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帝”梁克刚 （阿占 画）
梁克刚的话，曾让不少当代艺术家恼怒，沮丧，焦躁。与此同时，他那廓形时尚的眼镜片后面却是一杯静冷的光。听者死死地盯着他，一边希望他那极富口才的嘴巴停下来，一边又希望他永远说下去。他的话似乎是挖掘不竭的宝藏。他的话也似万劫不复的深渊。他是著名的吐槽帝。听他“上课”的艺术家只能认栽。
他有一连串的头衔：当代艺术策展人、观念艺术家、建筑师、美术馆运营专家，他总是带着与生俱来的精干与热情，风尘仆仆地出现在青岛或不同的城市。这么多年一直这样。他能连轴地飞，从上海，从成都，从香港，从海南，从西安……从四面八方飞到青岛。2014年策展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展《无常之常》以后，他的飞行线路更复杂了，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法国的里昂，德国的汉堡，都是他的起点或终点。
有一年，他的国内飞行里程接近13万公里，航班109次，国际航班25次。一天飞三个城市，不算什么重头戏。飞行对于他来说就像一个时时上演的行为艺术——他似乎自带隐形飞行器，自己给自己加油，自己给自己预备红眼航班，自己给自己准备起降条件。
多年前，地产商开始掌握社会话语权的时候，梁克刚却毅然收停了风生水起的地产顾问公司和设计公司，全身心地投入艺术领域。他认为，只要有艺术傍身，就能很容易地逾越物质的困扰和功利的羁绊，变得更加真实、朴素与简单。
很快地，这个理想主义者就成了现实主义的对手。
那一年，“中国住交会”在北京开幕，火爆的现场忽然出现了一个戴枷锁镣铐的人，步履艰难地“巡场”，看上去随时都有被沉重枷锁压倒的可能。走近了，却见枷锁之上赫然着“房奴”二字和楼房户型图。
这便是梁克刚的行为艺术作品《房奴》。现场骚动起来，尤其是当梁克刚戴着这套沉重的行头在潘石屹的大照片前单腿下跪时，一阵哄笑冲向了高高的天棚。
梁克刚说，这个作品借鉴中国古代用来囚禁犯人的“木枷”，在住交会现场选择典型场景拍照，使沉重压抑的具象的“房奴”与房地产行业的浮夸、炫富，形成强烈对照，以期使观者产生心理震动，并引发集体反思。
随后，梁克刚在媒体采访时发声：“作为观念艺术家，我只负责提出问题或强化问题，这些问题也并非我个人可以解决的。从创作角度上来讲，这是一个相对简单直接的作品，但也正是我所一直追求的可以与非专业的普通观众直接交流互动的方式。我不喜欢那种文绉绉的煞有介事的创作方式，今天的中国，波澜壮阔、复杂多样、鱼龙混杂的社会现实比任何以西方艺术史体系为标准的，故弄玄虚的学术研究更加精彩和刺激，而我正是希望运用这些社会现象资源、趣味以及混乱作为创作材料和素材，借助现代传播手段引发强大的社会效应和关注。”
时间过去这么多年，这个作品的意义越发被证明着。正如当年所预知的那样，房地产价格全面高涨、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无法有效解决已经是长期存在的问题。而“房奴”们——贷款买房的普通消费者由于承担巨大的个人信贷压力彻底失去了选择城市、工作乃至生活方式的自由，这是对于人性与人身自由最大的禁锢与压抑。
梁克刚如当代艺术的一帖清醒剂，不失真挚，不丢道义，不忘本分——把自己放到风险的入口，让更多的真相浮出水面。这些年来，他在国内外主持策划了上百个当代艺术展览以及几十个文化交流项目，其中既有中外艺术家的个展，也有参展者超过百人规模的大型艺术展。他还同时参与了数十家民营美术馆的筹建、创办与管理，已经成为国内艺术圈最活跃最专业的艺术策展人之一，最有经验的美术馆管理专家，以及一位敢于仗义执言针砭时弊的文艺评论家。
青岛的当代艺术圈幸亏有了克刚，有人这样说。他一直在制造青岛当代艺术家与国内一线当代艺术家同台展示交流的机会。梁克刚回来，也是青岛的当代艺术家们小聚一番的理由，听他调侃或洗涮国际艺术界标新立异的艺术作品，是大开脑洞的好时机，是重建体系的好时机——当然，也是自找纠结的好时机。
梁克刚的领袖风范或许与他小学戴“三道杠”、大学期间被授予优秀团员、“新长征突击手”、市级劳动模范的经历有关。至少，这样的成长经历构成了他良好素养的一部分。
1975年，他被母亲从内蒙古包头送到青岛的外婆家读小学，蓝天碧海红瓦绿树与黄沙漫漫的西北钢城之间所形成的巨大反差，把6岁的男孩镇住了。“可以说我比大多数土生土长的青岛人更爱青岛，青岛就像我的初恋情人，是永远的清纯蓝梦。”
外婆家在黄岛路17号，西城最大的里院。梁克刚就近读了芝罘路小学。
1980年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九中，1986年考入青岛建工学院学习建筑设计，同年开始参加包括“露天画展”在内的美术新潮运动。
梁克刚说，青岛感情里坚实的一部分，就在当年一起探索前卫艺术运动的老朋友之间，很具体，不抽象，“如果没有这些老战友，可能我与青岛的联系也会淡漠很多。”
除了策划严肃而学术的展览，创作具有观念性的作品，梁克刚也擅长用“吐糟体”开当代艺术的玩笑。梁克刚曾连续三年赶赴香港巴塞尔艺博会，即兴编撰的图文并茂的吐槽体文本在微信、微博等社交网络上被疯狂转发数百万次，梁克刚被网友誉为“吐槽帝”并一举成为艺术圈的网红。“吐槽香港巴塞尔”也成为艺术界影响最为广泛的网络热门事件。
这些年，梁克刚的脸上时常浮现出疲惫。他睡不好——即使在家乡，在母亲所在的地方，失眠仍然是一首不知如何收尾的诗。大家心疼了。可他较真，既已踏上了“歧途”，情愿背负到底。
私聊
阿占：在各种艺术样式大爆炸、各种创新媒介挤压的当下，想靠绘画生存下去真的是越来越难了。
梁克刚：工业革命和照相术终结了古典艺术，之后风起云涌的现代艺术运动及其后兴起的观念艺术大潮彻底改变了艺术的使命、路径、职能和面貌。装置、行为艺术、大地艺术、影像、新媒体、数字艺术等在媒介上的不断拓展带来几近无穷的呈现，可能把绘画挤入更加寂寥的境地。显而易见的是绘画在当代艺术格局中的处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边缘、困顿与艰难。真正有着当代文化意义的绘画创作再也不可能是一种愉快的修身养性和淋漓尽致的情感宣泄了，而是充满了思辨的痛苦、突围的焦虑和意义的不确定性。当然那些负责装饰中产阶级家庭墙面的小清新绘画不在此讨论范围之内。所以今天做一个执着于绘画有真正的学术追求的艺术家绝非易事，没有发乎身心的强烈热爱几乎是无法坚持下去的。这个世界有两种不同的藏家——靠耳朵买的人，到处道听途说，把艺术当股票当投资；而靠眼睛买的人，相信自己的直觉与品味，把艺术当喜好。后一种人越多，艺术市场越健康。
阿占：如何在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中寻求互相沟通的方法？
梁克刚：中国的文化跟着西方跑了这么多年，一直在学他们这两百多年的东西，而中国传统千余年的文化被搁置不用，实在是荒唐。在现在的时代背景下，更多发掘自身的文化基因，相比于依旧遵从西方的美术史来说，有意义得多。
阿占：“吐槽帝”身份，让你像“90后”一样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
梁克刚：“吐槽”是我做的一个实验。我当时的出发点就是想看看一个人用一部手机到底能干成什么，我其实是在研究，在一个移动互联网和自媒体时代，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怎么去放大一个效应，怎样去传播。微博时代我就在做实验，专注地去研究自媒体，包括互联网，它能给艺术家带来什么可能性。渐渐地我发现，互联网这个领域，特别沉重的东西大家不愿意去传播，一个调侃的、轻松的方式，带来的传播效应却是非常巨大的。艺术家不是社会学家，不是政治家，艺术家要学会用艺术的方式来表达，那是一种更巧妙的、经过转换的方式。实际上，我做了这个实验以后，我自己最大的体会就是把一个事说明白非常简单，把一个事说有意思太难了。
原载《私聊》
青岛财经日报·人物副刊
2022.8.10 A8 版转载
组稿编辑：周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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