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8年11月，一则爆炸性的消息仿佛在开裂的冰面上迅速裂变：国王疯了。宪政大厦摇摇欲坠。
国王乔治三世勤俭爱民，自律甚严，这位有着禁欲习惯的国王已经统治英国长达30年，但他其实不过50岁。依今天的习惯来看，乔治三世还是位不折不扣的健身狂，常常步行和骑马，如果那时候有微信运动，他一定会每天霸占排行榜的封面。
乔治国王也曾羡艳遥远东方的天朝大国，曾派马戛尔尼率领700人的使团出使中国，意在友好通商。不过，他的一封“称兄道弟”的信件也许惹恼了乾隆大帝，乾隆大帝表示“朕意深为不惬。”并且回信说：“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那意思是说，我们什么都有，不需要跟你等夷国通商。
不过这是后话，在1788年那个秋季，国王行为反常，据说在教堂弥赛亚仪式中打过拍子，还一度从温莎大公园的马车上下来，对着一棵树敬礼，他把它当作普鲁士国王。御医诊断出国王行为近乎谵妄，明显地精神错乱了。
如果国王被证明不能视事，那么一场宪政危机必然到来。迫在眉睫的摄政安排使得内阁和反对派陷入纷争之中。不过此时，一向严谨的柏克系统地学习了疯癫知识，甚至走访了一家有着300名囚犯的精神病院。柏克在议会做了演讲，意在为辩论提供学术支持。
六个月后，国王奇迹般地康复了。然而在海峡另一端的法国却处于风雨飘摇的革命风暴之中，整个国家都疯了，不过对晚年的柏克来说，此时正迎来一生中最灿烂的时刻。
1789年7月14日，法国平民攻占了巴士底狱，据说这一事件使得远在哥尼斯堡像钟表一样准确的康德也发生了紊乱。那一天，他比往常出门散步的时间晚了一些，居民们知道一定有大事发生了。这件事情如此重大，以至于使康德都做出了改变。
法国大革命爆发了，事实并非毫无征兆，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暴雨、冰雹致使农业歉收，食物短缺，物价飞涨；比如由于支持美国的独立战争而造成的巨大的财政危机；比如凡尔赛宫的傲慢自负，官僚机构的低效无能，教会的体系的僵化和税负……
当然还有启蒙运动对于理性追求、宗教宽容和个人解放的梦想的鼓噪，使得旧制度的权威迅速地暗淡无光。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按照抽象原则和想象建立起来的制度。
在英国，人们对于法国大革命最初的反应是乐观的，一方面人们对于宿敌的破败和颓废乐观其成；另一方面进步派和激进派则欢欣鼓舞，认为是启蒙理性对于不平等的社会现象的胜利。当时大多数人把法国大革命类比于英国的光荣革命，在那场革命里，詹姆士二世逃离英国，而荷兰的新教护国公奥兰治的威廉继承了王位。革命的最初混乱最终将让位于优良秩序，法国革命被认为是英国光荣革命的继续，在时间上，二者正好相隔一个世纪，这一切似乎都来自是天意的昭示。
而革命派牧师普莱斯则更进一步，认为法国革命不仅是未完成的英国革命的承继，而且英国应该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像法国一样，把英国君主从王位上拉下来。
在英国，有一个人在瑟瑟发抖，那就是刚从精神错乱中恢复过来的乔治三世，此时，柏克站了出来，决定跟国王站在一起。事实上，刚在法国爆发暴乱之初，柏克就表现出了深刻的保留态度。1789年11月，柏克收到了法国年轻朋友查尔斯·德庞特的信件，请教柏克对这一事件的态度。而1790年1月革命派牧师普莱斯煽动性的布道文则彻底激怒了柏克，他觉得是时候要做出反击了，11月柏克出版了他的回应性作品《反思法国大革命》。
《反思法国大革命》是以长信的形式写成，是对查尔斯·德庞特信件的回应。柏克开诚布公地说，这不是伟大事件，不是普遍和谐，不是值得称颂的自由；它是一场灾难。革命不会带来所谓公正人士、激进知识分子以及同路人所期望的优良秩序和理想社会，留下的只能是暴力、血腥、无政府状态、恐怖和内战。
这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在暴力革命之初，柏克就已经深刻地意识到这种由理性的自负所引致的灾难性后果。
柏克认为，自由只有与下列因素结合才有意义：政府；公共力量；军队的纪律与服从；高效且合理分配的税收征集；道德与宗教；财产的稳固性；和平与秩序；公民与社会礼仪。
显然，在任何一个方面，法国革命都未能通过上述检验。
对于革命派牧师普莱斯将法国革命与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类比的言论，柏克认为完全是欺骗。他断言，光荣革命并非人民选择君主之推定权利的实践，所有的有效改革都在范围和期间上设有限制，而不及政治体制的其他方面。普莱斯博士的错误在于追随了法国自然权利的教义，这相应地将宪政例外当成了一般规则，支持的不是渐进变革而是革命。法国革命是一场想象的革命而不是时代传承的宪法之既定观念，而这些观念“存在于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档案以及我们的议会法案之中……而不在……布道文或革命协会的餐后祝酒词中”。
柏克强调传统和继承的重要性。那些想要设计“理想”社会的工程师们，造成了一种如后来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个人之愚蠢取代了共享的智慧，这样一种取代，乃是否定所有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本身。“我们害怕将人们置于仅仅依靠其个人理性份额进行生活与交往的境地；因为我们怀疑每个人身上的那点份额太小，而众人则可以更好地利用国家和各代人积累的普遍库存和资本。”
社会主要不是理性的产物，而是情感的产物。社会更是建立在如下基础上：个人依赖于许多的次级单位而存在，我们热爱所归属的这个小群体，推而广之，才能谈及对国家和人类之爱。
柏克的这一观念或道德关注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群人或者一个阶级，甚至不是一代人，而是与世长存的社会秩序本身。
柏克富有洞见地指出：社会“不仅仅是生者之间的一种伙伴关系，更是生者、死者和未出生的者之间的一种伙伴关系”。
事实上，《反思法国大革命》还是一部充满愤怒之作，这在柏克的其他作品中比较少见，这种愤怒表现在对于暴行的谴责和对玛丽王后的怜悯式描述上。
早在1773年，柏克在和儿子的法国之行中就拜访过年轻的玛丽王后，那次邂逅给柏克留下了美妙的印象。“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令人赏心悦目的人。我看到她从地平线上升起，瞬间为她刚刚走进的这个空间带来了美妙和欢乐，如同晨星般闪耀，充满了生机、光芒和愉悦。”
“我做梦都未想过，我有生之年竟然看到如此的灾难降临到了她的身上，而且是在一个满是对女人献殷勤之男士的国度，一个满是珍惜荣誉和彬彬有礼之男士的国度。”
“骑士气概当道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诡辩家、经济学家、算术家才是这个时代的主人。欧洲的荣光已经永远地消退了。”
柏克珍视骑士文明，认为正是骑士精神征服了傲慢和权力的凶猛，让君权驯服于社会尊严温柔的束缚，让严正的权威屈从于优雅。这一思想在两百年后遥远的东方得到了呼应，思想家顾准就认为，构成西方文明的三大要素（古希腊文明、罗马法和日耳曼的骑士文明）中，骑士文明是重要的一极。
至于玛丽王后最后的命运更加令人唏嘘。1791年6月21日，路易十六和玛丽王后及其家族试图乔装离开巴黎。国王化装成一名男管家，但在逃亡的路上被识破，整个家族亦被扣押，他们被武装押回巴黎，仍然保持了乔装时的模样，这一行为更加激起了暴民们的怒火，他们把国王和王后拘禁于杜伊勒里宫。
1792年夏天，整个巴黎就像精神错乱的乔治三世一样处于癫狂状态，私刑普遍设立，监狱里的囚犯被任意处决，这些囚犯中除了普通刑事犯，更多的是拒绝向新制度效忠的贵族和教士。8月，无套裤汉攻击了杜伊勒里宫，杀死了800名守卫的士兵，将国王和王后囚禁在当普尔堡监狱。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推向断头台。同年10月16日，玛丽王后也被断头于巴黎革命广场（协和广场）。有一幅油画清晰地描绘了这一场景，猩红色的背景隐喻着人类嗜血的本性。王后身着白衣，反绑双手，俯卧在断头台上。断头机前，有人弯着腰，端着盆，奋力接着王后脖项中喷涌而出的血流；另一个人举着棍子，挑着王后的头颅欢呼。他的喊声，惊动了画面左下角的一匹马。那马奋起扬蹄，恢恢地嘶鸣……
据说那天王后走向断头台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她连忙道歉道：“先生，我请求您的原谅，我不是有意的。”王后这段临终遗言和20多天后吉伦特派领导人罗兰夫人的临终遗言一样永载史册。11月8日罗兰夫人临刑前面对自由女神像留下了一句为人熟知的名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革命常常吞噬它的儿女，这在此后直到二十世纪的革命史中屡见不鲜。
《反思法国大革命》是晚年柏克思想繁荣的表现，是他前后一贯的思想成就的高峰之作。从此以后，一个叫做“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开始系统地登上历史舞台。埃德蒙·柏克也被广泛地认为是保守主义之父。
（原发《随笔》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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