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职新华中学
1962年6月，我刚刚从青岛九中高中毕业，无缘高考深造，恰逢青岛新华中学筹建，需要人手。我父亲是青岛市工商联的职工，家庭生活非常困难，我就被父亲工商联的同事、时任新华中学的负责人之一刘咨同志叫了去干活，说不上是不是就业，先干着清理房间卫生的工作。
干了没有几天，恰好青岛市工人文化宫的美术干部姜宝星老师通知我说，文化宫有个宣传劳模的展览，约我去帮忙。那个阶段，我把画画的事看得很重，实在不愿放弃这次机会，就去了，就离开了新华中学。大约在那里干了不到两个月吧，毕竟是临时帮忙，展览筹备结束，我就回家了。
父亲知道我离开新华中学，非常恼火——好好的一份工作，就这么轻易地放弃了！是啊，那个年代能就业、有份工作多么不容易。且不说事业单位没有人事局分配不可能进去，也不说进工厂当一个工人要有劳动局的安排，就说能找个地方当临时工都算很幸运。更何况我们这种家庭，要不是工商联筹备新华中学需要临时工，哪里会有这个机会？父亲生气是有道理的。
无奈，母亲去学校找到了刘咨，刘咨一口答应，说叫白波回来吧。
刘咨的这一句允诺，是我人生的重要路标，注定了我半辈子的职业。后来无论是在六中与他同事，还是我调离六中，以及他退休，我们都保持了极密切的关系，直到前些年他在家病故，他的子女是第一时间通知我，我是唯一到他家里看着处理他后事的外人。这是后话。
我第二次进校后清楚地记得，我在小黑板上写所在辖区选人民代表的选民通知时，抄写了十几位具有资格学生的名字，而我却还不是选民，因为我还没过生日（生日10月份），还没满18周岁，在全校教职员工中我年龄最小。
勤杂工
1962年9月我再度上班，依旧是归总务处管，被安排在传达室做勤杂工。
当时我的工作是在学校传达室负责看门、收发报纸信件、传达电话，拿着个铜铃从前院到后院地为学生上下课摇铃，同时还烧着一座大茶炉，为全校师生供应开水。学校没有食堂，许多家远的学生都自带午饭，每天早晨各班生活委员用大网兜装着学生的饭盒，送到传达室旁的一间小屋里，午前我来装屉，生火，冒着浓烟烧着大锅为他们热饭。老师们下班后，学校只剩下我一个人，要继续留在传达室看门，晚上把大门一锁，封上茶炉的火（以免第二天生火），睡在传达室守夜值班。只有等到第二天早上摇过上课铃后，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由总务处别人替班，我才可以离校支配自己，所以我实际每天须在校工作23个小时。吃饭怎么办？午饭、晚饭都是家里妹妹给我送饭，好在家离学校很近，只有两三百米的路程。
学校没有美术老师，吕秘书知道我能画画，第二年秋季开学就让我兼着给初中班上美术课。其间传达室的工作依旧，也就是当我上课时，别人替我摇上下课铃铛，我下了课还是干传达室打杂那些活儿。
这样的门卫勤杂工工作持续了两年。我没有怨言，因为我每月能挣三十块零五毛的工资，这几乎是全家收入的一半，能帮父母维持家里七口人的生活，就很欣慰。再者，我和那些同样因家庭出身不好而下乡插队、去兵团支边的同学比起来，不还是很幸运吗。
正式执教
到1964年秋季开学，不知什么原因，是学校缺人呢，还是觉得张白波算个人才，学校决定让我全职教学了，教初中一年级新生的语文课并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同时还教着美术课。传达室的工作则由住在校内的那位刘鹤峰老人来打理。
这一年我二十岁，是我人生命运的重要转折。
初执教鞭，我非常投入。教语文，我并不为难，认真备课就是了。初次上课，借了我舅舅一块英纳格手表放在教桌上，以掌控讲课时间。但我毕竟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心里没底。开学不久，语文组的老教师戴学诗老师到我班上听课，我十分紧张，整堂课上我竟感觉好像不知所云。下课后，戴老师只是向我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我为老前辈的宽容心存感激。毕竟由于多年来关注文艺和研究美术创作，积累的文学修养对语文教学会有裨益。记得一次我在讲杨朔散文《荔枝蜜》那篇课文前，备课时我没照抄教学参考书，而是以画家的视角分析了文章的结构、层次、节奏，在备课本上写了一大段独立见解。这段文字被坐对桌的资深老教师马永桢老师看到了，他大加赞赏。
民办学校招收的学生都是公办学校的落榜生，学习成绩差，又调皮，难管理。我整天不是备课、上课，就是处理班务，找学生谈话，走访家长。我办事责任心太强，以至几乎全部精力都搭在工作上了。当时年轻，有激情，记得有段时间我约着学生清晨早早到校，带着他们到观象山小篮球场跑步。由于和学生年龄相近，工作效果还不错。大约二年级的时候，我曾做过一次测试，因为我要帮别的老师带学生下乡劳动，故意对同学说我要离开大家了，结果班上许多同学都哭了。为此我曾颇感欣慰。
这一班学生现在都已七十多岁了，依然与我保持密切联系，几乎每年都聚一聚。
1964年作者在青岛观象山留影
作者时任初一班主任，经常带领学生到山上晨练跑步
作者时任初一班主任，经常带领学生到山上晨练跑步
其间，我还兼教初中的美术课，每周五上午参加市北区中学美术老师的集体备课活动。当时一起备课的老师有：赵洁（四中）、李文才（八中）、韩湘浦（九中）、鲁星五、夏君英（十中）、陈老师（十一中）、王古（十三中）、晏文正（28中）等。每每大家相聚聊天，十分愉快。
当年学校支持教师到青岛教师进修学院进修业务，我选修的科目是中国画和毛主席诗词两项。教授中国画的是赫保真先生，教我们花鸟画。当年没有合适的教材，都是赫先生亲自刻蜡版，手工油印白描画稿，用订书钉装订起来，名曰《见山楼画稿》，学了两年，到“文革”就停了。教毛主席诗词的是张挺先生。
自学版画
我在《世纪沧桑忆九中》一文中说过，我读高中阶段，曾为了能从事舞台美术工作，刻苦自学过美术。毕业后无缘舞台美术，来到新华中学作勤杂工，我对美术的热情不仅没有熄灭，反而在这种日复一日琐碎无聊的劳作中，在环境狭小精神压抑的苦闷中，越发向往美术了。我不甘心在这间小小的传达室耗尽自己的青春年华，觉得唯一出路就是业余美术创作，只有在创作中寻找美，亲近美，才能安抚自己的心灵，求得自我的精神寄托
我选择了版画自学和创作。
在各类画种中，我觉得自学版画比较容易，特别是黑白木刻。我没有机会去专业学校学习，但可以从发表的版画作品中学习，学习道路比较简捷，成功率比较高，这是其一。其二，学习、刻制木刻的物质成本比较低，不像画国画、油画动辄须花很多钱买材料，省钱，对我来说很重要。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认为版画便于最直接地进入创作状态。那时候，我对艺术创作充满激情，绝不满足画一般的“习作”，而是那么热切地渴望能创作出自己的作品。我觉得，油画、水彩、国画完成创作比较难，没有相当的造型能力、色彩基础根本不能进入创作状态，而我业余自学又几乎不可能达到那种技术层面的要求。再说就算我非常用功，不停地画下去，哪年才能成功？而木刻创作，似乎可以最大限度地绕过那些绘画基本要素，直接进入创作。最好的例子就是四十年代延安时期的木刻创作。那么艰苦困难的条件下，能出现那么丰富的艺术作品，无疑对我是极大的诱惑和鼓励。我对木刻创作充满向往和自信。
那个年代，艺术生活并不普及，社会上几乎没有职业画家和艺术创作机构，在青岛，版画又是冷门，版画家极少，几乎找不到专业老师，因此，自学就是纯粹的自学。我的启蒙老师就是李平凡的《怎样刻木刻》那本小册子。我很快就进入到边自学边创作的状态，艺术来源于生活，那时期我创作了一些校园学生生活题材的木刻小品。边教课边刻版画，艺术创作抚慰着我孤寂的心境。
1965年假期，我还被青岛市文联借调过去搞过一段展览创作。（待续）
有趣的故事（木刻版画·张白波 作 1965年）
张白波，1944年10月出生，1956—1962年初中、高中就读于青岛九中。曾执教于青岛六中，系青岛画院专职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理事。历任山东版画家协会副主席，青岛版画研究会会长，青岛市美协副主席，青岛美学学会副会长，青岛画院副院长。为青岛市首批拔尖人才、终身接受政府津贴的青岛市高级专家，国家艺术基金专家委员会评委。连任4届市政协委员。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及国际美展，并获金、银、铜、优秀等多种奖项。1999年荣获中国版画最高奖“鲁迅版画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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