、张吉洪、秦洪德、吴胜泰、张志强等下放合并到了青岛体校运动科。在青岛市体育场外场训练。笔者记得当时曾去看过他们的训练以及与外国船员的比赛。记得那时的教练员是杨昌、唐纪青、金天民。
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队伍再次调整。原济南队的倪国英教练以及队员邢天恩、苗得恕、陈时仪调入山东省队，同时从青岛调回了下放的一部分队员。但是，其中有部分队员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再回省队。后来他们退役分配工作到银行等单位工作。如：张叔镛、张吉洪、吴胜泰、陈孝信、秦洪德等。这一年，省体委派省体委干部孙言忠担任山东省足球队的领导工作。
1963年初，山东体院撤销，原体院运动系改为山东省体育学校。省足球队与省乒乓球队隶属于省体校球类班，班主任由孙言忠担任。不久，山东省足球队从省体育场搬迁至省体校（原山东体院本部）食宿、训练。到1963年下半年，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全面好转，体育战线的运动训练和竞赛逐步恢复。队伍的思想政治文化教育和训练等各项工作正规起来，物质与生活得以保障，生活条件的改善（困难时期的饮食营养无法支持大运动量训练的身体付出）使运动员的训练态度和积极性产生转变，运动水平与身体机能不断恢复。
1963年，参加全国乙级队联赛预赛郑州赛区比赛获第二名取得出线资格，但在9月份复赛广州赛区只获得第四名，再次受挫，决赛都未进。1964年3月乙级队联赛南京赛区，9月份第二阶段南昌。山东足球队从1956年建队至1963年底历经八年，其间队伍经历了政治、经济与训练、比赛等多方面的动荡、起伏和波折，形势的变化，队伍的发展都面临着调整、充实，增添新生力量，其实这不只是足球队，而是整个山东省各个项目队都需要大发展与再提高。
1963年底（冬季），山东省成立了各个项目运动队的选调班子，在全省进行运动员选拔工作。记得前往青岛的选调组下榻广西路栈桥附近的青岛市交际处宾馆。省足球队的选拔工作由当时的主教练林仲琡带着正在养伤的队员楚廷福负责。记得林指导与楚廷福来到青岛业余体校所在的市第二体育场。那一天，还看到林指导亲自在场地一角设置了一个为选拔守门员的测试项目，让当时正在青岛新华中学就读的王炎参与测试，而我们大部分队员则在场地上跟着李波龙老师训练和踢分队比赛。林指导和楚廷福只是在场边观看，这些情况记忆犹新。
那时，我们在业余体校的教练员是李波龙，他也是山东省队退役的1956年建队的第一批队员，是我少儿时期真正开始比较正规足球训练的第一个恩师。那时一起跟着李波龙老师训练的同队队友有丁海珑、胡敏、陈伯亮、孟建安、邱植汶、吴升柱、刘国宾、孙云亭、郑琪明、刘积强、尉民生、盛维国、相恒庆、谷松龄、于振海、赵军等，差不多20多个队员。大约是1963年夏天，有一次与在青岛训练的山东省队在二体踢了一场友谊比赛（是李波龙老师负责联系的）。入场时我们队长赵军手捧一大束鲜花献给当时山东省队的队长，也是后来成了省二队的教练吴洪月。
那时即在我心里种下了对专业足球队向往羡慕的种子，渴望着成为运动员能为国家为省里争光。当时还听说山东队曾以0：7大比分败在八一队脚下，心里顿时萌生了为山东足球打翻身仗的志愿。实际上当时的选拔，我们的这支少年队中还有许多人入选。后来据说是因为家庭的原因最终没有一起成行。
1964年3月4日晚，王炎、尉民生、王守业、姜通、盖玉殿乘青岛至北京的快车翌日晨到达省城济南。笔者那时作为青岛一中一名学生，怀着足球梦，一路上想像着山东省队所在的省体校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当时听选调人员説：到了省队管吃、管穿，除了踢球还能上学，还发工资，这些条件已足以让家里人同意，放心让我们离开家，也足以吸引我们这些经历过三年灾荒困难吃不饱肚子的青少年们，憧憬着运动员生活的迫切心情。
到达济南站，听从接站人的指挥把随身带的行李搬上一辆美国十轮大卡车上。我们就乘着敞篷车，坐在各自的行李上，一路看着道路两旁冬雪未化的与青岛不同的建筑房屋。对济南这座即将要长时间居住与生活的城市有些许的疑惑之情油然而生。汽车行驶似乎越来越接近市郊，道路两旁建筑逐渐少了。
看到不远处许多篮排球架，还有运动场，近处车行左侧有几排红砖红瓦的平房，右侧一眼望去则是顺着树草丛生的山水沟而上的远山，心想这不是快到农村了！
后来才知道那山是佛慧山大佛头，燕子山以及千佛山；而有篮球架的也不是什么体校，而是山东省机械学校、省戏校、省艺校；那几排平房的是省杂技团，其实，説农村也不假，后来也知道了，省体校就在马家庄、羊头屿这些生产大队的地盘之中，队的训练场院墙外就是生产大队的农田和场园。所有的条件与我们的想象相差甚远。汽车减速左拐，开进挂着山东省体育学校门牌的院门，径直来到一栋红砖四层大楼前。足球队所在的球类班与排球班还有综合班住西大楼。据说同样的还有东大楼是当时山东体院为了省钱用盖一栋楼的资金盖了两栋，这或许是大跃进大干快上“多快好省”的成果吧。
我们发的第一次服装是体院时期仓库里的旧绒衣、旧罗纹线衣各一套。绒衣和线衣胸前的“山东体院”印字都被腐蚀出许多洞，绒衣都被洗得没了绒，根本不能御寒。每次早操或训练时都要外穿自己的棉短大衣。
济南的冬天比青岛冷多了，我们这些人买粮、油、棉、糖、肉、鱼等都要用票，计划供应时代家庭走出来的每个人带的被褥都很单薄，房间里非常冷（只有住在北面房间的才允许生个取暖煤炉子），夜晚睡觉就买了山民从山上搂的山草铺垫在床上取暖。时隔数月，当我们发下第一套单棉新服装等装备时，有的队员竟抱着被子在床上高兴得坐了好久。
从1964年春季开始至10月份，青岛的王炎、尉民生、王守业、姜通、盖玉殿、盛维国、郑琪明、崔建国、孙云亭，烟台的赵荣华、任剑、陈伯生相继到队，韩同江则先我们于1963年底从上海来济南。10月份，正当我们随一队在郊区长青县劳动锻炼（挖稻谷连田的）时候，相恒庆从青岛来到济南，随身行李被褥还没打开就被直接送到队伍劳动所在的长青县。
那次劳动是我们这些从城市来的学生第一次农村实际劳动与生活经历。劳动很苦很累，大铁锹从地里挖起二三十斤重的几乎带着水的泥，然后扔上近头顶高处的地面，形成水稻与旱作物连种的田地，很快双手就磨出了泡。那时，济南郊区农村的生活艰苦，睡在铺垫着高粱玉米秸秆的床上，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吃饭竟没有筷子，户主从身边折一根细秸秆对折成两根，在他腋下抹一下，递到你手里就成了吃饭的筷子。你绝对不能嫌弃，否则就是对贫下中感情有问题。这些苦与累似乎都不曾挫伤我们要练足球干一番事业的决心。这年一队的老队员还被省直系统派到长青县的仲宫搞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四清运动。
实际上在山东队的数多年岁月里，我们经常（说不清多少次）赴农村参加三夏和秋收劳动，甚至还下过煤矿，钻过齐腰矮的矿井坑道，经受锻炼接受思想教育。
1965年又从青岛补充了应仁德。至此，山东省足球二队共有十五名队员。省二队1964年成立伊始并没有专职教练员，训练是由当时一队几个正在伤病治疗恢复的老队员轮流带着训练。
前排左起：盖玉殿、肖杰、祝敬国、王兰田、吴洪月、马德庆、孙毓璧
中排左起：尹洪生、王福水、张本诗、王守业、孙言忠书记、李克伦、倪国英指导、王汝晨、尉民生、王炎
后排左起：王世先、邢天恩、赵奎泉、曲礼新、韩同江、姜燕栋、朱福德、王正福(王黎)、姜通
这一年，全国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解放军和开展“四好运动队”“五好运动员”活动。
1965年学习王杰，学习中国乒乓球队和结合省体委系统号召学习山东省女排活动。在这些学习活动中加强了政治思想、爱国主义和“三八作风"的教育并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使教练员、运动员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例如：那时，每天早操训练集合都是有时间要求限制的，足球队住最高一层四楼，每当起床号响动作慢的都要跑着下楼，有的上了厕所来不及的提着裤子往楼下跑，唯恐迟到影响评比。那年在整个山东省直机关和省体育系统组织军训和队列训练，还特意从省军区教导团请来教官进行培训，我们二队经过训练在省直和省体育系统的军训队列比赛中获第一名。
那年还组织参观解放军军事大比武，学习解放军在各个项目队之间进行教学训练观摩等等，以促进各项目队的教学训练质量。
那时，要求所有的队伍集体活动都要站队行走，去食堂吃饭不过几十米的路都是整队行进，队伍步伐整齐、歌声嘹亮。唱的最多的歌曲是解放军的《打靶归来》。在青岛夏训时，从住的运动员之家到市体育场都是整队齐步行走，这些都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队伍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的培养起了很大作用。
足球运动在国际上称之为世界第一大球运动。国家自然十分重视。这一年负责国家体委工作的副总理贺龙元帅亲自过问，国家体委联合总工会、团中央、教育部召开全国足球工作会议，作出了“关于大力开展足球运动迅速提高水平的决定”，改进竞赛制度并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比如，每周的训练天数、次数；每次训练课的时数等；要求每个队每年的比赛不能少于50场等，对当时的足球运动发展促进很大。
当时，山东足球队在训练方面，学习解放军，学习郭兴福教学法，吸取日本女排有益的经验，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进行大运动量训练的原则。突出本队的身体和技、战术特点，在传、接球技术方面下功夫，确实比过去练的多，提高基本技术能力。
按位置进行重点技术训练。后卫长传、头顶球、前卫的接传球能力，前锋的传、带、突破、射门等技术做到天天练，采用三人两球、四人三球的传，接球及长传等多球训练，加快技术训练节奏，使单位时间内触球次数增加，在多球训练中落实到每个位置，每一个人。在“难”字上狠抓一对一紧逼抢射，一对一争顶，人盯人传球与抢截等多种对抗训练，使训练更加符合实战(比赛)要求；在“严”字上要求严格执行训练计划，课有教案，有质有量完成技术动作规格与指标。
当时守门员训练为了改善场地太硬易受伤的不利条件就把门前整个小禁区的硬土挖走换上了锯末（当时没有条件铺设草坪场地），守门员则是穿着冬天穿的厚绒裤改成的半截裤以便保护大腿两侧尽量不被擦伤（那时没有现在守门员专用的半长裤）。
主教练林指导亲自上阵手抛脚踢出各种低、平、高球，让守门员反复扑接地面或飞身鱼跃数个反复下来守门员肖杰、苗得恕、王炎已是气喘吁吁，脸色发白，脉率很快，达到无氧的极限甚至超极限。守门员流满汗水的脸颊沾满了锯末。这种训练方法在肖杰转为教练员后，作为当时一、二队的守门员组教练员，他就曾在1972-1973年冬春季的广东梅县训练中运用过，当时的守门员王炎，尤其是年轻的李忠伟、魏吉鸿通过这样的大强度训练提高很大、很快，在以后的比赛中尤其是在第四届全运会这样重大比赛中撑起大梁，力保球门不失球、少失球。
当然，这也让个别的队员顶不住，累得实在受不了，练一两年就离队了；在“实战”训练中，比赛需要运用最多的技术、关键性技术组成套路模式，在快速跑动中去完成，改变过去慢慢腾腾，站着练习的毛病；在“大运动量”上，训练有技术次数、时间、跑动距离、强密度、对抗等具体要求，一次大运动量训练课多次接近甚至超过身体负荷的“极限”，运动员的身体机能不断提升。
那个年代由于与欧美国家的接触甚少，对欧美一些足球发展早水平高的国家的先进足球理论观念鲜有了解，很多项目包括足球运动的理念，知识，方法等等主要是通过国家体委科研所发的体育科技资料《体育译文》来获取。
即使是这些前苏联翻译得来的资料也让笔者以及队友们如饥似渴去阅读理解并吸收。然而，学习了解的知识面窄也浅，又没有直观的视频录像观摩等条件，所以，对整个足球运动训练，比赛规律、系统性等还只是一种在以往经验基础上结合本队发展实际去不断探索和认知的过程。所以说训练不细，探讨的不深，很多问题理解的不透。当然，也不能从根本上认识解决，不可避免，有的训练脱离实际。
那时，山东省足球队的条件虽然较之建队初期有了很大改善，但是，作为室外项目仍然是大院里所有队伍中最差的。冬季一旦下雪足球场根本进不去。整个冬训场地积雪白天化夜间冻，如此反复不停。所以，冬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练身体。那时的经费难以支持队伍到南方训练。那些年的冬季雪天，球员们经常到篮排球馆前的一块空地上踢雪球，再或者是到田径场炉碴跑道上训练。
1970年代前全山东省也只有青岛市第一体育场是草皮场地。济南的省体育场都是土场地，那时训练场每逢春风刮起，地面的细土就被刮走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大小不等的石子。训练前要排成横队来回捡石子。遇到雨天场地泥泞无法练习。
到了1973年左右济南才有了草皮场地，又土法上马用路灯水泥电线杆代替球场专用照明灯，才有机会接待了多场外国足球队的来访比赛。济南的观众才有机会亲临现场观看国际足球比赛。所以说，过去很多年山东足球队的训练环境是非常艰苦的。大约是1964-1965年夏季福建队来山东济南训练（住在当时只有田径和篮球班住的宿舍东大楼）与福建队的交流训练与比赛，对山东省队的发展提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那一年福建队晋级全国(共十二支队伍)甲级队行列并取得第六名。福建队的训练思路和战术打法，攻防体系给了我们很大启发。他们技术简练实用，快而精；战术套路明确，细腻熟练，进攻流畅，尤其是李国宁，张瑞生两个前卫更是印象深刻，后来李国宁被选入国家队。
1965年，吴洪月教练在执教山东省二队时，根据足球运动的发展，除坚持“三从一大”训练原则，很多方面也是针对当时二队的特点在快速跑动中练技术，在有进攻方向的快速传接球技术上下功夫，结合进攻套路的左，右路边线快速简练进攻打法反复练习。那时在我们住的西大楼前的小场地上几乎每天的训练课都是反复进行结合战术跑位传接球，训练70米上百次往返，让球控制在地面快速传递跑位传接球十分熟练。
夏天去青岛观看第二届全运会预赛青岛赛区的比赛与训练。在第一体育场外场约赛青岛四方机厂足球队。开场后，我们发球在对方还没有进入比赛状态情况下就连续攻进对方球门大比分胜了对手。自吴洪月任二队教练员之后就十分重视比赛锻练，曾在济南青年公园、泉城路的皇亭体育场、山师，还有济南市工人文化宫（当时文化宫负责人是从山东省队退役的李方文）与工厂、学校队比赛，当时场外看比赛的观众还不如我们场上比赛的队员人数多，可见足球运动当时在济南市的开展程度。
现在回忆就是这样的一些足球活动对群众足球运动起到了普及作用，同时，我们也得到了锻炼提高。秋天，进步快速的二队在教练员吴洪月带领下赴天津、北京访问练习比赛。
1964年山东二队合影
前排左起：韩同江、郑琪明、盛维国、王守业、孙云亭、崔建国、应仁德、姜通
后排左起：左任剑、陈伯生、赵荣华、吴洪月（教练）、
尉民生、卢战民（领队）、王炎、相恒庆、盖玉殿
尉民生、卢战民（领队）、王炎、相恒庆、盖玉殿
教练当时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找强队较量、锻炼。到北京直奔当时北京队驻地先农坛体育场，住附近的四块玉旅馆。通过当时在北京任教的青岛籍李玉教练员联系与北京二队比赛。
第一场，对方对我们这些山东乙级队二队的不重视导致果我们2：0取胜。第二场对手不敢怠慢，双方2：2平，场上攻防交手激烈，不时碰撞出身体对抗的“火星”。这次北京之行看到了二队这批队员的进步和实力，也证实了前期二队乃至整个山东足球队训练思路的正确和成果。
“种什么树结什么果”，经过这一时期的训练山东省足球队整体实力有了明显提高。从第一届全运会名落孙山时隔六年后，在1965年7月第二届全运会足球比赛预赛贵阳赛区比赛中经全队努力，艰苦奋战（我们二队那时正在青岛观看青岛赛区的比赛。听当时参赛的老队员説他们在贵阳比赛踢的相当艰苦，勇猛顽强），获预赛赛区第三名并荣获风格奖。
随后9月份在北京决赛中排在老牌甲级劲旅广东队(第八)之后获得第九名。几名老队员，其中有1956年建队的王汝晨，有原1955年获华东区冠军的青岛队元老宋敬臣，有1958年进队的姜延栋、陈时仪，还有1958底入选山东足球二队的一批队员，他们都为山东足球队建队以来的这次突破和历史转变做出了贡献。这也是一次激励，彻底改变了山东队过去因长期成绩不佳抬不起头而饱受压抑，不被重视的境遇。
1965年冬训后山东省足球队进行了调整，一些建队时和1958年进队的老队员由于年龄大了和长时期在一线训练，比赛而积累了伤病的退役离队。
参加第二届全运会的领队孙言忠，教练员林仲琡、倪国英，运动员肖杰、苗得恕、王汝晨、马德庆、王世先、楚廷福、姜燕栋、王正福(后改名王黎)、尹洪生、祝敬国、赵奎泉、陈时仪、宋敬臣、邢天恩、孙广聚、曲礼新、张本诗、孙毓璧、王福水、吴洪月(是临时调回一队)。李克伦、王兰田、孙世森、孙毓璧、曲礼新1964年底至1965年底先后离队，1966年王汝晨、宋敬臣也离队。他们中的李克伦、宋敬臣、王汝晨、曲礼新分别分配到青岛市业余体校、少体校、半读半体25中任教，而王兰田、孙世森考入北京体育大学学习深造。这些山东省足球队建队时期的元老和功臣虽离开了球队，但却没有离开他们为之奋斗的足球事业，他们在以后的各自岗位上，在教学训练中为省，为国家培养输送了大批优秀足球人才。这一年，原二队合并到一队后，教练员吴洪月和老队员姜燕栋则开始筹备选拔组建新的二队。
1966年5月，由领队孙言忠，教练员倪国英带领合并后的山东足球队从济南出发赴上海进行参加全国乙级队联赛前的热身。球队刚到上海时先下榻长江饭店，后移师南京路国际饭店毗邻的上海体育俱乐部（上海体委招待所）。在沪期间，踢了多场热身赛，分别以3：0胜上钢一厂（雨天），4：0胜上海杨浦区队。印象最深的是在南市区体育场对上海工人队的比赛。南市区体育场不大，看台也挺简陋，虽然是土场地但是土质细腻非常平整。上海工人队是一支老牌甲级劲旅，无论是名次还是技战术水平都远高于我们山东队，过去山东队在参加乙级联赛前也多次到上海踢练习或访问比赛，但那时因成绩和水平较低很不被重视，常被安排与一些大学，工厂等业余队比赛。
这次却不同了，看到山东队水平成绩大有进步，才安排了与上海工人队比赛。结果一组先与对方一组1：1踢平，之后我们二组却以3：0的较大比分胜对方二组。让对方颇为惊讶和难以接受。第一次随队出征与上海的这些强队比赛就成绩斐然，印象深刻，记忆犹新。这次上海热身赛的表现证实了冬春训成效，看到队伍攻防趋向成熟，增强了队伍出战联赛的信心，作为年轻队员首次随队参加全国正式比赛兴奋之余并踌躇满志的踏上赛程。
由上海乘火车转道江西鹰潭直接到达厦门。队伍下榻的鹭江大厦濒临海边与鼓浪屿隔水相望。待休息日大会安排参观游览时，坐渡船登上岛屿走在幽静的绿荫道上，流连路旁一幢幢洋房对于我们这些在青岛人若似曾相见。参观郑成功纪念馆、日光岩。后来休息日或大会的安排到厦门大学（训练、比赛），到集美中学参观，了解华侨领袖陈嘉庚的爱国事迹；到海防前沿阵地参观炮台，遥望对面敌岛大担、二担，其阵地铁丝网工事肉眼可见。以上这些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这次厦门全国乙级队联赛预赛借第二届全运会之东风和“三从一大”高质量冬训的基础，加上年轻一代后备力量的支持，山东省队显示了较强的上升势头。队伍原二运会的基本阵容仍在，技战术打法相对趋向稳定，成型、熟练。刚从二队补充上来的相恒庆在右边后卫位置上崭露头角，表现不俗，展示出了一定能力和潜质，而守门员王炎，前卫“小上海”韩同江也时有登场亮相。
那时，运动队正在开展评选“四好运动队”和“五好运动员”及“一帮一，一对红”活动。年轻队员积极主动为主力队员老大哥们做好比赛准备和中场休息以及赛后服务事宜。整个队伍政治气氛浓厚，意气风发，团结向上，全队齐心协力，艰苦拼搏，比赛发挥了极高水平，最终无可争议的获得赛区第一名并荣获风格奖。
参加这次比赛的队员有：肖杰、苗得恕、马德庆、邢天恩、孙广聚、王黎、王世先、楚廷福、尹洪生、祝敬国、陈时仪、赵奎泉、王炎、韩同江、盖玉殿，参加这次比赛的队员有：肖杰、苗得恕、马德庆、孙云亭、郑琪明、应仁德、相恒庆、盛维国、崔建国、尉民生、王守业、赵荣华、任剑、姜通。
厦门比赛结束后队伍乘汽车赴福州应邀参加表演赛。在过去有甲乙级等级制时期，一支球队的水平高低往往以两个标准衡定。一个是每隔四年一届的全国运动会名次，再一个就是看是否是甲级队以及在甲级队的名次。所以，当山东省足球队一直在乙级队下游徘徊和不能在全运会上获得优异成绩时，对能成为甲级队便梦寐以求，渴望不已。这次能以预赛第一获得决赛资格必然使全队充满下半年晋级的渴望与信心。
而当时队伍的年龄结构非常合理。1958年进队一批老队员25岁左右正是当打之年，而一批新生代刚20岁后生可畏。正当满怀下半年决赛斗志与信心的山东队全体队员准备返济认真总结经验，以利再战使队伍百尺竿头再上一步时，“文革”开始了。山东省足球队前进的步伐戛然而止，球队发展再次跌入低潮。（待续）
（作者授权本文丛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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