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强丨少昊与大昊的文化相貌

本文讲的问题是：少昊、大昊的历史孰先孰后。当然是少昊在前，大昊在后。

然而我们看到的二者的排序，常常是“大昊、少昊”。似乎“大”在前，“少”在后。例如，山东莒州博物馆藏的历史编年，就是大昊在前，少昊在后（山东莒县在周武王封给少昊后人的地盘之中，莒先都计斤——又称介根，在今青岛胶州市。春秋时迁于莒。贵族“己”姓，今山东沂水“纪王崮”的“纪”应该和莒国有关）。莒国原都计斤，比较近似《山海经》“东海之外大壑”地貌。在莒州博物馆中能看到莒国国君车乘上的王族徽章，那分明是凤鸟和龙蛇相交——他们应该是崇拜龙凤图腾（图1），和商王族图腾崇拜无异，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秦贵族自称“少昊之后”的状态（见下）。

少昊、大昊的排序有周代的文献在，顺手摘录在下：

《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帝颛顼受少昊乳养。少昊在颛顼之前。

《国语·楚语下》：“及少皞（昊）之衰也……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重、黎就是伏羲女娲，司天司地，那时代最大的事情，所以伏羲女娲二者合而不分，正如重、黎合而不分，被统称“重黎”；他们被此不分，故而文献上往往称他们“帝喾”“帝俊”“大昊”等等。重黎显然在颛顼之后。

《国语·周语下》：“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帝喾亦即重黎、伏羲女娲；大昊显然在颛顼之后。

再重复一下：少昊之下为颛顼，颛顼之下是大昊。

这么简单的传承关系，为什么往往会引起混淆呢？

这是一个谜题。

我认为这个谜题在于：

一、大昊民族集团的分裂，在文献上记载过于简略，导致混淆；
二、殷商贵族中的秦民族，对自己出身特意的强调等，导致混淆。

大昊民族集团的分裂，见于《左传·昭公元年》：

“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叔向问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其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

这位“高辛氏”就是后来文献上说的帝俊、帝喾、大昊。

自高辛氏之后大昊分为二支，一支始于阏伯，其举族死后归于东方苍龙七宿之心宿，亦即晨星；因为其地曰“商丘”，阏伯之族以“商”为族号；因为商族来自于重黎，“黎”有“火正”世职，所以晨星也叫大火、商星，卜辞屡屡出现的“大邑商”，就是后世称殷朝为商朝的一般原因。

高辛氏之后的一支始于实沉。这支举族死后归于西方白虎七宿之参宿。按照后世西方白虎的方位神五行属性——西方为虎而属金、金色为白的认定，这支高辛氏之后人，正是《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金正曰蓐收……少皞氏四叔（淑，贤淑）……该为蓐收”，其所谓的“金正曰蓐收”就是“世不失职”的一代“金天氏”。虽然他们是少昊的后人，但毕竟是高辛氏大昊的另一支，他们在实沉之墟代替陶唐氏的一部，是以羲氏、和氏的名义司天授时的，而陶唐氏之所以被帝舜氏取代，就是因为当时最重要的邦国大事乃司天司地：司地的重要项目是平治水土，司天的重要项目是昭告天时——实沉之墟的一支的族群，正是“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司天授时之谓。高辛氏之后始于实沉的一支，其地名在《国语·晋语四》里称为“实沉之墟”。

实沉之墟就是周朝的晋国在地，今山西临汾、新绛、晋阳等地，其地旧名“大夏”；在公元前2300年之前，这里居住着的黄帝后人帝尧氏，族号曰“唐”——这个“唐”即“陶唐氏”、帝尧陶唐氏。

公元前2357年，帝舜政变帝尧，然而，帝舜氏“在舜世不改尧号（见《国语·晋语八》韦昭注）”，也就是说，帝舜在帝尧时代掌权天下，至少一开始没有改变“陶唐氏”的号召性族号。因此，在今山西省临汾市的“帝尧的都城”，很可能就是帝舜的实际帝居。据资料说明，这个“帝尧的都城”碳十四测年的上限距今公元前2300多年，这正是《尧典》其中四仲星中星记录所在位置的年代，根据天文学二分二至历时的推断，其与公元前2357年二分二至所在点相符合（见瞿蜕园《古史选译·导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或许帝舜有虞氏，就是伏羲女娲在夏后氏家天下之前，在实沉之墟的勃兴。夏后氏家天下之后，商王朝取代夏后氏之后，伏羲女娲实沉一支的后人都比较稳妥地在此地生息，直到周成王灭了这里的旧国，封给了自己的弟弟，是为晋国。

实沉一支似乎没有自称“少昊之后”，但其为“金天氏”之裔被封之汾川为神，却十分清楚。汾川神的祭祀者是沈、姒、蓐、黄四姓，晋国立国，汾川的管理属于晋国，晋国就是沈星星土的主人，汾神原先的祭祀民族归属于姬姓的晋国，他们的旧族号，也就无存在的意义了。所以汾神晋国以前的祭祀民族，可以称“实沉之后”，没有必要强调自己是“少昊之后”。

说帝舜取代了帝尧，我们必须把历来史家不太关注的豢龙之术简略地说一下。

因为龙属阴，其为水属，水是生命之源，这也正是大昊之后继颛顼氏司天司地之司地的内容。

我之所以沿袭《晋语八》韦昭“在舜世不改尧号”的注解，是因为《左传·二十九年》“故帝舜氏世有豢龙”一说——帝舜氏的“豢龙”是伏羲女娲民族集团，以生命之源宏族的策略。

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之民族，养雄雌两条龙蛇，是一种龙的传人之信物，正如五星红旗是今天凝聚民族的象征。我认为目前在临汾“尧都”出土的双龙陶盘（图2），就该是帝舜麾下有豢龙行为的物证。给帝舜豢龙的人员被封为“豢龙氏”，其姓曰“董”，豢龙的操作者叫董父。

从陶寺遗址出土的双龙陶盘之图形看，豢龙氏所豢之龙是蛇躯龙，它被设计成一头双身龙，那一个头，是伏羲女娲共一头而彼此不分，龙头还生着一条羽毛似的舌头——由此我们知道这绘龙的陶盘，只是祭祀仪式里用象征雄雌二龙的物品。我们很难说清楚帝舜氏让董父豢龙的豢龙场何在，但据《左传》所说，陶唐氏帝尧的后人刘累，曾学养龙于豢龙氏，因此推想帝舜的豢龙场，应该就在现在的尧都遗址一带。

夏朝末年，夏帝孔甲亦欲利用豢养雄雌二龙以凝聚人心、特别是凝聚伏羲女娲族群人心的策略，但没有豢龙氏的世职人员豢龙，于是用刘累来豢养二龙，封刘累为御龙氏。但刘累养死了母龙，畏罪潜逃。

商代的《易经》有《蛊》卦之立项——“蛊”字象形两条龙蛇养在器皿当中，而《蛊》卦内容，说的就是龙的传人之邦邑君首位置的继承问题，因此可以确信商朝朝廷有豢龙的举措。

值得注意的是，自此中国的龙图腾形象出现了两种形态：蛇躯龙（图3·左）和虎形龙（图3·右）——在商王族的龙造型里，其特征一般都是虎形龙生了凤鸟的三趾爪，蛇躯龙却生了老虎的头。这因为他们一支生息在苍龙七宿的星土上，一支生息在白虎七宿的星土上。这种同民族分居两个星土的情况，大致是在商代的图像上，甚至商代以前的图像上，龙虎往往连类并举——如石峁遗址神殿废墟里的虎形龙就是商以前二者的连类并举（图4）。这又说明，阏伯和实沉两支人，虽然分了两地发展，但他们并没有互相忘记彼此的种族关系。

到商朝武丁时代（载《竹书纪年上·武丁四十三年》），出自豕韦氏的豢龙氏被灭，武丁以御龙氏刘累的后人代替豢龙氏，从而承绍豕韦氏。

到了周朝，朝廷似乎不再有重黎氏“司天司地”的世职——周朝不用司天司地之事，程伯休父牢骚可证。《国语·楚语下》记载了程伯休父的牢骚，意思是说周朝廷之所以混乱、衰弱，就是周宣王不再任用重黎氏去司天司地等等。这位“程伯休父”正是重黎氏——伏羲女娲民族集团的正宗传人。

周初，朝廷似乎不再有豢养二龙的举措——原先代替豕韦氏的御龙氏仍在实沉之墟，然而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迁走了刘累之后，实沉之墟成为晋国国土；御龙氏被迁离实沉之墟，到终南山一带的杜国为国君。这个帝舜氏、夏后氏、商王族的豢养龙蛇的前前后后，说明他们的养龙场大体都在实沉之墟，也说明周朝实沉之墟不再有养龙之场：《墨子·明鬼下》（亦见《竹书纪年》）说，周宣王四十三年，宣王因自己的小妾女鸠，诬告杜伯奸淫她，而“杀杜伯”。杜伯死后三年，化为厉鬼，趁宣王会合诸侯在圃田打猎，光天化日之下，杜伯乘白马素车，朱弓朱箭，射杀宣王于车上。此固然是神话故事，但却是传统的豢龙巫术不受周朝待见旁证。

看来大昊民族集团中的秦民族，在面对周民族对自己压迫之环境下，有意强调自己出身是古老而煊赫的少昊，以区别同出大昊的商民族，可能是导致少昊、大昊前后排序的混淆原因——秦民族强调自己是少昊之后，晚于实沉一支的存在——实沉、阏伯虽是大昊之后，但族源却同出于少昊。

根据《清华简》的研究成果，我们知道秦民族是商贵族，可能是商王都迁址商奄一支的贵族。这族人，因为参加周封商王武庚与三监的叛变，被周公旦惩处，迁于周朝西方的边陲，作为抵御周民族当时重要敌人西戎的屏障。于是秦人不得不为了生存一边和西戎作战，一边为周人养马。

当时兴盛车战，驾车的马匹十分重要，秦人因繁衍马匹之功被周孝王封为附庸；公元前821年，秦庄公击败西戎，被周宣王封为西陲大夫，并将秦人先祖大骆之族原来居地犬丘（这个“丘”相当于后来所谓的城池）赐予秦人。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借周王族内乱，投机翊立周平王、派兵护送周平王迁都洛阳，而得封赐周人发源之地岐山一带。于是秦王建西畤祭祀上帝——奉少昊为白帝，金属白，方位属西，于是秦民族就理所当然地充当了金天氏少昊的直接继承人，从而区别开东方青帝大昊的继承人殷商民族。

我们在《史记·秦本纪》里看到了秦人把自己世系区别殷商的用心。

其实“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吞玄鸟卵而生下民族领袖的神话，本基于“但知其母，不知其父”母系社会婚姻状态。而秦人不把帝喾伏羲氏认为男祖先，而是只承认“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了自己的男祖先大业。秦人将祖先女脩出处所衔接的帝颛顼，恰恰正也是商王族的出处。

女脩是纺织女神，纺织女神是男耕女织时代的重要神灵。晋朝王嘉《拾遗记》卷一所记娥皇和白帝之子恋爱生少昊父亲的神话，便将少昊之母是母系社会织女一族世职的状态保留了下来。《秦本纪》“女脩织”，正是司马迁失于浓墨重彩渲染的少昊民族立族之世职。

殷墟妇好墓出土过女脩的玉雕像——她头戴纺织机的紧经轴亦即榺杖（后世所谓的“王母戴胜”之“胜”的原本就是这种榺杖），身穿龙袍，腰佩商王族的族徽一头双身龙（图5）。也许卜辞上的“东母”“西母”之西母就是指她而言。后来西王母成了天下第一女神，恐怕就是和秦人对女脩祖神的高崇有关——在东汉时代，西王母和早期基督教“德母”合一，最后演化成瑶池的王母娘娘，应该引起今人的重视（详见另一拙文）。

周王族特别小肚鸡肠，因为其死敌是殷商王族，所以殷人的图腾鸟在本鸟——猫头鹰，被其憎恨，乃至成了中国人长达几千年民风民俗类的恶鸟凶禽。秦人面临周初的被惩罚状态，为了规避周王族的这种小肚鸡肠的憎恨，当然不敢把图腾鸟认作“玄鸟”的本鸟猫头鹰，所以我们在秦公大墓出土的金质图腾鸟的造型上，看到的是戴胜鸟形象（图6）——这反倒可以证实秦人政治谨慎，出于惧怕周人的报复。所以他们的“玄鸟”必须是戴胜鸟，更何况戴胜鸟是蚕事工作季节的候鸟，所以，后世西王母画像头上所佩戴的纺织机紧经轴之“戴榺”，自然和纺织季节必到的候鸟“戴胜”名字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