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厦门比赛结束，在返回济南的旅途中就已经从报纸广播中听闻到有关批判“三家巷”“海瑞罢官”等文章，让人感到“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息。6月底回到济南不久，“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全面展开，影响所及，体育界也未能幸免，运动队训练停止，各级比赛取消，下半年的晋级赛也无法进行。我队老教练员林仲琡、倪国英遭政治迫害，被隔离审查，精神与身体受到伤害打击。山东省体育运动学校大院内大字报满天飞，各级行政制度废除，管理瘫痪，干部靠边站，各项工作停止，自发的群众组织，“红卫兵”组织说了算，甚至三五个人也是一个组织各行其事，“无政府主义”泛滥，打砸抢派性斗争横行，正常的教学训练遭到严重破坏。那时，由于笔者出身不是“红五类”，运动开始被排除在“红卫兵”之外，跟着当时射箭队教练员潘兴常写革命大标语，每天提着红油漆桶，手握一支大排笔毛刷站在从东、西两座大楼的顶层用绳子吊着下滑的木架子床上写革命大标语。红油漆写的正楷大字非常醒目、清楚，直到以后的几十年大楼被拆时都清晰可见。
现在回忆起来，站在用一根绳子吊着木床上的椅子上，没有任何保护从四楼高处一层层地往下写标语，还真有些危险。但那时迫于政治压力，对危险已全然不知、浑然不顾。深陷囹圄中的山东省各运动队多数运动员运动生命被断送。“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使历经十年奋斗正在崛起的山东足球队中止了前进的步伐，跌入低谷，队伍的发展遭受严重破坏。在“文革”混乱动荡这样的形势下，人们无所事事，随波逐流，是消遥，沉轮，放纵，还是对自己的事业坚守不弃？！这无疑是每个人面临的问题与选择。队伍中还是有不少出于对事业的热爱和坚持，在各种大批判等大大小小的会议中间，午休甚至是晚上利用各种空闲时间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练习的人。笔者就是其中之一，除了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练习技术，还进行一些跑跳的身体训练。那时，常常在田径场遇到短跑队的潘光，由于经常一起训练而成为了好友。队里的尉民生、孙云亭、相恒庆等人也时常坚持一定的训练。这些人都在以后的训练与比赛中成为队伍的中坚力量。
山东队在广州集训时合影
1970年，在周恩来的批示下，体育事业稍有转机，足球队训练和比赛在一定范围内开始恢复，但比赛仅以集训的形式进行。10月，在广州举行了全国所有队伍参加的大集训。山东省足球队在当时军代表窦参谋的带领下，由邢天恩、马德庆、肖杰、苗得恕、尹洪生、祝敬国、王黎、王世先、楚廷福、孙广聚、姜燕栋、王炎、盖玉殿、韩同江、孙云亭、应仁德、相恒庆、尉民生、崔建国、盛维国、赵荣华、任剑等22名队员组成的队伍赴广州参赛。队伍下榻广州沙面中南局招待所。沙面过去曾是广州外国人的租界，当时仍驻有外国领事馆。环境幽雅安静舒适。所有参赛队伍分成两个大组比赛。由于“文革”的冲击，全国所有的队伍训练都停止多年，所以比赛水平和质量并不高。虽然如此，也是对全国各省市足球队的一次大检阅和有力促进。
当时国家队和国家二队的教练员年维泗、张俊秀、任彬、哈增光等也到赛会观看了比赛。山东队基本上反映了当时队伍应有的能力和水平，但要肯定的是，那些在“文革”动乱中能利用各种可能的时间坚持训练的队员，尤其是几个年轻队员，例如王炎、相恒庆、尉民生、孙云亭、盖玉殿均有上乘表现，“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这次集训后相恒庆被选调进国家足球队，成为我省足球队第一个正式入选国家队的运动员。1970年底，山东省体校各个项目队在全省进行一次大范围的新队员选调工作，足球队选拔了姜溪远、张崇发、徐永来、于伟、徐德发、李胜利、宋希宁、龙建伟、刘文果、高忠民等十名队员。与其他项目的新队员组成当时的七连，即所谓的新兵连。“文革”期间，山东省体校曾由济南军区派驻军事接管组管理。原体校的五个班，分别被改为一连（田径）、二连（篮球）、三连（足球、乒乓球、网球）、四连（举重、体操、武术、游泳、射箭）、五连（排球）、六连（行政、后勤）。当时新入选的七连足球队教练员由姜燕栋、郑琪明临时担任。在这十名队员中，不乏身体与技术有特点的队员，但是，迫于当时政治环境，大约一年多的时间，其中多数人离队分配工作，只留下了姜溪远、张崇发、徐永来三人。
1971年底，山东省足球队进行了“文革”开始后的一次队伍大调整（实际上省体校的各项目队都进行了调整），仅保留了包括在国家队的相恒庆在内的十几名队员：邢天恩、马德庆、楚廷福、王炎、盖玉殿、孙云亭、韩同江、应仁德、盛维国、尉民生、赵荣华，同时，补充了1970年选拔的姜溪远、张崇发、徐永来，之后又先后从青岛、济南、北体青训队选调了李永存、李同义、王庆江、于乃石、王宝成等五人。
此时，陈时仪在肖杰、孙广聚协助下，开始筹备选拔组建新的二队。1972年组成二队，教练员陈时仪、肖杰、（孙广聚），队员李忠伟、魏吉鸿、戴仁庆、杨培桓、邹新光、张洛迪、殷铁生、孙天达、刘增民、高峰、娄序成、王洪庆、李玉森、杨子顺、刘承德、韩建家、张广卫、杜錫金、高欣、房华宁、贾延忠、张京鲁，二队1974年又补充选调了赵晓川、刘玉、周卫民、刘汉民、安征、赵建伟、李福德、李文建、刘明、鲍新光、范新军等数名队员。至此，山东二队已达33人之多，可谓建队史上最为庞大的一支二队。
1971年10月，在郑州举行了“文革”全面停止训练后的第二次全国足球大集训赛。在新老全体队员的积极相互配合与共同努力下，集训赛发挥了较好水平，其中，1970年底入队的张崇发在左边锋上登场亮相，显示了不俗的能力与潜质。但是，集训赛未结束，因发生林彪事件，大会召开紧急会议，集训赛仓促结束，不终而散，各省市队各自“打道回府”。
在全国体育战线各个运动队的训练逐步转向全面恢复的形势下，国家为了进一步促进体育运动重新发展提高，决定于1972年6月10日至30日在北京举行“文革”后的首次较大型运动会——全国五项球类（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运动会。山东足球队领队辛祖明（军代表），教练员吴洪月，医生吕长胜，有18名队员，包括姜溪远、王炎、赵荣华、马德庆、尉民生、楚廷福、邢天恩、孙云亭、韩同江、盖玉殿、盛维国、应仁德、邱连山、徐永来、李永存、张崇发、刘家茂、李同义（王鲁，付龙二人未进入报名大名单）。对这次比赛，国家十分重视，当时共有33支队伍参赛。包括除台湾省之外的29个省市队，加上沈阳部队、昆明部队、全国空军，另外还有不计名次的北京体院一、二队。
山东队预赛在张家口，这个赛区有广东、云南、山东、江西、宁夏五支队伍。山东队分别以8：1，2：0胜宁夏、江西，与广东队1：1平，加时赛0：1负，最终0：1负云南，以一分之差而未能进前十二名决赛，在进京决赛中取得第十三名。这次比赛姜溪远身兼守门员与前锋两职（因为当时队伍只有王炎一名守门员），在最后一场比赛中，姜溪远前插形成单刀与对方守门员冲撞，膝关节韧带受伤。
五项球类运动会后，邢天恩、马德庆、楚廷福、孙广聚等相继担任教练员工作。
山东队在梅县集训时合影
前排左起：医生吕长胜，盛维国、韩同江、楚廷福、邢天恩、张崇发、孙云亭中排左起：应仁德、娄序成、李同义、盖玉殿、徐永来、于乃石、王炎
后排左起：邹青华，教练员吴洪月、姜溪远，领队张则民，田禾、王庆江、马德庆、赵荣华。
1972年6月30日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结束之后，时隔两个半月，于9月15日至10月5日在青岛市举行了全国足球分区赛。这是“文革”后继1970年10月广州、1971年9月郑州全国足球集训赛后的第一次以正式联赛形式进行的全国足球赛事。参加这次青岛分区联赛的有山东省队、天津市队、辽宁省队、福建省队、黑龙江省队、安徽省队、甘肃省队、内蒙古自治区队、全国海军队、青岛市队共十支队伍。裁判长是青岛的首位著名国家级才判员唐纪青。获得该次赛事前三名的是辽宁队（第一名）、天津队（第二名）、安徽队（第三名）。山东省足球队在参加了五项球类运动会获得第十三名之后，经过短暂的调整后由领队张则民，主教练吴洪月，教练员倪国英带领队员0号姜錫本（借调队员），0号姜溪远（五项球类运动会受伤正在养伤恢复），1号王炎，2号赵荣华，3号马德庆，4号尉民生，5号楚廷福，6号邢天恩，7号孙云亭，8号韩同江，9号盖玉殿，10号盛维国，11号应仁德，12号范宏光（借调队员），14号徐永来，15号李永存，16号张崇发，19号李同义等十八名队员参赛。最终山东队以2胜4平3负，进12球，失11球，积10分的成绩仅仅名列第五名。从胜平负场次以及得失球情况分析，位列十支参赛队第五名的情况基本如实反映了当时队伍的状态有些低迷，没有完全摆脱“文革”停训，以及整个队伍刚进行人员大调整的所带来的影响。
青岛市队则以2胜3平4负，进13球，失20球积9分的成绩名列第七名；另外一支以青岛4808厂为班底的全国海军队则以0胜2平7负，进6球，失34球积2分，平均每场失将近4个球的成绩名列十个参赛队的最后一名。值得重视和认真总结的是，作为省队在同省德比之战时与基本上是同宗同源，知根知底的海军队（该队曾有杜华、刘建堂、吕崇贤、林维玉、刘国滨等曾是山东省队和八一队、市体校的队员）比赛时被2:2逼平；次战又被亲如兄弟的青岛市队（该队有多名曾经是山东省队、省二队、八一队或其他专业队队员）1:1逼平。这两场比赛充分説明，在当时形势下，山东省队的实力水平还远远不能在同省德比中有足够的能力和绝对实力战胜“同城兄弟”队，还需要通过不断努力尽快提高实力水平。在竞技体育的赛场上，唯有实力可以证明自己。另一方面，也説明了当时德比之战的激烈与艰难。当然，从比赛的规律总结也可以看出，长达近20天的9轮赛会制比赛过程，比的绝不是一场两场球，而要经历各种比赛之外的因素。
首先是体能的考验。海军队在倾尽全力首场2:2拼完山东省队之后，紧接着就以2:8的大比分输给第六名内蒙古队伍，0:6败在第七名青岛队脚下。这也正是一些球队卯足了劲踢一场比赛还行，但是，要在有多场比赛的赛会制比赛中连续作战，获得更多见树取得佳绩，就非常困难。想实现突破，则必须要有更多的技战术与体能储备才行。
在这次联赛中有三件事让我难以忘却。一是第三轮在海泊河体育场与辽宁队0:0的比赛中，我在一次防守跳起头顶球时，被对方前锋队员倪继德倒勾踢到面部，当场休克(脑震荡)，在人民医院治疗了一晚，第二天中午就出院归队，隔天又上场参加了4:1战胜内蒙古队的比赛；二是我队主力右边锋孙云亭在一次骑自行车回家途中摔倒，擦伤了面部还仍然坚持上场比赛；三是比赛期间曾有多名队员因飲食问题出现拉肚子的情况，因人员缺乏还不得不仍然坚持上场比赛。这些都给当时本来就人员不足的队伍，在比赛中增加了更多困难。
1972年秋冬，国家体委召开了三大球训练工作会议，重申并充实了1964年所提出的训练方针和“三从一大训练原则”。同时，提出三大球打翻身仗，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战斗口号和任务（目标）。在上海组织了优秀足球队参加的集训。由于五项球类运动会山东队的名次没有进入前十二名，这次国家安排的上海集训没有山东队。在这种形势下，山东省一、二队就由老教练倪国英帮助联系了赴广东梅县冬训。
记得当时队伍先到广州住在北京路的一个区政府招待所，其间还参观瞻仰了黄花岗革命烈士陵园和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后从广州乘坐汽车赴梅县，那时到梅县是比较难走的山路，有的队员还晕车，路途艰苦劳累。到达梅县后，队伍住在县革委会招待所（那时“文革”还并未结束）一个平房院落里，条件虽简陋但却安静。住房门窗的密封度比较差，通风撒气的，由于南方的天气状况，所以床铺被褥十分简单，没有罩单的薄褥子上面铺一层凉席，这对于我们北方人很不习惯。幸好每个人都有棉军大衣，夜间就把大衣铺在床上睡觉，以减少床板硬度和凉气。招待所没有浴室，只有冲凉房，是当地一种特有的炎热天气冲澡的棚子。冲澡时每次先接半桶热水到棚子里，再加上凉水。这样洗澡似乎也能冲走每天训练的疲劳。唯一值得满足和庆幸的是伙食不错。县供销社主任是山东老乡，南下干部，对我们这支老乡队非常照顾，副食供应尽量满足我们伙食标准要求。这一年的春节也是在这里度过的，招待所为我们杀鸡宰鹅改善伙食，感谢供销社老乡主任让我们过了个年夜饭丰盛的春节。
其实，在梅县的冬训还是比较艰苦的。由于训练的县体育场距队伍住处较远，每天训练往返，上下午四次，队员都是轮流抬着几十个球和其它装备步行。训练场地虽远，但是能有天然草皮场训练，这是我们在山东本地所绝对没有的。所以，每天往返走路的辛苦也觉得值了。
这年的冬训不仅是“文革”以来也是笔者加入山东队后第一次到广东省这样有草皮的场地冬训。从内心有种机会难得十分珍惜的感觉。冬训中严格执行训练计划，课时教案均经过反复研究、落实，教练员分工明确，突出大运动量训练，合理安排每次的大运动量课，要求有技战术和身体训练综合内容。每周大运动量训练课三次，周日坚持训练半天。每次训练课在150分至180分钟。跑动距离在14000米至18000米以上。笔者曾最高一次大运动量训练跑动达到24000米（快跑占30－40％），训练后去冲凉房洗澡时竟出现血尿情况。这种大运动量负荷训练不只是跑动距离，是要求有技术次数、技术质量和强密度的对抗练习，超过了当时国家体委在上海组织的优秀队集训的要求（当时，上海集训情况及时以通报形式发到全国各省市足球队）。
梅县冬训时期，队员们不怕累，不怕苦，不怕伤。在大运动量训练后出现头晕，呕吐，甚至血尿情况，仍能自始至终坚持训练，表现了为提高我国足球运动水平，冲出亚洲艰苦拼搏的奋斗精神。当时，队里有位已经结婚的队友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们现在是革命加拼命的训练。”其妻子既是玩笑又不无担忧地回信说：“革命加拼命小心你的命！”
笔者自1971年开始担任队长，自然是在训练、比赛及各项工作中不敢怠慢，要走在前头。除了大运动量训练后出现血尿，还时有胸部疼痛的状况，当时的队医吕长胜立即带笔者去医院检查，以排除心脏问题。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亲身体会到对什么是大运动量，尤其是超极限负荷训练才会有的感受。那时受条件限制，没有任何恢复方法与物理手段措施，就是靠睡眠、休息以及自身能力。记得大运动量训练后，晚上躺在床上感觉两腿发木，发热，发烫。冬天的梅县夜间也是需要盖棉被的，发热发烫的两腿双脚要伸出被子才感觉舒服些。常常睡不着觉，躺在床上难受，就坐在房外的廊下至半夜。
现在回忆过往的这些艰辛确感不易，但在取得成绩实现目标之后也颇感欣慰。在梅县冬训期间，曾与梅县队时有比赛交流，梅县队实力不俗，是全国的足球之乡，为广东省足球队输送过很多优秀队员，现在的队中就有许多退役的专业球员。还曾到当时的中山市（县）与当地队比赛。这些交流比赛对冬训非常有益。经过这次梅县冬训，山东队的身体素质和技战术水平有了很大提升。
1973年全国联赛开始，那时“文革”取消的甲、乙级等级制还没有恢复。全国足球比赛以联赛分区预赛然后再决赛的形式进行。当年的全国联赛第一阶段于4月7日至4月25日分别在武汉、合肥、成都、旅大市（那时还未改称大连市）四个赛区举行。山东省队在旅大市赛区，共有10支队：辽宁、上海、山东、福建、陕西、北京部队、昆明部队、甘肃、贵州，旅大市作为东道主队不计名次参赛。最终，山东队以3胜3平2负名列第四，未能进前八名决赛。当时出台了一个鼓励头球进攻得分的政策，比赛中有头球进球就在该场得分上再加一分。山东队与昆明部队同积十分中就有一个头球加分。但是却因相互比赛负于对方而名列其后。大连比赛后在参加第二阶段比赛前曾在济南迎接黎巴嫩雷星俱乐部足球队，在2：0领先的情况下，“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最终2：2平。
之后，7月份队伍应邀赴新疆参加庆祝自治区成立邀请赛。当时，由于队的前锋姜溪远被选调阿尔巴尼亚专家执教的国家二队，笔者在此次赛事中还多次在比赛中“客串”前锋。在新疆比赛中，主力右边锋孙云亭在与对方边后卫的一次对攻时，被球挫伤了眼睛（眼底受伤），就此在正当打之年非常可惜地中止了运动员生涯。孙云亭受伤也给了当时训练十分刻苦努力的年轻队员徐永来有了上场机会。从此徐永来在山东右边锋位置上表现出色，并在第四届全运会后入选国家队。
从1973年迎访的国际足球比赛有黎巴嫩、乌干达、布隆迪、新西兰、尼日利亚、乍得、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日本、罗马尼亚以及香港地区足球队。
与黎巴嫩雷星俱乐部足球队合影
1973年冬季，山东队赴昆明冬训，住在云南运动队驻地昆明市拓东体育场招待所。同在昆明冬训的还有陕西、湖南等队。这次又是一个漫长的冬训，第二次在他乡异地过春节。还好，由于几个队同住一个楼，经常交往也觉得时间过得挺快。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很多的书籍还未解禁，国内手抄本小说不少，如《第二次握手》《一只绣花鞋》等，训练之余常听陕西队大老王教练讲《基督山恩仇记》《无头骑士》等脍炙人口的故事。湖南队与笔者同样是9号队员李英庭也是讲故事高手，也常聚在一起听他讲，其实更多的是与湖南、云南队的朋友们聚在一起喝点小酒，共叙心怀，这样两个月的冬训才不会漫长而枯燥。自此，与湖南等友队不少队员结下很深的友谊，至今还常有交往甚至相聚。
这次冬训在上一年冬训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种“小锅炒”训练形式，其目的是让训练更细，所以就分了前锋、前卫、后卫以及守门员组，分别由四个教练员带训。这样的形式应该是一种很好的尝试。但是，怎样分组，如何在主教练的总体设计下，根据山东队本队的总体体系由主教练主导去分组训练，看来还需要很好的总结经验，重新认识。
冬训结束时已是春天。在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们与湖南队一起来到长沙训练交流比赛，并一起赴毛泽东家乡韶山冲参观，在故居前的池塘边留下了永久的合影。
长沙之行后，3月15日队伍转赴南昌参加1974年全国足球联赛分区赛。首战1：0小胜武汉部队，但是二场队伍却惨遭重创，以0：7的大比分输给了去年曾以1：1踢平的福建队。这是全队上下始料未及的。记得失球后一次次将球从本方球门拿回到中圈点的惨状与心情，笔者刻骨铭心！
后面的比赛分别以1：0、3：0、3：0、2：1胜河南、内蒙、兰州部队、沈阳部队；以0：0平陕西；以0：1、2：3、0：2负于八一队、安徽、上海。仅获赛区第六名，落入第三档次，最终于9月10日至10月10日，在共有24支队参加的全国联赛第二阶段青岛赛区获得全国总排名第27名。
总结这一年的比赛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有：1.在南昌比赛当时，正在开展“批林批孔”，太多的会议干扰了比赛准备；2.队伍从去年底冬训一直到联赛开始三个多月的时间转战在外輾转多地完全违背了竞技体育运动准备期的规律，使队伍精神、体能疲惫；3.当时队伍里有不少已经结婚成家甚至有孩子的队员，其中就有队员因妻子分娩需回家照顾达半个月之久，赛前才归队仓促参赛，这些已婚成家的队员中不少人念家心重，归心似箭，还有的已经产生离队转业的想法；4.“小锅炒”分组训练是为了让训练工作搞得更细、更有针对性，但是如果脱离了主教练总体设计和队伍的技战术体系，那么这种“小锅炒”的细就成了只有“分”而无合力！以上种种可能是山东队这一年成绩严重下滑的因与果。
1975年第三届全运会召开。这是从1965年第二届全运会相隔十年后的又一次全国综合性大型运动会，其意义和影响非同一般，无论是政治上还是体育运动竞技比赛意义都十分深远，是对体育事业数年动荡之后，重新恢复建制后的一次大阅兵。毫无疑问，各省市体委和有关部门都十分重视并积极准备。
第三届全运会预赛在于6月10日至30日在河南郑州举行。山东队所在的郑州赛区，参赛队伍还有安徽、青海、吉林、云南、四川、广西、浙江、西藏、八一队共10支队伍。山东队以5：1胜安徽，2：0胜青海，1：0胜云南，3：0胜四川，5：1胜浙江，2：0胜西藏，1：1平吉林，1：3负广西，1：4负八一队，以6胜1平2负进21球的成绩，与广西同积13分，但因负于广西而获第四名。在21粒进球中，笔者盖玉殿进6球，当时左路搭档张崇发进5球，另外，姜溪远、徐永来各进4球。包揽了21粒进球中的19粒，显示这三名1970年进队的后起之秀的能力和潜质。他们必将为山东足球队的发展担当重任。
第三届全运会队员合影
前排左起：盖玉殿、张洛迪、相恒庆、李忠伟、殷铁生、房华宁、张崇发、孙言忠书记
中排左起：娄序成、邹新光、徐永来、李文建、王宝成、李永存、于乃石
后排左起：吴洪月指导、杨培桓、尉民生、赵荣华、姜溪远、倪国英指导
1975年9月，第三届全运会在北京拉开大幕，取得进京决赛权的山东足球队，队员有：李忠伟、魏吉鸿、赵荣华、尉民生、李永存、杨培桓、于乃石、徐永来、盖玉殿、姜溪远、张崇发、王宝成、张洛迪、高峰、殷铁生、娄序成、房华宁、邹新光、相恒庆、李文建、赵建伟，由领队孙言忠，教练员吴洪月带领赴京参赛。由于年龄和家庭及个人原因参加预赛的韩同江、李玉森却未参加决赛。
分组赛与辽宁、湖北同组。第一场就与当时几乎全是国家队选手，实力雄厚的辽宁队相遇。（辽宁队最后决赛与广东队踢平并列三运会足球冠军）。不知道对方辽宁队是过于轻敌麻痹还是没进入状态，上半场山东队左前卫（笔者）盖玉殿各接左右两边锋张崇发、徐永来的传中球，在辽宁队禁区弧顶处劲射球门，两个低角破门以2：0领先，下半场，这只上半场被打懵了的“东北虎”似乎是也被打“醒”了！向山东队发起了猛攻与“疯狂”反扑，毕竟实力相差悬殊，加上那时山东队的后场防守线主要位置上个别队员年龄与能力存在较大不足，且刚从二队进到一线的年轻队员各方面还未完全融入到整个队伍的攻防体系，所以，防守非常被动，防线不断被撕裂，连续失球，尽管左边锋张崇发下半场扳回一球，但已于事无补，难以挽回3：8惨败的颜面。
第二场对湖北的比赛1：1踢平，但由于湖北队2：6负于辽宁比我队少失球，这样，山东省队就无缘进八强淘汰赛。最终，山东省队获第三届全运会足球比赛第十名。整个决赛阶段张崇发进5球，盖玉殿、姜溪远各进2球。综观本次全运会山东队的整体水平与实力，已接近全国第一集团，在与许多国内前几名强队的交手时均有进球见树，但还是常常因整体实力不足尤其是防守方面的强度和韧劲以及主要位置上人员的缺乏而屡遭翻盘输掉比赛。这与整体阵容与攻防体系以及防守端个别队员的年龄与能力不无关系。
第三届全运会的失利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足球比赛的攻防规律，找到了队伍前进中的不足和影响往更高水平发展提高的症结所在。年底，山东省队进行调整。原一、二队的部分队员离队，一、二队合并。相恒庆、盖玉殿、韩同江三人正式被任命教练员，因工作需要相恒庆、盖玉殿仍兼运动员。由邢天恩、韩同江、肖杰负责重新选拔组建二队。经选拔，从济南、青岛、烟台、威海、枣庄等地市调入国作金、侯宝华、孙崇军、张崇来、刘乐阳、李春乐、高国伟、陈春政、胡晓萌、郭洪波、王德章、刘志宏、刘志勇、曲健、孙世强、张建刚、王亚男、陈泽勇、郑海、王东宁、宋宗胜、李政、朱承庆等队员组成新的二队。
1975年底至翌年春冬训合并后的山东省足球队一行33人（其中队员29人），由主教练吴鸿月带领赴昆明参加由国家体委组织的部分优秀足球队昆明海埂基地大集训。当时，国家一、二队，广东、北京、辽宁、八一队则是在广州二沙头广东省运动队基地集训。这次昆明集训，山东队在总结1973－1974年梅县冬训以及第三届全运会比赛成功与失利经验教训基础上，进一步贯彻“三从一大”训练原则，学习并探讨足球运动发展方向与规律。主教练吴洪月曾有机会随国家组织的教练员团队赴英国考察学习，对足球比赛中场与禁区两端的关系和关键攻防目的颇有心得与领会认知，结合山东队本队队员身体、技战术特点和传统优势，初步确定了符合本队的技术风格特点和战术指导思想。
经过冬训后，队伍的水平在原来基础上有了较大突破。集训比赛全队分成一、二两个组分别参赛，都均有非常出色的表现。例如：一、二组都分别以5：0较大比分战胜强队上海以及其他队，体现出队伍整体实力的稳定，最终获集训赛第一名。集训期间，集训办公室还组织了山东队教学训练观摩。当时的中国足协负责人，第一任国家队主教练李风楼老先生，还有国家队教练员年维泗、张俊秀等选拔组织了昆明集训联队，山东队入选的有盖玉殿、姜溪远、张崇发、徐永来、杨培桓。
冬训期间，国家队教练组年维泗、张俊秀两位教练员还到山东队指导工作，对山东省队的冬训给予肯定和好评，也对左路快速进攻，对左边锋张崇发的快速下底传中给予好评。一支队伍好的冬训除了身体素质、技战术的成效外，很重要的是通过集训能涌现出一批有潜质、有才华、有能力堪当重任的优秀年轻队员。这次队伍中的中后卫杨培桓、左右边后卫戴仁庆、高峰、王宝成，防守型中前卫于乃石，包括中场以及前场颇有组织能力的前卫，前锋殷铁生、邹新光、张洛迪、刘承德等，展现了不俗的实力和极大的潜质。弥补了队伍第三届全运会上所暴露的问题与不足，丰富了整个队伍的战术体系和攻防能力，为队伍向更高水平发展奠定了很重要很厚实的基础。可谓“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昆明冬季集训结束后队伍回济南调整，于1976年3月15日赴厦门参加全国联赛分区赛。参赛队有广东、天津、山东、江苏、江西、河南、空军、沈阳部队、福建。山东队分别以6：1胜河南张崇发，姜溪远各进2球，徐永来、盖玉殿各进1球；1：0胜空军，张崇发进1球；1：0胜广东，又是张崇发进球；5：0胜江苏，徐永来进3球，盖玉殿进1球，娄序成进1球；1：0胜江西，张崇发再次进球；0：0平沈阳部队，0：0平东道主福建队；1：3负天津，于乃石进球，比赛中，姜溪远膝关节受伤打封闭针仍坚持比赛。当时天津队人员配置比较整齐，前锋的王广太、王玉俭、张贵来，前卫刘俊恒、蔺新江，边后卫齐玉波等都是国内好手。我队于乃石在比赛进球虽然已与比赛结局无补但可以看到他的进步。尤其是在对广东队比赛中，于乃石非常好地执行了教练员的战术意图，紧紧盯防广东队的进攻核心容志行，大大限制了他的发挥，从而有力地抑制了广东队的进攻。这次厦门比赛最终以5胜2平1负获第一名，取得下半年天津决赛资格，同时也争得通过决赛在全国重新排定晋级甲级队的机会。
这次厦门比赛8场共15粒进球，几乎每场平均两球，这在全国顶级赛事中也是比较高的进球率了，显示了山东队的进攻优势。但是，由于当时“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下半年大搞所谓“体育革命”“开门训练”，全国所有比赛取消。这期间，山东省队先后到淄博、威海、青岛（在青岛期间曾住在国棉一厂）进行所谓的“体育革命探索”。实际是又一次在全国停止了运动队训练，教练员则分批分期到农村搞普及大寨县蹲点或到知青点带队工作。是年秋，队伍到烟台牟平县姜格庄参加农业劳动。住在公社大队的仓库地铺，每两个人一组轮流到老乡家吃排饭（每天换一家）。几乎天天吃肉渣卤的面条（因为下一家永远是照着上一家的饭做）！时间长达近月，这些做法完全违背了体育训练发展规律，严重破坏了系统的训练工作，使全国刚刚恢复方兴未艾的体育事业又一次遭受挫折，前进中的山东足球队也不例外遭受损失。
仿佛命运的愚弄，1966年厦门比赛后的旧景重现！1973年－1976年－1979年这三个阶段的训练模式，遵循当时比赛实际，除了身体训练和有针对性的单兵技术训练外，基本上采取两个45分钟，加一个30分钟的大运动量综合训练模式：第一个45分钟即15分×3节真刀真枪的强对抗传抢或攻防，要求迅速进入比赛状态下的实战训练；第二个45分钟，全场的战术快速传球攻防跑位射门或压缩到两个禁区间的分队比赛，目的在于加快攻防节奏；再加一个30分钟的有球或无球的体能训练（当时加时赛不允许换人），强化体能以适应比赛出现平局加时赛的需要（所以，在以后几年的加时赛中山东队基本上无输球）。这些比较符合当时实际和山东队自身条件的认知，经过多年训练比赛实践、磨炼，山东队的技术风格和战术特点逐步成型并趋向成熟。
山东足球队从1956年建队，经历了20多年的反复曲折、起起伏伏，究竟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技战术发展道路才适合自己？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20多年的实践，探索足球运动规律和发展方向，吸取国内外的先进经验，群策群力改革训练，逐步形成了山东队自己独特的技战术发展道路和方向：1.“积极拼抢，快速反击”在国内较早走防守反击的道路，针对国内片面倡导所谓“以攻为主”踢所谓“攻式足球”的倾向，正确分析攻防矛盾，提出了“防为基础，攻为主导，走全面攻防型打法的道路”。2.注重选才高度，重视前场中锋的培养。自1973年开始，在国内较早起用高中锋，结合本队边线突破（边锋速度快，冲击力强）的特长，提出“两翼齐飞，边路传中，中间开花”的打法。3.“稳固防守，快速反击”加快攻防节奏，快速通过中场（不在中场与对手过多纠缠，无为倒脚），针对我国当时足球比赛中存在求稳、求准、不求快的倾向，提出中场进攻必须快攻、强攻、硬攻，在不断冲击下求成功率（不断给对手施压，积极抓住对手压力下的失误），争取速战速决，把握攻防主动权。（待续）
盖玉殿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